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红：批判与反思：百年以来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上）
发布日期：2009-05-25 文章来源：互联网
在古老的中华传统法系中，明清时期的秋审（和朝审）制度长期为中外研究者们瞩目。以较长的视角观之，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延续，在思想上既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之于中国传统政治、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影响，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对刑狱之事相当的敬畏和谨慎以待的心理。而该项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从《礼记·月令》为代表的、对西周“秋冬行刑”的经典记载，到汉唐的“秋决之制”，再到明清时期的秋审（和朝审）制度，这一清晰而连续的法史脉络，标志着在与西方法律文化发生冲击碰撞以前，中华传统法系自身的不断演进和日益成熟。
然而，自中国清末法律改革以来，传统的中华法系加速解体，偌大的中国逐渐向近现代法律体制迈进。为了在全国的范围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除了向国外寻找先进的法治经验，并不断予以引进、移植外，固有的法律传统既是前进中需要克服的阻力，同时也是无可回避的认识对象，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经验和力量源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律学开始式微，作为现代法学的一个分支——法史学的研究活动也慢慢展开。如果从1902年清廷发布变法的诏旨算起，蓦然回首，我们已然走过百年时光。在这一百年里，由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几经变幻，波诡云谲，法史学研究也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发展历程。具体到有关秋审的研究来说，这一百年的学术发展，有进步也有退步，有创新也有复古，有宏大叙事也有具体研究，真可谓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笔者拟以百年来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为考察对象，作一历史性的回顾，力图对这一百年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状况作一概括性总结，希望为将来之研究立一标杆，并愿法史研究能不断向纵深前进。全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对于有关秋审（和朝审）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却不为人们注意，经常出现混淆甚至出错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考证，力求提供一个正解；其次，分三个阶段对百年来中国有关秋审之研究进行概述，既要对前辈们的研究成绩加以表扬，又将对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予以揭露；最后，将笔者近年有关秋审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予以缕述，呈现在学界同仁面前，公开接受大家的批判。
- 有关秋审和朝审三个基本问题
秋审和朝审是清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号为一代大典。其专门以死刑监候（斩监候、绞监候）案件为审录对象，规制详备，仪式隆重，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颇受研究者的关注。在目前众多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中，清代的秋审和朝审又均被列为重要的知识点。然而，相当大部分此类教科书，以及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的概念、进行之次第、制度确立的时间等基本问题的表述，大多囿于材料和认识的局限，不乏谬误之处。下面谨据笔者所阅，以材料和事实为根据，对上述三个问题做些拨乱反正的工作。
1.秋审和朝审的概念
在2000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卷）》（以下简称《百科全书》）中，对清代的秋审和朝审的概念分别作如下表述：
秋审 清代对各省死刑案件的复审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名之。
朝审 清代每年霜降后十日至冬至前对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的复审制度。1
这样的表述在目前中国大陆法史学界比较有代表性，时下流行的一些教材乃至一些教师的课堂讲授大都如此。然而，以这样两个简单的概念来定义清代秋审和朝审制度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其中存在不小的认识偏差。
且看康熙朝《大清会典》中经典的概念表述：
朝审 令每年于霜降后十日，将刑部见监重囚，引赴天安门外，三法司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官逐一审录。若有司称冤并情可矜疑者，奏请减等缓决，其情真者，具题请旨处决。
秋审 直隶各省重囚比照在京事例，令督抚各官将情真、应决、应缓，并有可矜、可疑者，分别详审，开列具奏，候旨定夺。2
将以上两组概念比较观之，前者表述相当简略，后者则较为详细。具体差别也很明显，主要有二：其一，前者将秋审发生的区域概括为“各省”，后者为“直隶各省”；其二，前者将朝审的审录对象指为“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后者概括为“刑部见监重囚”。此两点差别，即为问题之所在。首先，《百科全书》将秋审和朝审发生的区域以“京畿地区”和“各省”区别，《大清会典》乃以“在京”和“直隶各省”相区别。众所周知，清代“直隶”和“各省”的含义不同，行政建置上一般不相统属，二者含义更不容混淆。因此，《百科全书》将秋审和朝审发生的区域作如上概括，与清代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然而，此种不符犹为小者，《百科全书》对朝审对象的解读，才是更大的失误。《大清会典》明确将朝审对象限定为“刑部见监重囚”，即刑部监狱中当时在监的死刑监候案犯。《百科全书》却将之解释成“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不仅十分笼统，而且与前者的含义有很大出入。对于后者之表述，我们很容易理解成朝审的对象就是发生在京畿地区的死刑监候案件。然则“京畿地区”所包含的范围何其广也，不知要比刑部监狱大出多少倍呢！因此，前者的表述显然存在问题。
其实，尽管刑部监狱的范围比“京畿地区”的范围小得悬殊，“见监重囚”的来源却远超出“京畿地区”之外。朝审的对象不仅包含了发生在京畿地区的死刑监候犯人，还有来自其它地区的一些重犯。其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例如：（1）重罪解京官犯。《清仁宗实录》即明确指出：“各省官犯中多有令其解交刑部监禁者，例应归入朝审办理”3。另外，清雍正五年（1727）九月间四川巡抚蔡珽因犯重罪，被解京审讯，拟为斩监候，后来即入朝审办理，笔者即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雍正朝题本》中发现了相关档案4。（2）旗人犯重罪解京。康熙十八年（1679）《见行则例》曾有明文规定：“旗下人在直隶各省等处犯有强盗之罪者，停其解部，即在彼处正法，其余有犯仍行解部审理”，又“刑部议为群棍杖旗讹诈一案，具题奉旨：贾二等即就彼处斩，汤二依议应绞，着于彼处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嗣后旗人在某省犯罪，定拟重辟者，不必解部，俱着于彼处正法”5。由此推知，在《见行则例》颁布以前，“旗下人在直隶各省等处犯有强盗之罪者”和“旗人在某省犯罪，定拟重辟者”皆解送京师，成为“刑部见监重犯”。除以上二者以外，“刑部见监重犯”还应包含其它一些情况的死刑监候犯人，朝审对象的类型和来源构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然而，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刑部见监重犯”并不以发生在京畿地区的死刑监候案件为限。
另据笔者所知，清代五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会典”皆明确以“刑部现监重囚”为朝审对象，在薛允升、沈家本等人的相关论述中也是如此。而究竟是何原因使“刑部见监重囚”误解成“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又是何时出现这种误解的？个中原因，目前很难探得真切。然而，基本可以肯定：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阅读史料不够细致、占有材料不够广泛而导致的，后来者不可不引以为戒。
以时间的角度观之，秋审与朝审皆在秋天举行，此乃往古“秋决”之遗意。因此，从广义上说，皆可统称为“秋审”。清初纂修《明史》，在《刑法志》中对明朝朝审制度言之未详，民初纂修《清史》亦承此弊，致天下误以明朝仅有朝审，而无秋审。董康于民国三十年（1941）纂辑《秋审制度》，专讲明代故事，盖有深意存焉。其在该书“辑例”中为防时人之讥，不惮其烦，将“秋审”概念作如下申说：
朝审，本北京之特例，其后推行于南京。至弘治二年，始定有各省遣官审录之例，并无“秋审”之名也。然天顺三年之制，而为霜降后虑囚而设，易言之，即秋审也。本编之定斯名，并无名实不符之嫌。6
以广义言之，董康将明朝的“朝审”换称为“秋审”，大致没错。然而，从上段文字的闪烁其词来看，董康毕竟是惮于将明朝的“朝审”径呼为“秋审”的。其实，这样的申说虽有一定道理，却也有可不必之处。因为，在明朝的史料中早有将“朝审”泛称为“秋审”的明确记载。例如，《明穆宗实录》卷五十八载：
刑科给事中陈三谟等言：“迩者，法司列上有词狱囚，奉旨再回，两造具备，可以立决。独武振等六人皆失事将领，多系督抚，诸臣所论，无可诘证，宜仍敕各抚按核实，刻期奏报法司，从公酌议。如未合死律，即改拟上请，令其戴罪立功；若情无可原，亦不得轻释，仍于今年秋审之后，断绝一二，以为偾师者之戒。”刑部复如议，从之。7
综上，我们可知朝审之得名，有很强的空间地域性；而秋审之得名，乃源自明显的时间特征。因此，以时间为观察点，将朝审改称为秋审是十分自然之事，亦无不可。相反，以空间地域为观察点，将“秋审”称为“朝审”，在清代某些时候也是可以的。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不仅因为我们经常在清代秋审和朝审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屡屡发现将二者混称的记录，而且有具体的制度原因，这原因容待下一部分再做交代。此处的基本结论就是：从时间的广义上“朝审”是可以称为“秋审”的，但是狭义上之朝审自有其特定的对象，并不以“京畿地区的死刑案件”为限。
2.秋审和朝审进行之次第
从清代官方的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出，秋审乃比照“在京事例”（即朝审）进行，可以说是朝审的扩大和发展。而有关秋审和朝审二者哪个在先举行，现有的史料记载存在不同的说法。对于这种史料记载上的矛盾，美国人D·布迪（Derk Bodde）与C·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著《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进行了揭示。该书言道：
关于朝审的举行日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朝审的举行日期在秋审之前。另一种意见认为，朝审在霜降后十天举行（大约在公历十一月二日或三日），二者相差一个月。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见？我们认为，每年霜降后十天举行朝审可能是清代初期的制度（明代即于此时举行朝审）；而在清朝统治过程中，为方便起见，将朝审日期提前，使与秋审日期相连贯。这样，上述两种意见也就不再矛盾了。8
在现有的出版物中，最早发现并予以明文揭示此类矛盾者，当非此书莫属。然而，很不幸的是，该书的解释十分牵强，既很难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也缺乏具体的材料依据，仅是想当然罢了。据该书所作注释得知，上述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来源于《清史稿·刑法志》和《大清律例》；后一种出自“《大清会典》卷五十三”9，并没有注明版本。而我们根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在当时颇具权威的《秋谳志略》一书，得知“顺治十年，题霜降十日前录朝审重囚。康熙十六年，定霜降前会审秋审，霜降后朝审”10。由此，第一，如果将顺治朝看作清初，则清初朝审当在霜降十日前举行，恰可否定该书“每年霜降后十天举行朝审可能是清代初期的制度”的说法。第二，该书的解释中暗含了这样的逻辑，明代即于霜降后十日举行朝审，清初的做法是因袭明朝而来，如果将顺治、康熙两朝皆看作清初，则清初的朝审时间是经过更改的，并不与明朝完全一致，则该书的说法又是站不住脚的。
然则上述两种不同说法之间的矛盾应如何解释？清末律学名彦吉同钧这样告诉我们：
其朝审人犯，刑部议定后，又由部奏请钦派大臣十人，取刑部所定，各加详阅，谓之覆核。朝审如覆核有疑义者，由大臣签商刑部，据签解明理由，然后统将内外招册分送部院、九卿、詹事、科道。于八月下旬，择日在金水桥西朝房，刑部堂官合大学士、九卿、科道按次席地而坐，将外省秋审名册逐一唱名，并将朝审人犯提至朝房，按名分别实缓唱令跪听，谓之朝审上班。上班以后，各部院科道俱无异议，然后备本具题请旨定夺。其情实并有关服制人犯，由刑部缮写名册，纸用粉敷，墨书粉上，谓之黄册，以备御览。候至霜降以后，奏请钦天监择选分定勾到日期，先远省而后近省，末后始及京师。11
由此方知，（1）布迪和莫里斯二人所试图辨明的秋审和朝审日期，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朝审上班”；（2）在“朝审上班”的时间内，不仅要“将外省秋审名册逐一唱名”，更要“将朝审人犯提至朝房，按名分别实缓唱令跪听”；（3）不管是朝审上班，还是勾到，大致有一个“先远省而后近省”的原则，这样的做法会使内外处理的时间基本一致，比较合理；（4）“上班”并不意味朝审或秋审全部，后面还有“勾到”、“奏决”等程序。（5）所谓“霜降以后”进行秋审或朝审，实际是指“勾到”，即对秋审的结果作最后的裁定，是以有必要将“朝审上班”和“勾到”日期进行区分。不仅如此，在“朝审上班”以前，京师内外各司法审级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相当繁剧，耗时甚久，也十分必要。因此，秋审和朝审实为一连续而重要的司法环节，并不能也不应该以某一时日来定位。
其实，造成今人对秋审和朝审举行时间之混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即康熙年间对秋审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阮葵生《秋谳志略》载：
国初刑部会拟朝审皆本部会审之案也，而其十五省之案皆由各省巡按会同巡抚两司核实定拟具题，于霜降前请旨施行，不下九卿覆审。自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奉上谕，以各省所定未及部审之平允，始令刑部覆审各省。凡秋审并令九卿会议，分为三项，一情实应决，二缓决，三可矜可疑，以康熙五十七年为始。12
此中“刑部覆审各省”，并“令九卿会议”，可称为“中央秋审”。不仅明朝天顺、弘治以后没有此项制度，即使清初亦不曾有。据《清世祖实录》载：
（顺治十年）八月甲申，刑部题朝审事宜日期：于霜降后十日举行，将情实、矜疑、有词各犯，分为三项，俱具一本请旨。其情实各犯，奉有御笔勾除者，方行处决。在外则督抚会同三司，查应决囚犯，酌量行刑，其余仍监候奏闻。直隶地方则刑部差司官二员，前往会同督抚审决。13
从此段内容看，顺治十年所定京师和“直隶地方”对死刑监候案件的覆审程序上不相连属，时间界限也相对分明。而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谕旨一出，增加了“中央秋审”环节，覆审之地设在京师，亦在秋天举行，则秋审和朝审之时间、地域更加接近，也就更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了。再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清朝人往往会将朝审与秋审的称呼混用，却并不在意。比如，刑部秋审处的一份档案记载：
刑部为会审事，照得本年朝审届期，例应会审，招册业已分送在案。今本部定于本月二十九日辰时在天安门外会审，至期一体会审可也。须至知会者本日念稿。
这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二十七日秋审处给典籍厅的一件“知会”，雕版印式，具体日期、及典籍厅等字样为手填，并在右侧手注：“二十九日念安徽、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省稿”。很明显，这就是吉同钧所言“刑部堂官合大学士九卿科道按次席地而坐，将外省秋审名册逐一唱名”，也就是中央秋审的部分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熙五十六年该项谕旨发布后，朝审的含义也随之扩大。即如乾隆朝的这份“知会”所显示的，朝审已然从时空上将各直省秋审的部分司法环节吸纳进来，朝审和秋审的程序逐渐联成一体，界限不如既往那样分明了。
3.秋审和朝审制度确立的时间
关于明代朝审的起始时间，《明史·刑法志》载：“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15，这条材料被一些学者经常引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中所记朝廷下令时间（“天顺三年”）并不准确。明弘治七年（1494）大臣马文升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谈到，天顺二年（1458）九月二十五日，奉英宗皇帝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自天顺三年为始，每至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著三法司奏请会集多官，从实审录，庶不冤枉，永为定例。”16由此可知，降朝审之旨实为天顺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而非天顺三年。明代朝审之制，亦应自天顺三年始。
有关清代秋审和朝审制度确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如薛允升云：“朝审之例，起于前明天顺，秋审始于康熙年间，系仿照朝审之例办理，乃秋曹中一大典章”。17稍后，吉同钧谓：“顺治十年，京师设朝审，直隶始设秋审。十五年，各省遍设秋审。由刑部差官二员会同该抚按审奏，后改差三法司堂官会审。康熙五年停止差遣，由各省巡抚举行”。18吉氏于薛氏有师承关系，有趣的是，二人对于清代秋审起始时间的说法却不一致。
根据上述《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年八月甲申日的记载，吉氏“顺治十年，京师设朝审，直隶始设秋审”的说法基本是没有问题的，顺治十年实为清代秋审和朝审制度的重要起点。然而，“（顺治）十五年，各省遍设秋审”的说法，亦有所本。据《古今图书集成》卷五十载：“顺治十五年，题准：重罪人犯除畿辅照旧审录外，其各省秋审务依地方远近，将奉旨秋决重犯，巡按会同该抚及布、按二司等官，照在京事例详审，将情真应决、应缓，并有可矜可疑者，分别开列，于霜降后具奏，候旨定夺”，又“令：人命至重，凡内外审拟重犯，应监候者，俱分别秋后处决及监候缓决两等具奏” 19，这与顺治朝《大清律集解附例·名例律》“死刑”下小注：“除罪应决不待时外，其余死罪人犯，抚按审明呈招，具题部覆，奉旨依允监固，务于下次巡按御史再审，分别情真、矜疑两项，奏请定夺”20基本一致，亦应比较可信。然而，根据遗留下来的一件顺治朝题本档案，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
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十一日，刑部尚书任浚等题：
今朝审奉旨于霜降后十日举行，……诸臣敢不奉行惟谨。但闽远在天末，川途修阻，邮传最迟。前项刑部咨文，臣于十月十六日方始接到，已逾霜降月余，届期冬至只旬日余耳。臣准部咨，即飞檄按察司转行各府州县，将一切重犯造册送审。惟是闽省非无事之时，下游兴、泉、漳三郡正在议抚，海警频传，上游延、建、邵、汀山寇流突，师旅戒途，各属文移邮递需兵得达，应审人犯似难速解。臣凛遵功令，节次行催，随据该司详称除申报原无应审重犯外，如漳州府属新岩、漳平、诏安、宁洋四县及延平府属南平、将乐、永安、大田四县有无重犯未经申报，只据福州府属并建宁、邵武、汀洲三府、福宁一州陆续解犯人到司。至于辟远难行之处，与泉州府属，谨将惠、安二县只据呈送报册由，其罪囚莫能赴审。兴化府属莆田县报有应审重犯屡据呈详，原证散处各乡，因寇氛充斥，难以拘齐，事关大辟，万一疏虞，咎将谁委等因。而该司汇册送臣之日先后不一，屡催既未全解，待齐愈觉后时。况解到之犯不便久羁省会，同都、布、按三司并各道虚公研审，内有情罪最重应决者，该臣另疏旨发落。但各属赴解稽迟，参差未齐，寇阻时艰，情或可原，非敢故延、自干罪戾者也。……奉旨：相应免议。21
任浚等人所上题本之缘起，因为是年福建秋审处决逾期，按规定各属将受处分，但由于“闽远在天末，川途修阻”，再加上“海警频传”、“山寇流突”，“非敢故延，自甘罪戾”，特向皇帝求情，最后得免议。由此可见，清初外省之秋审，在顺治十五年之前业已举行，并不以顺治十五年为始，亦非如薛允升所言“始于康熙年间”。而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顺治朝四边未靖，“终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服”，非“真正统一中国”22，外省秋审虽已举行，但举步维艰，实际影响亦颇有限。
然而，薛氏有关清代秋审起始时间的说法虽不准确，却也有所根本。据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
康熙十二年，题准直省秋审：令该督抚会拟情真、缓决、矜疑，分别具题。每年于七月十五日内到部，若限内不到者，将该督抚交该部议处。各犯原案具在刑部，将该督抚所题贴黄，加三法司会议看语，并该督抚会审情真、缓决、矜疑看语，刊刷招册，进呈御览后，分送九卿、科道官员各一册。八月内在天安门外会议情真、缓决、矜疑，分拟具题，请旨定夺。候命下之日，咨行直隶各省，将情真犯人于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正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俱限四十日，江西、浙江、湖南、甘肃俱限二十五日，江南、陕西、湖广俱限十八日，河南限十二日，山东、山西俱限九日，直隶限四日，盛京限十五日，宁古塔限一个月，将咨文封面上明注所到限期发行。若沿途该地方官限内迟延不到者，该督抚查明题参。至直省督抚将情真、缓决、矜疑者审拟具题之后，有续发事件，不必具题，俟来年秋审。其盛京等处监禁重犯，亦造黄册，入在直省秋审内具题完结。23
从此次“题准”的内容看，已经将秋审的基本程序规定得差不多了，这一规定实也成为后世秋审之祖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清代秋审制度基本形成的标志，但决不可将之认为清代秋审之始。尽管如此，此条记载也并非意味着秋审从这一时刻起，就真正在全国各直省普遍得以推行，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并不允许。
康熙初年，王朝之根柢仍未牢固，东南沿海时受郑氏势力的侵扰威胁，西北回疆也未荡平，而最大的祸患乃为“三藩”。“三藩”在清军中原逐鹿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尾大不掉，对中央威权逐渐构成威胁。与上述内容被“题准”之同年，“三藩”即公开行叛，干戈扰攘，前后八年，破坏甚巨。年轻的康熙皇帝不惜财力、物力、军力，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终于犁庭扫穴，将叛乱镇压下去。直省秋审伊始，即逢“三藩”倡乱，康熙朝的一份题本档案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混乱情况：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内奉有“以后各直省秋审应令预期照在京朝审例造册进呈，亦着九卿、科道会同复核，奏请定夺”上谕，钦此。部覆更定直省到部日期如朝审例，亦令九卿、科道复核在案。嗣以现在用兵地方官员未暇办理，臣部奏请暂行停止，况四方今已荡平，非前此可同日而语。臣请特旨饬谕，先令无事内地，自康熙十六年举行伊始，其余他省，事平之日，以次遵行等因，条议前来。臣等以他省督抚仍在料理军机急事、钱粮要务，俟云南等省平定之日，再题请旨，一体遵行。奉旨：“秋审关系人命，着再确议具奏”，钦此。24
此中谈到“以现在用兵地方官员未暇办理”，“奏请暂行停止”，及“先令无事内地自康熙十六年举行伊始，其余他省，事平之日，以次遵行”等情形，很值得我们注意。“三藩之乱”波及省份之广、历时之久，前所未有，对新生的清王朝影响深远。在这段时间内，直省秋审是否真正举行“秋审”，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使举行，其程序、规范及执行效果也可想而知。而秋审要真正在全国各直省贯彻，必须在全国统一、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之后才具备条件。以事实言之，清代秋审制度的真正建立和推行全国至早只能从敉平“三藩之乱”之后算起，亦非康熙十二年。而在这之后一百多年里，像“三藩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动乱没有再发生过，王朝秩序渐入正轨，秋审和朝审制度方得以逐渐完善，成为“一代大典”。
总之，不管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还是专门的法制史研究中，弄清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皆为研究的“不二法门”。在任何有关秋审（和朝审）的叙述中，对于该项制度的概念、进行的次第以及制度确立的时间这三个问题谅难回避。上述文字所着力辩证的三点，是有关秋审（和朝审）的三个很基本的问题，希望能够为纠正以往片面和错误的认识有所裨补。
- 百年研究概况
1.清末法律改革时期
一个时代的学术自有其特定的风气和主题，而往往又深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在近百年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如此。总体看来，随着清末法律改革的逐步深入，萌蘖不久的中国现代法学研究获得了一次广泛而大规模展开的良机。这一时期，在变法成为必然要求的共识下，对于如何变法改制，如何救国兴邦，各派人士虽殚精竭虑，百计寻求解决之道，却彼此歧见迭出，莫衷一是。新学以救国，旧学以济世，新旧杂糅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学术状态。当时的法律改革派（或者称为“当权派”），由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既要想方设法稳保手中的大权，另一方面也必需在某些政治法律问题上做出调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法律改革。立宪革命派（或者称为“在野派”），包括立宪、革命两派，尽管在社会变革的手段和激烈程度上存在很大分歧，但是要从根本上废除君主专制体制这一点上是十分一致的。然而，不管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除了在国家、民主、宪政、人权等宏大的问题上不懈奔走呼号外，在当时的条件下，往往没有、也很难在实现传统法律现代化方面提出专业具体而细致入微的意见。可能这些问题，一方面过于琐细而繁难，因而很难进入一般社会改革家的视界；另一方面，不比那些宏大的问题容易把握——甚至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完事，相反为了解决这些琐细而繁难的问题，却要耗费无数的精力在法律这件精巧的技艺上。因此，比较而言，清末的法律改革派具有一种相对的优势，既有改革法律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以法救国”的理想，又可以在现行的体制内，利用政府的资源和力量，进行若干具体法制问题的调整和改良。当然这里所指的法律改革派限于那些具有“以法救国”理想并愿意为这种理想贡献力量的人，绝不是那些老于世故、明哲保身的官僚们。而为了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为了沟通几大法系，就必然要对改革的对象——即清代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历史进行研究，因为只有恰当地认识历史和现实，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所以，我们说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展开的。
这种法律史研究，与以往传统的律学研究存在本质的不同，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这种法律史研究是在中国现代法学的嫩芽已经初露的时代出现的，并且天然就是中国现代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这种法律史研究，已经超越了律学的樊笼，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华法系，为求“折衷世界大同之良规”，而带有鲜明的“比较法学”视野和特征；第三，这种法律史研究，是在中国社会整体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且从它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和不断发生的现实问题，使它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和长期存在的价值。但是，正因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之发轫，是为了解决迫切而现实的法律改革问题，由此也使那个时代的法律史研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色彩，而与纯然的法律史学术研究大相轩轾。
在清末法律改革时期，有关秋审之研究，基本都是围绕——如何在保有现行制度的前提下，解决新旧法律、中外法律的有效沟通——这样的问题展开的。即：一方面，秋审制度作为中华传统法系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早已成为能够代表中华传统法系典型特征的一个标志性制度，更经明清两朝之传承完善，俨然成为一代“大典”，在有关死刑监候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容遽废，必须予以维持；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法律改革的逐渐深入，尤其在清末“仿行立宪”的谕旨发布后，古老的秋审制度与欲图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在制度精神和组织运作上颇多凿枘，实亦难“独善其身”，不得不在新旧兴替之际做出适当的变动。因而，这一时期有关秋审之研究成果，徘徊在“维持”与“变动”之间，既有对现行秋审制度的精深研究，又因应法律变革、君主立宪的时代要求，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变法举措。遗憾的是，以往对于清末法律改革时期的法史研究成果不仅认识不够精细，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的真正开端，从而进行深入的有关法史学科的百年省思。
此一时期，沈家本、吉同钧二人有关秋审的研究成果最值得重视，现分别概述如下：
沈家本（1840-1913），作为清末法律改革的领军人物，既自身具有对旧律的深入研究，又生逢其时，从变如流，主持清末的变法修律工作，为中国法律由传统向现代转化这一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沈氏早年专攻律例刑名之学，以律学研究之精邃而获盛名。在清末法律改革期间，沈家本有关秋审之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著有《秋谳须知》一书。在清代整个司法体系中，秋审占有相当重要之位置。用当时人的话说，“秋审一事，较之定案尤为切要。定案不妥，秋审尚可补救，秋审一误，则死者不可复生，虽欲挽回而已无及”，是以“从前部中司官学习必先从看秋审入手，而堂官用人亦以看秋审之成绩为派布之地步”25。对于秋审文稿起草、秋审案件处理之研究，也在刑部官员中蔚然成风。尤其秋审略节26，文法缜密，颇费斟酌，“凡隶秋曹者争自磨砺，且视为专门绝学”27。同治、光绪两朝，刑部有关秋审之研究又分为陕西、河南两派，各有本派之代表人物。而沈家本深得乃父沈丙莹之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其独到而精深的研究成绩，卓然处于两派之间。《秋谳须知》一书，专讲秋审文稿之写作要领，兼及秋审程式之运用，细致入微，纲举目张，堪为沈家本研究“秋曹稿式”之代表性著作。该书与此前成书的薛允升《秋审略例》、英瑞《册式琐记》、沈丙莹《秋审旧式》诸书相比，卷帙规模更为庞大，研究内容更为广泛，兼采众长，包罗宏富，在沈氏生前虽未定稿28，却是此种“秋审文类”的集大成之作。而从此书对于清代秋审文稿写作分析之精微（已深入到句词之层次），亦诚为研究清代法律语言学之难得语料。其二，撰写并刊刻《秋审比较条款附案》一书。此书又别属一种“秋审文类”，主要包括秋审条款和秋审成案两部分，以秋审条款为纲，在每一条款后面附有相关秋审成案，并加以若干评论，阐述要旨。此类书籍（或名为《秋审实缓比较汇案》）多为秋草巨擘之私撰，长期有“秘本”之称29，又在清代秋审实践中发挥相当重要作用，以其权威性和实用性，获得“准法律文件”之地位，影响深远。沈家本认为，如此“附比案于条款之中，非独互相印证，并可补条款所不及”30。是以，仿前辈之做法，撰写该书，“采比案于各条之后，要在会通繁赜，剖析毫芒，事不厌于推求，言必归于平恕，未始非司谳者之一助，而世轻世重之故亦可得而详焉”31。光绪三十二年，沈氏此书一出，备受时人关注和推崇，然其书原本旧律，未几修改秋审条款，该书之实用价值大受贬损。其三，提出变通秋审旧制的主张，并参与主持修改秋审条款的活动。因为此项活动有另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就是吉同钧，是以将之与吉氏有关秋审的研究合并一起述论。
吉同钧（1854-1934），陕西韩城人，承陕派律学之绪余，为清末律学之翘楚。沈家本曾这样评价吉同钧对旧律的精熟，“（吉同钧）于《大清律例》一书，讲之有素，考订乎沿革，推阐乎义例，其同异重轻之繁而难纪者，又尝参稽而明辨之，博综而审定之，余心折之久矣”。又言，吉氏于《大清律例》“沿革之源流，义例之本末，同异之比较，重轻之等差，悉本其所学，引申而发明之，辞无弗达，义无弗宣，洵足启法家之秘钥而为初学之津梁矣”32。能使沈家本“心折之久”，可见吉氏律学造诣之深湛。据吉同钧自述，他对秋审的研究乃得自薛允升、赵舒翘二人之言传身教33。
宣统二年（1910）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提出变通秋审覆核旧制的主张，他认为秋审“一字增损，动关生死”，未可以寻常文牍视之，虽然目前施行起来有诸多困难，却不能遽废，只能酌量变通。主要有三条理由：第一，根据新颁制度，“法院编制法既行，法官之资格均由慎选而来，并设三审之阶，广通呼吁行合议之制，博采舆情”，律师辩护和鞫问又皆公开施行，皆为被告人谋利益，“详慎至此，实无深故之虞”，因此会审之例可以停止；第二，上年（1909）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划分司法权限，令行政各官不准违法干涉，虑囚大典如仍因袭会典具文，是与违法干涉无异，而与司法独立之精神大相背离；第三，秋审和朝审“为录囚最后之成规，推勘尤宜入细”，而“秋朝审上班为时甚促，罄一年之积牍而取决于寸晷之中”，难收实效，亟宜变通。34宪政编查馆认为沈家本“胪举三端，皆中窍要”，并根据沈家本所提出具体变通办法议定诸多变通措施。次年四月，又逢颁定内阁官制，“所有内阁旧制及军机处名目，并票签批本等处，均经分别裁改”35，秋审事例亦自然随新制为转移，呈现很大改观。
然则，针对秋审条款的重新研究、评价和修正工作，早在宣统元年就已开始，此事之发端亦源自沈家本的上奏。宣统元年（1909）八月二十九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将秋审条款按照现行刑律逐加厘正，随之由法律馆主稿会同法部重新编辑秋审条款。其修正大旨有三：删约旧文、纂辑新事和折衷平恕，为将来沟通新旧刑制作准备。最后，厘定为165条，并得到最高当局认可，被附列于《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之后，在清朝生死存亡之际，该条款亦曾短暂实行过。在此次厘定秋审条款的工作中，吉同钧虽曾身与其役，却对秋审制度的衰落忧心忡忡。他在《新订秋审条款讲义》的序文中极为伤感地说道：
自刑部改为法部，一切法律舍旧趋新，删繁就简，举从前详细章程，概从芟薙。凡外省死罪，其情轻者改为随案酌缓，秋审止列清单，不入招册。去年（即宣统二年，笔者注）奏请删除钦派覆核及朝房会审各节，朝审亦改为秋审，本年又奏请删除先期覆奏、内阁具题，而黄册概归简易，其服册并情实声叙各案，均不列入，又止列勘语，而各省外尾并法部后尾亦概从删削，此亦时会所趋，不得不然。然历朝良法美意从此荡然无存矣。36
吉氏身处新旧交替之时，仍坚持认为秋审制度是历代圣王之“良法美意”，一再强调“现在新律将行，旧法一切变易，惟此秋审一节将来尚不能废”37。可是，时过境迁，孤木难支大厦之将倾，他对当时秋审制度的衰落除了感到无比痛心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然，吉氏《新订秋审条款讲义》一书实开后世研究秋审制度之先河，“比年主讲律学馆，乃与诸学员逐日讨论，遂成秋审条款讲义一册，逐条详述原委，其中完善平允与现律轻重适均者，发明所以修改之故。间有与现律不甚吻合者，亦略加驳正”38。以吉氏律学之淹贯深邃，讲解秋审条款之来源本末自然无比精彩。可是，该书于“宣统三年秋月”甫经刊布，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秋审制度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倏忽成为历史。虽然吉同钧昔日为保留秋审制度所作的努力尽成泡影，但他的名字将会因他的著作而垂诸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