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赵某甲，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略）。

原告周某某，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略）。

委托代理人赵某甲，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略）。

原告赵某乙，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幼儿，住（略）。

法定监护人周某某，系赵某乙之母。

被告高某某，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略）。

原告赵某甲、周某某、赵某乙与被告高某某欠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某甲及原告周某某的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周某某、被告高某某经传唤未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三原告诉称，被告高某某是赵某（赵某甲之子、周某某之夫、赵某乙之父）的雇主。2009年10月24日，赵某受雇在履职中发生交通事故，致赵某身亡。事故发生后，原告赵某甲、周某某与被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高某某付给原告周某某x元的经济赔偿。并立写有书面协议书。现被告已付给原告x元，还有x元欠款，原告多次向被告讨要，被告以无钱为由不予给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法院状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x元欠款。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1、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肇事的时间、地点、事故责任的划分；2、调解协议书，证明调解达成的时间、赔偿款的兑现时间及赔偿的数额。

被告高某某辩称，一、我与赵某没有雇佣关系，我雇佣了汽车司机杜宝红，杜宝红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让赵某驾驶的，导致发生四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答辩人上门厮闹，调解协议是在逼迫下达成的不平等条约。二、调解协议是附条件的，即协议确定“下欠x元待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之日再付周某某x元，其余x元待山西车赔偿款和保险公司赔偿款领取到位后付清”。现山西车赔偿款和保险公司赔偿款均未到位，被答辩人索要x元，法院不应该支持其诉请。三、被答辩人诉请给付x元，即没有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因此案件诉讼费不应由答辩人承担。

被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被告质证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1、X号证据，被告未到庭质证，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否定；其X号证据在交警大队作出一年之久无人提出异议，应属合法有效证据；对X号证据，被告虽辩称有逼迫之嫌，但未能就原告逼迫的行为提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料等相关证据，故其逼迫之辩称不能成立。所以原告提交的1、X号证据作为有效证据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认证，查明以下事实：

2009年10月24日22时30分，赵某驾驶的陕x号中型普通货车与前方停滞的车辆在210国道x+750M处追尾相撞，致赵某及乘车人四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于2009年11月16日原告赵某甲、周某某与被告高某某经人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其主要内容：一、由被告高某某付给赵某家属周某某贰十一万五千元整（包括一切费用）；二、已付赵某家属周某某贰万元，签订本协议之日付给周某某三万五千元，下欠十六万元，待交警大队出具责任认定书之日再付给周某某六万元，其余十万元，待山西车赔偿款和保险公司赔偿款领取到位后付清。2009年11月16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作出了公交认字（2009）第X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原告向被告索要协议书确定的x元欠款未果，故诉来本院。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请求按调解协议书对逾期的x元给付即可。

本院认为：2009年10月24日，赵某因交通事故丧生的事实存在。事故发生后，原、被告经人调解达成了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被告辩称在达成协议时有逼迫之嫌，但被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理由，其辩称观点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现原告按调解协议请求被告给付其六万元是附条件的，调解协议中约定“待交警大队出具责任认定书之日再付给周某某x元”，交警大队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已于2009年11月16日作出，事故认定书作出后，原、被告方就该认定书都未提出异议，视为调解协议中“待交警大队出具责任认定书之日再付给周某某x元”的条件成立，故原告的诉请依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高某某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给原告周某某欠款x元。

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高某某承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冯继平

审判员柴鑫

人民陪审员艾克成

二0一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惠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