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分析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两种非常政治和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第二个部分是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第三个部分就是中道模式对于和谐稳定模式的分析，最后分析提到几种可能性，一种是从民族主义到军国主义，第二种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第三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第四种是经济恢复，邓式道路延续。第五种是经由中道模式走向自由民主。 我分析一下这五种可能性。
一、两种非常政治和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首先来看两种非常政治和两种社会治理模式。我们看到08年12月底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后政法委的副秘书长陈冀平做了一个关于社会稳定控制的发言。在他接受《瞭望周刊》的采访中的这样一个发言中，他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瞭望周刊》有个报道说，“中央综治办主任称今年(09年)遏制群体性事件任务艰巨”，我们以这个文本为依据，可以看到09年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政治的时期。
首先来讲，我认为在09年前后，整个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模式从日常政治转变为非常政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从09年李源潮讲执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还有陈冀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从日常政治转向非常政治。非常政治有两种，第一种是立宪政治，第二种是紧急状态政治。而立宪政治是自由民主派对于中国前景的理解。而紧急状态的政治是对于立宪政治的拒斥。因此，在中国未来主要是两种政治的角逐。一种是中国的自由派，以“08宪章”为代表启动的立宪政治。还有一种是以执政党为代表的紧急状态政治的过程。
我们看到陈冀平的发言当中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稳定的价值。强调08年和谐稳定这样的一个核心特点。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模式到08年底、09年初，这个综合治理模式发展成为和谐稳定模式。那么这种和谐稳定模式的四个重要特点在陈冀平的访谈中都透露出来了，第一个特点是严打优先。第二点是重在预防。第三点是构建大调解机制。第四点是服务和监控特殊群体。原文是服务特殊群体，实际上特殊群体是指什么呢?是指劳改释放人员，实际上里面还有秘而不宣的，他们的秘密名单上所认为的不和谐、不稳定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维权领袖、访民、法轮功分子等，据说在北京奥运期间北京私下被控制的法轮功分子达到五万多人。严打优先、重在预防、构建大调解机制、服务监控特殊群体是和谐稳定模式的精髓。
这种稳控模式的极端化在09年的新特征就是奥运安保模式的扩展，就是说要把这种奥运安保的经验全方位的应用到中国社会控制的过程。而所谓奥运安保模式是典型的非常政治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奥运期间，为了控制奥运，保证滴水不漏，可以牺牲整个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可以为了蓝天而限行等等，我们看到奥运期间北京周边的经济受到巨大的伤害，实际上旅游业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样使得人们的生活处于一种非常的状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避运”，也就是逃避奥运这么一说。那么对于很多人而言，奥运状态的常态化是普通公民无法忍受的。
因此，这种紧急状态政治的形成，对于整个中国09年乃至未来变局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比如我们从应对和控制“08宪章”中的一个重要细节中可以看到这种紧急状态政治的重要表现，比如说深夜传唤，对大量的参与“08宪章”的签名人士采取深夜传呼的方式。深夜传唤就是警察权的非常态行使。一般来讲，这种传唤是在工作时间进行，为什么会在深夜甚至凌晨传唤呢?这实际上是利用人的身心低谷期强化暴力威慑的效果，这也是整个社会控制进入一个非常紧急状态的特征。那么还有一点，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网民或者李劲松律师在网上发出了所谓第一号人肉搜索令，要人肉搜索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之后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春运问题需要中共的总书记的亲笔批示来齐抓共管动员解决这个问题。批示治国，春运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稳控模式里面，逐渐的整个社会控制已经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政治的状态。
因此，我们下面要来分析第二点，两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就是两种非常政治，一种是立宪政治，一种是紧急状态政治。第二点，我们看到的两种社会控制模式，一种控制模式是综合治理模式，其极端化就是和谐稳定模式。还有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就是宪政治理模式，也就是法治模式。和谐稳定模式在09年逐渐的趋于成熟了，它的三个核心规则首先是镇压优先。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保持高压态势，所谓严打作为核心经验，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镇压优先。第二条规则是适度让步。像中纪委的反腐败，吸纳农民工进工会等等；那么第三条规则是在失控的情况底下，会采取残酷性和投机性相结合的方式来度过危机。所以，和谐稳定模式的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是镇压优先，第二个是适度让步，第三个是残酷性和投机性交替运用。
紧急状态的政治和立宪政治的角逐是理解09年乃至未来整个中国的变局的精髓和关键。但是，我们注意到紧急状态的政治和和谐稳定模式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后面我们分析到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
二、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
首先来看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第一点，它对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从根本上是忽视的。我们分析整个09年中国的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经济和政治的矛盾。3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遭遇到整个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模式的危机。从政治上的权力结构分析，政治维威权经济自由的双轨无法持续。另外一点，由于这30年的发展，使得官民矛盾不断深化，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些矛盾也在不断深化。我认为这两种矛盾：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事实上是中国全局性危机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两个矛盾的忽视，使得中共虽然认识到群体性事件高发，矛盾焦点集中，但是由于缺乏对化解矛盾的整个结构性的变革的考虑，无论是经济结构的变革还是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稳定模式不能化解中国社会的这两层矛盾。
第二点，综合治理实际上与中国政治的现代性过程是相矛盾的。也就是说用韦伯的命题，现代化就是理性化，那么中国政治转变的前景实际上是理性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综合治理模式和宪政治理模式有重要的区别。综合治理模式的基础实际上是法律意志论，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种法律意志论在当下转变为法律工具论，这种法律工具论背后反映的还是意志论，不过这种意志论的实质是服从于人的意志的随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综合治理模式有几个特征，其基本的核心特征是策略性的摆平术，这种策略性的摆平术体现为几点：第一点是运动式执法，如严打就是一种运动式执法，这和军事斗争的成功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第二点就是选择性执法，选择性打击，其体现在服务与监控相结合，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这样的话，比如最近提出来的对企业高管适用刑事措施，这个就是选择性打击的特点。第三点就是全国一盘棋，就是所谓强调大局意识全局感，强调综合治理。综合治理体现了传统中国哲学整体观和辩证观。这种模式跟科层制，跟官僚制的理性化过程实际上是不一致的。与此相区别，宪政治理模式的优势实际上是一种法律理性论。他的核心价值是正义、平等、自由等原则，基本特征是政治法律运作的例行化和日常化，从而提供了理性的政治和法律预期。这是第二个危机，也就是说综合治理与政治理性化的矛盾。
第三个危机就是稳定和改革发展的矛盾。我们看到了09年的有关文件有个很微妙的变化就是和谐社会的话语，从和谐社会的核心特征强调民主法治转型为新的组合了，就是不断提到和谐稳定，不论在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政法委秘书长陈冀平，还是在贾庆林的发言里都反复提到和谐稳定。从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是民主法治，从和谐法治转变到和谐稳定，这里面体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执政党的社会控制模式中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危险，就是淡化改革与发展，而片面强调稳定。在09年所有改革措施，包括行政改革措施都停止了，在这种行政改革措施停止、司法大倒退的背景底下，这样一种和谐稳定模式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我们套用毛泽东的话，可以说“以改革发展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在失去改革和发展的两个动力的背景下，社会稳定模式除了不断持续的耗尽暴力资源外，缺乏基本的支撑点，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市场的底部没办法构建。那么就像于建嵘等人所提出的威权法治的中间选项可能也要被排除，那么一旦高峡平湖的危险平衡被打破，中国政治市场的超级垄断就有一泻千里的危险。现有的油价竞争机制的引入、反腐败的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权宜性让步等措施还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政治市场提出的支撑点。一旦和谐稳定模式破局的话，这种镇压优先，严打优先的做法可能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因着这个原因，我们这几年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支撑点，我们在08年以来一直强调的几个要点：一个是批准实现国际公约，一个是废除劳教，一个是加强司法建设，还有一个是放开县以下的选举，另外一个是逐步推进言论自由，还有一个是给民间组织的结社自由松绑。这些要点我认为是中国未来实现社会有效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基本的支撑点，没有这些支撑点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三、中道模式对于中国宪政转型前景的分析
下面转入第三点，运用中道模式分析中国的宪政转型前景。这里面我分析了其中五种可能性。我们前不久的研讨会里面提到“08宪章”很重要的一个弱点其实是没有学会面对中国社会发言。我认为中国社会除了执政党指导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四种主要的思潮，这四种思潮都有可能构成未来社会转型的选择。一种是民族主义；第二种是民粹主义，就是所谓新左派；第三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第四种是自由民主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的原因，和谐稳定模式未来可能面临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民族主义发展到军国主义，但我认为能成功实现军国主义的可能性非常微小，因为对外战缺少足够的支撑点，目前我看到对台湾关系的和解，对外战争缺少足够的依据。那么对法、对欧美的仇恨实际上只是一种情绪，难以煽动。在中国情况下，暴民和暴民所产生的土壤不足。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公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法律人群体，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等等所构成的中产阶级的群体，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已经可以在民意的争取上极大的分解民族主义的资源，所以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缺少足够的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我认为从民族主义到军国主义的选项基本上不会出现。
第二种选项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和新左派的选项。今天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包括新左派自己都会以为未来是新左派的，但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这里面它涉及到中国新左派的实质实际上是，不要政治革命而回归到社会革命，即重新分配财富是新左派的主要诉求，而制度变革基本不是左派的选项，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看到这种社会革命的前景实际上不符合新兴的工商资本、也不符合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权贵集团的利益。而且还有一点，民粹主义事实上在中国缺少足够的动员能力，它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就是左派基本上缺乏动手能力，缺乏实际运作能力，所以说，民粹主义也缺乏基本的支撑点。
第三个趋势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新儒家的趋势，在08年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严厉打击家庭教会圣诞节的活动，在09年贾庆林在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防渗透的工作。这一点体现出来中共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家化趋势的发展。但我认为鉴于中国的儒家面对整个中国各方面的问题缺乏一个整全的成熟的理论方案，也缺乏现实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所以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情绪，而很难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架构，蒋庆所谓的王道政治很难成功的能够转变为一种现实的模式。
下面来分析第四和第五种可能，首先来看第四种可能。我把邓式模式延续经济恢复看作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因为政府出台四万亿的刺激方案基本的心态是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在09到10年好转，所以温家宝总理迫不及待的提出要率先恢复，其潜在含义是把金融海啸当做意外，期望通过目前投资拉动、政府干预的措施使得中国经济在09年下半年到10年实现经济恢复，就可以回到传统的邓式道路的特色模式上去。但是这个思考是非常有害的，这体现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系统以及这样一个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的认识相当不足。中国现在的危机最关键的也就是两层矛盾，一层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威权的传统模式无法延续，因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都知道外贸投资都不足以成为根本动力，所以必须要拉动内需。而其实拉动内需使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话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私有化，给农民以公民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有效的配套的改革措施，那么实际上所谓的经济的拉动内需是不可能的。目前为什么中国不愿普通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很简单的问题是他们面对的三座大山：住房问题、医疗问题、还有教育问题，这些都是社会保障问题。所以真正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政治改革问题。
第二点，官民矛盾实际上是比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的一个矛盾。官民矛盾的含义是过去六十年的毛式的这样的一个政体，在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社会资源和规则多样化的背景底下，既有的党国体制必须做权力结构的这样一个改造，这样官民矛盾即意味着民权的保障，和官权的政府权力的限制，是一个未来比经济和政治矛盾更为深刻的一个问题。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两层矛盾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中国转型的话，就可以看到过去中国三十年改革，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已经是不可能维系中国未来的持续社会发展。所以，意图延续经济恢复，邓式道路的延续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的。我们把晚清的变局和改革危局类比，我们就看到在整个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有非常类似于晚清的特征，比如权贵集团，官僚集团，体制内开明派相当于晚清的立宪派，革命派就是所谓民运，以及国际力量对中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已经面临的这样的金融海啸当中，邓式道路可以延续，实际上带来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改革格局被彻底摧毁的可能性，这种危险主要是和谐稳定模式忽视中国社会的两层矛盾，即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所导致的。
下面分析第五种可能性，即经由中道模式走向自由民主。我提到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有三种可能的模式，一种是苏东模式；一种是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暴力革命模式的代表性事件就是杨佳案。而苏东颜色革命模式的代表性事件就是“08宪章”，即所谓对七七宪章的模仿。08宪章对中国社会的转型缺乏足够的理解。因为其忽视了东亚民主化的互动模式。台湾经验和韩国，菲律宾，印尼等等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互动模式，那么以互动模式为基础就可以看到中道模式的可能性。互动模式的要害在政治市场的预设和政治企业家概念的提出，政治企业家概念就意味着整个官民双方精确地衡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对民间而言，要加大它的镇压成本，降低它的容忍成本。通过这种良性互动不断推进整个社会转型的不断发展。
大陆的中道模式就是建立在对台湾，对东亚的互动模式之上所作出的改造。这种改造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对于苏东的这样一个颜色革命模式，以及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的这样一个吸纳。这样我们就要处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关系，比如说和平与暴力的关系。现在民众的情绪，杨佳案所带来的草根维权的暴力化和街头化。它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其正面意义体现在不断的压缩现有体制的选项。使得它在这种暴力革命可能性的威慑之下不得不不断地作出让步，所以我们会看到在08年11月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和后续的教师罢工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
还有一点就是，“08宪章”以颜色革命的模式为预设的这样一个尝试对中国大陆转型也是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的，“08宪章”有两个积极意义。第一个积极意义实际是中国民间力量自由派的政治主张的基本比较完整的理论表达，它没有起到理论整合的作用，但它至少起到了理论表达、亮明旗号的作用。第二点，“08宪章”的意义在于它使得整个中国自由派的内部能够去除分裂，能够包容分歧，能够在求同存异，共同行动。就是陈永苗所讲的“无共识而有共同行动”。这种情况对中国自由派的组织整合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但是，无论是杨佳代表的暴力革命模式还是颜色革命的模式，都没有对于中国大陆这样转型的复杂性做出充分的把握。我们看到像东亚的互动模式，实际上是大陆的宪政转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意欲。刚才也提到了唯有用政治市场论提到的一个支撑点的问题，就好比一个股市，如果你现在没有一个支撑点的话就会一路狂泻，无法构筑底部，那这就很可怕了，那就有崩盘的危险了。从这个角度来看，09年的和谐稳定模式它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构筑底部，一旦遭遇重大的冲击，就可能是一路狂泻，这导致政治市场从一种超级垄断地位转变成彻底崩盘，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政治市场论和政治企业家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大陆政治转型是非常有价值的。在“08宪章”事件的处理当中，也已经体现出来这样一个特征。在“08宪章”中，它的打压行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权宜性，一个是有限性。这个权宜性和有限性实际上是整个中国面临非常复杂的变局的情况下，执政集团所作出的调整。我的分析就是，中道模式就是以互动模式为核心，整合暴力革命模式和苏东模式，可能会对中国的未来是一个理解问题的关键。
中国在09年进入非常政治时期，非常政治有两种，一种是立宪政治，一种是紧急状态政治。从中国的自由派的理解，中国进入立宪政治时期。从执政党来理解，它的控制模式是，进入紧急状态政治时期，紧急状态的特征就是综合治理模式的极端化，就是把奥运安保模式纳入到综合治理模式从而形成09年的和谐稳定模式。09年和谐稳定模式按照政法委秘书长陈冀平的说法有四个要点：第一是严打优先，第二是重在预防，第三是构建大调解机制，第四是服务和监控特殊群体。因此我们说，09年和谐稳定模式全面趋于成熟。这种和谐稳定模式的三个规则：首先是镇压优先，第二是适度让步，第三是残酷性和投机性相结合，这样的话来化解社会危机。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第二点就分析到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第一点是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矛盾，以及官民矛盾。第二点就是存在综合治理模式和政治理性化的矛盾，以及综合治理模式和宪政治理模式的这样一个矛盾。第三点就是它涉及到稳定和改革发展的矛盾，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是“以改革发展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行政改革停滞，司法倒退，这样下来，在整个中国政治市场，中国共产党的 超级垄断执政地位面临着一旦遭遇冲击，就不能构筑底部支撑点的危险，所以可能在政治市场上一路狂泻，前面说过，要构筑支撑点的话，至少包括：批准国际公约，废除劳教，加强司法建设，放开县以下选举，逐步推进言论自由，给民间组织结社自由松绑。
在第三个部分，我分析到和谐稳定模式的前景，第一种可能性是民族主义道路与军国主义，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第二种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我的分析是它威胁到权贵集团、官僚集团和工商资本集团的利益，实际上可能性也很小。第三种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这种可能性也很小，是儒家的王道政治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第四个可能性就是邓式道路延续经济恢复，刚才已经提到的，整个中国拉动内需，经济结构的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未来的邓式道路的延续是不可能的。第五种可能性就是透过以中道模式整合暴力革命模式，以及以苏东的颜色革命模式，这样来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我们透过“08宪章”过去一个多月的处理，已经看到这种中道模式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在09年有两个重要的要点，一个是官僚集团和权贵集团的切割，这种切割，比如说在08年，温家宝提出来的普世价值所受到的批判当中，以及09年地方实力派中央集团的博弈当中看到了官僚集团和权贵集团的微妙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晚清就是汉族官僚集团和满清皇族的矛盾的区别。第二点是09年观察的一个要点就是工商资本的微妙的态度，也就是说，在面对打击工商资本，煽动仇富情绪的民粹主义是否成为一个选项，我们会看到左右关系仍然是理解中国09年乃至未来变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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