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底，犯罪嫌疑人洪某欲收购木料，从中牟利。同年11月10日，洪某与罗某商量购买了罗及其弟自留山上松木28根。次日，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又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洪某组织他人，砍伐松木28根，并按2-2.4米的规格制成材，在等待上车时，被林业管理部门当场查获，经现场检测木本专业积为7.274立方米，拆据立木蓄积14.699立方米（其中罗某6.299立方米，其弟8.4立方米）。

    本案中对涉案人洪某及罗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存在争议。罗某将属于自己所有和其弟所有的林木，出售给洪某和李某，但未组织砍伐，其行为如何认定？而洪某在非法收购滥伐的林木的过程中具有组织了滥伐行为，其行为又当如何认定？由于属罗某所有的仅6.299立方米，如果不加上代其弟8.4立方米，则未达到滥伐林木罪的起刑点，代其弟出售的行为又当如何认定呢？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性质宜定为滥伐林木，但由于主犯罗某的数额未达到起刑点，对洪某也不宜以犯罪论处。其理由是：

    一、罗某具有滥伐林木罪的主体身分。所谓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擅自采伐或者超额采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所谓"滥伐"，有两种情形：一是虽经国家林业管理部门批准采伐，但在采伐过程中不按照林业管理部门所指定的采伐区域、采伐要求（采伐的行距、株距等）、采伐数量、质量和方式进行，而是任意乱砍滥伐；二是滥伐本单位所有或个人所有（如自留山）的林木。本案属于第二种情形，必须有林木所有人的参与才能完成整个滥伐过程。所以罗某应该是滥伐的主犯。且罗某、洪某有滥伐的主观故意。罗、洪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却抱有积极的有目的地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但鉴于属罗某所有的林木数量较小，达不到起刑点，因此不能以犯罪论处。

    二、洪某的行为是滥伐林木的行为。滥伐林木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滥伐林木的行为。即擅自砍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司法解释规定以10-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1000株为起刑点。根据刑法理论，犯罪的客观方面必要要件包括：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在本案中，罗某系部分林木的所有人，在未办《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与木材购买人洪某共谋，擅自出售自己与其弟自留山上的林木共10余立方米，但其代弟所出售的部分，不宜认定为其犯罪数额。他的"滥伐"行为已经完成。而洪某为达到非法购买木材的目的，在与罗某商量后，积极出资请人，组织砍伐，并制成材，其行为完成符合滥伐林木罪的客观方面要求。洪某客观上已经是收购，而是滥伐了。有种意见认为，洪某因收购而砍伐，是罗某委托的一种劳务行为。洪某的行为是滥伐林木，不具备劳务行为的合法性特征，故不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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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罗某与洪某共同构成滥伐林木行为。那种认为洪不是林木所有人，因此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观点不能成立。洪不仅有滥伐的行为，也有为收购而滥伐的故意。罗某无证出售林木、洪某为收购而组织人砍伐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国家林业管理制度，所以，罗、洪符合滥伐林木罪的客体要件要求。但鉴于本案数额不大，责任分散，因此应以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论。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