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效完成前是否可以对时效抗辩权预先抛弃？我国民法没有相关规定。但如允许时效抗辩权预先抛弃，则时效制度等同于虚设。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之一，即稳定法律秩序。若允许预先抛弃，无异于以民事法律行为将诉讼时效延长，有害公共利益，故大陆法系各国民法都立法禁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7条、法民法第2220条、德民法225条、瑞债141条）。且在合同签订之初，债务人如追求合同缔结，往往会对债权人所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予以应合，支持也并不能体现对缔约自由的尊重。实践中遇此情形，则依诚实信用原则（民法通则第四条）为裁判渊源，否定时效抗辩权的预先抛弃的法律效力。

理论上虽然对时效抗辩权的预先抛弃效力不予认可，但对于时效进行中，如单对经过期间的时效利益为之抛弃则认为有效，视同承认，有中断时效之效力。

抗辩权抛弃虽常态为整体行使，但如请求权可部分行使，一般抗辩权的抛弃也可部分抛弃。如乙信用社在诉讼时效完成后向甲厂主张5万元的债权及利息，甲厂只承认清偿5万元的主债权，此时可认定甲仅对主债权的时效抗辩权抛弃，对于利息之债（从债权）的时效抗辩权则处于不行使状态。如甲只承认还了3万元，则甲只对主债权的时效抗辩权部分放弃。此种解释，对于衡平我国立法上对诉讼时效规定过短及对债权人保护，有一定可取之处。

因债务人抛弃时效抗辩权，使逾过时效的债权消灭了转变成无强制履行保护的自然债权的可能。诉讼时效又将适用该债权，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从债务人抛弃时效抗辩权次日开始计算。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不赞同受案法院的两种观点，并认为甲厂并未实施时效抗辩权的抛弃行为。丁的签字也就起证明乙信用社债权存在的作用，生程序法上的证据效力，而不生实体法上时效抗辩权放弃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