一、西周、春秋、战国的法律

　　(一)西周的法制思想及其影响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是西周统治者在夏商时代“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商的统治者就号称是“受命于天”，对不服从自己统治的行为进行讨伐。西周推翻了商朝的统治，要为自己的统治找出合理合法的依据，所以就说“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的人，一旦统治者失了德，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的统治者就会取而代之。这就是“以德配天”。有德的统治者还必须“明德慎罚”，就是首先要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百姓臣服，实在不行再适用刑罚，用刑时要宽缓、谨慎，不要一味地严刑峻罚。

　　这个思想对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有深刻影响。汉代中期以后，逐渐发展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二)礼刑关系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法律渊源，是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的总称。(宗法是以父系家族为中心、以血缘远近来区别亲疏的一种规则)。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的仪式。在奴隶制社会发展为一套礼制。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原则精神，可以归纳为“亲亲”和“尊尊”。即亲其亲者，尊其尊者。二是具体的礼仪规则，各个朝代有不同的规定，西周时期表现为“五礼”，即五个方面的礼仪规则：吉(祭祀)、凶(丧葬)、军(行军打仗)、宾(待客)、嘉(冠婚)。

　　礼和刑相辅相成。出礼则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三)契约与婚姻继承法律

　　契约：西周的买卖契约称“质剂”，写在简牍上，买卖奴隶、牛马等使用较长的契券，叫“质”，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较短的契券，叫“剂”。西周的借贷契约称“傅别”，“傅”是把双方的权利义务写在简牍上，“别”是在简牍中间写一个“中”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这表明古人已经注意到契约的严肃性。

　　婚姻：“六礼”是缔结婚姻必须经过的六个程序，“七出”是解除婚姻的条件，“三不去”是对夫家休妻的限制。

　　(四)成文法的公布

　　中国奴隶制时期的法律基本上是不公开的，不成文的。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社会早期立法法制发展水平低下，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追求法律神秘主义，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方便自己的统治。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都在变化，另一方面是原有的法律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工具，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春秋中期以后，一些诸侯国开始制定和公布成文法。

　　第一次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权力的鼎上，史称“铸刑书”。第二次是公元前513年，晋国大臣将晋国的刑书铸在鼎上，史称“铸刑鼎”。

　　(五)《法经》与商鞅变法

　　《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是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制定的。共六篇：盗法，是关于侵犯他人财产的处罚规定;贼法，是关于破坏统治秩序的处罚规定;网法，又称囚法，是关于关押罪犯的规定;捕法，是关于逮捕罪犯的规定;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犯罪的处罚规定，主要是六禁;具法，是定罪量刑中从重从轻原则的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法经》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地位很高，不仅因为它是第一部系统法典，还因为它的篇目基本上为秦汉律所继承，其内容也为后世法律继承与发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次政治法制改革。这次变法在法制史上影响最大的内容包括：一是改法为律，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划一性，要求法律象音律一样均衡划一;二是“以法治国”和“轻罪重刑”，以法治国是相对于儒家的礼治而言的，指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是法，而不是礼或者德。而法家的所谓法就是刑，而且是重刑，即使对轻微的犯罪也用重刑，所谓“以刑去刑”。

　　二、秦汉、魏晋时期的法律

　　(一)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秦代刑罚中有一些需要注意，如徒刑，羞辱刑，经济刑。总的来说，秦代刑罚是在奴隶制五刑(黥、劓、刖、宫、大辟)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发展起来的。

　　(二)秦代刑罚适用原则

　　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以身高为标准，六尺五寸为成年人，低于此身高的为未成年人，一般不负刑事责任。

　　(三)文、景帝废肉刑

　　直接起因是缇萦上书。

　　文帝改革：把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把砍左脚改为笞五百，砍右脚改为弃市。

　　景帝改革：将原来的笞三百改为笞二百，原来的笞五百减为三百，并且颁布了《箠令》，规定了笞杖的尺寸规格，削平竹节，行刑时不得换人。

　　文景帝废肉刑虽然不够彻底，但减轻了刑罚的严酷性，结束了奴隶制的肉刑制度，为封建制刑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汉律儒家化

　　“上请”制度和亲属相容隐就是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上请即通过请示皇帝，给犯罪的官吏、贵族以某些优待。一定级别的官吏、贵族犯罪，司法机关判决后不可直接执行，还必须上请皇帝裁夺。

　　亲属相容隐，即亲亲得相首匿，一定范围的亲属间相互隐匿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原则上卑幼首匿尊长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尊长首匿卑幼，如果所首匿的是一般犯罪也不必追究，如果首匿的是死罪，则上请廷尉或者皇帝，由他们定夺是否追究首匿者的刑事责任。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的发展变化

　　首先，法典结构体例的变化。《魏律》精简了汉律的篇目，只有18篇，并且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晋律》即《泰始律》，继续精简法律条文，在“刑名”后增加了“法例”，丰富了刑法总则的内容，律学家张斐、杜预逐条加以注释，这些注释经皇帝批准颁行，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晋律》又称“张杜律”。《北齐律》又进一步精简篇目，确定为12篇，将刑名与法例合并，称为“名例”，置于律首。《北齐律》确定的篇目和体例对于隋唐时期的法典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内容上的变化。“八议”入律(《魏律》);“官当”正式出现在《北魏律》和《陈律》中;《北齐律》首次规定“重罪十条”;《晋律》首创“准五服制罪”原则;北朝正式将流刑纳入五刑，并将其作为死刑的宽贷刑;北魏时期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

　　三、司法制度

　　中央司法审判机关从西周的司寇，到秦汉的廷尉，到北齐定名为大理寺。监察制度始于秦代，当时设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晋代建立御史台，权力极大，纠举一切不法案件，当然主要是官吏的不法行为。

　　诉讼制度：西周的五听(五种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方法)、五过(法官的五种徇私枉法行为);秦代的公室告与非公室告;汉代的春秋决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