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普森谋杀前妻及其男友一案，可谓世纪审判，迄今大家还能记忆犹新。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是辛普森杀死了前妻及其男友，但是就因为美国律师的“梦之队”紧紧抓住了控方的证据瑕疵，尤其是始终不放过控诉证据中的关键证据袜子可能是警方伪造的，最后导致辛普森被无罪释放。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国人确实应当容忍像辛普森之流漏网。这是因为，辛普森漏网，失去的只是一条鱼，而疑罪从无的法律规定被破坏，失去的将是一张网。

　　首先，放纵个别罪犯，是保护广大无辜者人权要付出的必然代价。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有罪推定错误思想的干扰，由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错误思想的影响，许多疑罪从无的案件被异化为疑罪从轻，使不少无辜的人陷入牢狱之灾，也是法律的权威性遭到不断摧毁。

　　法律是一张网，网眼同等的大，网眼同等的小，极个别小于网眼的鱼势必会漏网，但是却能捉到大鱼。

　　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可能完美无暇，任何法律规定都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俗话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一个法律的优与劣，关键看他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显然，我们不能因漏网一条小鱼而毁掉一张网，因为它终究可以使大多数人的权利得以保障。谁轻谁重，明眼人一目了然。

　　大多数疑罪案件，要么是出现了刑讯逼供，证据不可能确实充分，要么本来就是冤案，控方难以拿出切实可靠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当然也确实存在，被告人确实犯罪，但是由于控方侦查手段落后、侦查有疏漏，从而导致控方证据出现问题的。

　　但是，疑罪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控方执行法律出现了问题，而不在于法律或者制度不好。
疑罪从无的法律制度，显然是法律进步，不是法律退步。若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就可以定案，势必会使大量的无辜的人陷入牢狱之灾。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改写疑罪从无的法律制度，就会使大量的冤案屡屡发生。

　　杜培武案，明明没有找到凶器，没有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本应当疑罪从无，但是还要疑罪从轻判处死缓，甚至最初还疑罪从有判处死刑，这是冤案发生根本原因之所在。

　　为了保护杜培武们，实际上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应当切实按照法律执行，疑罪应当从无，不应当讨价还价。

　　其次，放纵个别罪犯，可以促使侦查机关更规范，更依法办事。

　　若警方能够伪造袜子陷害辛普森，那么也会用伪造证据的非法方法陷害更多的人。若侦查机关对罪犯实行刑讯逼供，同样也会对大量无辜者刑讯逼供，因为每一个脸上都没有写着：我就是罪犯。

　　《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是，基于命案必破，基于限期破案，有的侦查人员是为了政绩，开始知法犯法，不惜肆无忌惮的进行刑讯逼供。

　　重棒之下，岂无冤情？尽管我国没有彻底的毁树弃果，但是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是应当排除的，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司法解释。尤其是要说的是，刑讯逼供不单单是违法行为，同时也将会触犯《刑法》，涉嫌刑讯逼供罪。

　　疑罪从无不仅是使大多数无辜之人免除牢狱之灾，同时也会放纵个别罪犯，但它会给警方敲敲警钟。

　　尤其是，若严格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执行的话，侦查机关就不会抱有法院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院会支持自己的错误幻想，从而会将侦查工作做得越来越精细。

　　该搜集的物证没有搜集，该勘查的没有勘查，确实会使个别罪犯因疑罪从无从而漏网，但是漏网的原因不是法律制度存在有问题，而是在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疏漏。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鱼儿取熊掌也。辛普森似乎漏网了，但是该案给美国警方重重敲响了警钟，所以美国人似乎愿意做这个划算的买卖。美国人对辛普森疑罪从无的坦然接受，反映了美国国民法治素养的成熟。

　　虽然历经多次普法，但是法治的精髓似乎并没有渗入国人的骨髓。

　　未经法院审判，依法不得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但是实际情况是，只要一个人被抓了，国人就会认为这个人是坏人。

　　不管是《宪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规定，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但是实际情况是容不下律师给所谓的“坏人”进行辩护。

　　律师给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或者从轻辩护，本来是律师的法定职责，但是律师却被异化为“帮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普法的不到位，国人的不理性，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放纵个别罪犯，并没有让其在物质上占便宜。

　　美国的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证据证明标准为优势原则。

　　我国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还要高，而我国的民事证据证明标准也是优势原则，只要一方证据占有优势就会得到法律支持。

　　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差异，就会导致刑事上宣布辛普森无罪，但是同时宣布其承担巨额的经济赔偿。这在美国应当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我国实行的是刑事附带民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刑事都无罪了，被告人凭什么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奇怪的判决以前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加之国人法律意识的提高，证明标准不同导致的裁判差异也会让人接受。
某女裸死案，法院就判决死者男友无罪，但是同时判决死者男友对女方家人承担民事赔偿。判决一出，该案曾经轰动一时。

　　吵过，闹过，冷静以后，觉得证明标准的不同，也许会弥补被害人一方因放纵个别罪犯的造成的心理创痛。

　　法律就是法律，情理就是情理，律师应当是理性的法律人，国人终究也会知道，感情有时确实不能代替法律。


　　（作者：段建国，开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副主任，《中国律师》杂志、《中国律师网》特约评论员，中国法学会诉讼文书学会理事，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委员会委员，邮箱：djglawyer@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