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生态安全正在成为环境资源法学关注的一个新热点。2000年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江泽民同志指出，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表明党和国家对生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

关于生态安全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并无统一的定义。在我国，生态安全亦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并被冠以国家职能的含义，称为国家生态安全或国家环境安全，它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

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基本上始于1990年代后期，主要背景有三：一是国内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赤字膨胀，自然灾害加剧。特别是连续出现的特大洪灾和急剧扩大的荒漠化，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震动；此外，1987年，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169号决议确定二十世纪后十年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行动纲领》，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也加强了这一领域的立法，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等机构，有关的理论和实践中开始涉及生态安全的问题。二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全国生态环境的源头地区，直接事关全国的生态安全。三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于生态环境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产生的反响。

“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其最直接的客观标准是防止出现生态赤字。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极有限，各种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这本身就是一个赤字，更可怕的是这么低的人均占有量还在急剧减少，也就是说这是一组双重的赤字。我国风蚀水蚀的土地面积达38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土地质量退化，2000年，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其中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对23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发生农业环境污染事故891起，污染农田4万公顷，造成农畜产品损失2489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达2.2亿元。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4，排名第100位之后，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而全国80％的河流和 45％的地下水资源被污染而影响使用。1995年参加全球统测的10个尘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了5个，1998年上升到8个，而据美国世界资源所 1999年的公布结果，当年在世界10个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9个。我国北方城市每平方公里每月的降尘量50多吨，有的地方高达100多吨。 1980年代，我国受酸雨污染的农田面积约4000万亩，到了1990年代仅南方7省就造成农田减少1.5亿亩，而酸雨给两广川贵4省区带来的年经济损失达160亿元，2000年的统计表明，目前我国酸雨区范围和频率保持稳定，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草地“三化”（退化、沙化、碱化）不断扩展，目前，全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达1.35亿公顷，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并且每年还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草地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结果（1994-1998年），全国森林面积为15894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人均占有率世界排名 100位之后，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期间年均出现森林赤字5400多万立方米，乱砍滥伐等原因每年毁林达151万公顷。98年以来这种毁林势头虽然得以控制，但森林资源赤字欠帐太多，森林资源严重破坏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全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都与森林赤字有关。我国四大海区污染程度逐年加剧，其中最明显的是因有机物污染而造成的海水富营养化，水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赤潮，给渔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98年我国监测到的赤潮22起，而2000年则上升到28起，累计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在2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海域中，四类和劣四类水质占1/4.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生态灾民，生态赤字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构成威胁。

环境安全可以说是我国国策问题的核心。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国民经济增长的一半被自然灾害所抵消，且生态恶化趋势严峻，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生态安全问题不解决，社会安定就没有基本的保证，可持续发展更无从谈起。

保证我国的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关键在于确保各种重要的自然要素的生态功能，特别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首先这是国家的一种新型的重要责任，有关部门表示，为实现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我国今后将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生态问题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和防范措施，并通过立法和政策予以保证，如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和法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编制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其次，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也是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的责任。生态赤字并不是国家的赤字，也不是灾区的赤字，而是全体国民的赤字，要强化公民和企业的环境意识，自觉地防止环境污染，自觉地保护和节约能源和资源。

二、国外环境安全理论与我国生态安全理论的比较

环境安全也是当今国际斗争的一个新领域。生态（环境）安全由美俄两国较先提出。

一般认为，环境安全的概念于1980年代末期由美国人最先提出，当时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认为国家安全政策的目标已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安全逐渐演变为包括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内的几重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源安全，二是能源安全。美国的资源和能源大量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它认为国外重要的和敏感的能源和资源的流向都可能会引发国际冲突，都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三是环境安全，指他国或国际环境存在的问题都会对本国造成影响，例如赤道带国家大规模砍伐热带雨林，对其他国家气候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等。四是生物安全，指生物系统的稳定与健康，特别是人口问题和食物系统问题。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单边主义一起，逐步成为其环境霸权主义的组成部分。总之，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所依据的是，外国的环境行为可以影响到本国的环境系统，引起所谓的域外环境损害，而对本国的环境造成威胁。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主要目标并不是针对其本国的环境问题，而是与其环境霸权主义相联系的，它的逻辑是，任何发生在他国的、他国之间的、地区性的乃至全球性的事件，只要对美国的环境安全造成损害、威胁或者有潜在的威胁，美国就可以进行干预，以解除、减少对美国的损害或者威胁，保护美国的环境安全。这是以保护本国的环境安全为名，为干涉他国的内政提供理论根据。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对内对外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外它以环境安全为由干涉他国的内政，对内却经常放任其本国的环境污染对全球造成的威胁。例如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更加强调其本国的环境安全，而漠视他国的环境安全，典型的事例是拒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对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制，美国是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二氧化碳是温室效应的主要根源，不加限制的排放，将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
俄罗斯的环境资源法学界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一类社会关系大致也始于1980年代后期，《俄罗斯联邦宪法》将保障生态安全规定为俄罗斯及其各主体共同管辖的事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将保障生态安全作为保证人和公民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1995年11月17日还通过了《联邦生态安全法》，作为保障生态安全方面的专门性联邦法律。但有学者认为，俄国的生态安全概念与保护环境是同义词，而不是一类新的社会关系。

近年来，由于对国际安全的非军事性威胁因素日益引起西方国家关注，环境安全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其中比较活跃的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讨论比较积极的组织则有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欧美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北约1999年的《国际背景下的环境与安全》、加拿大1999年的《环境、短缺和暴力》、德国2000年的《环境和安全：通过合作预防危机》、美国2000年《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报告》等。

总的说来，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或环境安全的含义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生态安全与各国国内法上的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或各国环保部门从事的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基本相同，在规范类型上主要属于国内政策和国内法规范；第二个层次的生态安全则是外交、军事等领域之内的新概念，在规范类型上主要着眼于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在解决环境冲突中的单边主义机制。如果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生态安全概念加以比较，中、俄两国主要使用生态安全的概念，侧重于第一层次的含义，其中我国的生态安全概念主要体现了防止生态赤字、防治自然灾害这样一种国家职能；俄罗斯的生态安全概念主要体现的是“作为保证人和公民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这样一种公民基本权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主要使用环境安全的概念，侧重于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将环境安全作为“制定包括全球环境挑战在内的新的世界安全议程”。

三、生态安全的法律意义

生态安全的制度目前在我国还主要限于政策的层面，实践证明有必要及时地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生态安全是环境资源法学的一个最新的研究领域，将环境资源的保护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要求环境资源法的理论基础、调整范围、体系结构均应有新的突破，亦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必将有力地推动法学研究特别是环境资源法学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同时，生态安全在我国作为一项新的国家责任，直接涉及国家法定职能，与宪法、行政法有紧密的联系；生态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法律含义赋予了新的内容，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刑法亦有密切的联系；基于对环境安全的不同理解，它涉及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加强我国生态安全法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利于使符合和平与发展的科学的生态安全理论为更多的国家所认同；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安全对法理学提出了一些挑战性问题。环境安全法律制度的研究与完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也是维护我国的环境和发展权利、反对环境霸权主义的需要。

四、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中生态安全法的内容

我国生态安全法制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这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生态安全法制，并应对来自国外的可能性的挑战。我国生态安全法制的宗旨应取决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具体有两个因素：一是保持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这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主要功能；二是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维护我国的环境和发展权利。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内容应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国家生态安全法；二是国际环境安全法。

国家生态安全法制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防治自然灾害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首要任务，减少环境赤字是我国生态安全的物质基础，发挥国家职能是我国生态安全的主导方向，明确公民权利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法治保证。

国家生态安全法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以生态系统为研究的中心，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的成分和非生物的成分通过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据此，生态安全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它取决于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安全；第二个层次是生命系统的安全，它取决于环境系统的安全；第三个层次是环境系统的安全，它取决于特定空间（包括空气、气候、阳光、地质、水文等因素）的安全。因此，特定空间的安全应是生态安全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内容体系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特定空间安全的法律保护，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防治法（其中的《防洪法》、《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法》已颁布，《防沙治沙法》正在制定中），《气象法》（已颁布）、以及我国承认的保护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气候变化、防止荒漠化等国际公约。从我国生态环境的国情来看，自然灾害防治是我国生态安全保证的最严峻问题，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最低限度标准，因而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首要任务。第二个层次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安全的法律保护，即以防止生态赤字为核心，确保各种重要的自然要素（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生态功能，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和法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编制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立法和政策措施，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生态问题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和防范。关于这方面法制的任务，2000年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已勾勒出大体的轮廓。第三个层次是国家对生态安全保障职能和公民的生态权利的法制化。这方面的立法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国家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定职责，并规定公民的生态安全权利，这是公民生命健康权利在环境法中的体现，例如，公民对任何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仅限于以往的作为受害者的损害求偿权，而且可以以生态安全权利受到侵害或威胁的理由请求法律保护。

关于国际环境安全法，首先应对这一概念正确定位。事实上现今国际环境保护的大量法律规范就是国际安全的法律渊源，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臭氧层的保护、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对热带雨林的保护、对南极洲的保护、防止气候变化、防止荒漠化、防止核污染等，莫不直接涉及国际的或全球的环境安全，我们应当明确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凌驾于现行国际环境法之上的所谓的国家环境安全概念，而用国际环境安全的概念取代之，即反对个别国家将本国环境安全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理由，而是将这种性质的环境损害作为全球性的环境损害，并通过国际环境法的规则和借鉴诸如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范加以解决，国际环境安全制度将从人类安全的高度，致力于这些规则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其次，我们应密切关注国外环境安全理论发展的动态，并通过及时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内生态安全法的途径，用行之有效的国内法影响和引导国际环境安全法的理论与实践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作者：周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