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杨a，女。
被告上海A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a，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乐a，上海A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a，女。
被告杨b，男。
被告方a，女。
被告杨c，男。
被告杨d，女。
被告杨e，男。
被告陈a，女。
被告陈b，女。
原告杨a与被告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XXXX年X月X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XXXX年X月X日、X月X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吴a、杨b、方a、杨c、杨d、杨e、陈a、陈b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杨a、被告A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乐a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吴a、杨b、方a、杨c、杨d、杨e、陈a、陈b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a诉称：被告A公司与杨f于XXXX年X月X日就XX镇XX村XX号房屋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但该房屋中的副房经家庭内部析产，所有权已归原告所有，故应由原告与被告A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协议未考虑原告所有产权房，剥夺了对原告的拆迁补偿，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杨f患有精神障碍症，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被告A公司签订的协议应为无效。协议上被告A公司所盖“上海A有限公司XX综合交通枢纽项目（A区）拆迁专用章”，该印章规格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且被告A公司在同意用印的函中已明确对该章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其与杨f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构成欺诈。因此，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A公司与杨f签订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原告为主张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残疾人证、《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各一份，证明：系争协议由被告A公司与杨f签订，而杨f精神重度残疾，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是其监护人，应由其代理杨f进行民事行为。
2、户口簿、家庭房产分割协议、XX综合交通枢纽动迁户人口及有证建筑面积核定表各一份，证明：被拆迁房屋内有三户家庭，该房屋已经析产分割，原告拥有部分房屋的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原告符合动迁的条件，但被告并未对其进行安置。
3、对XX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动迁工作中群众反映有关问题的解答、房屋认购合同及计算表各一份，证明：被告A公司应按有关政策以标准户对原告进行拆迁补偿安置，但认购合同及计算表均非原告本人签字，也未显示对原告的补偿安置，原告不予认可。
4、被告A公司关于同意“关于居民裁决用印的请示”的复函一份，证明：被告A公司在系争协议上的用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存在欺诈。
5、火化证明一份，证明：杨f已于XXXX年X月X日死亡。
6、XX镇XX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当地村委会在XXXX年X月X日出具证明，显示原告系杨f的监护人。
被告A公司辩称：系争房屋的产权人根据宅基地使用权证确认为杨f，至于原告所称分家析产是原告家庭内部关系，与被告A公司无关。杨f签约时有成年家属在场，被告有理由认为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系争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A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常住人口居民身份登记表、A区精神卫生中心检查报告登记单、杨f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补差单一份，证明：杨f年纪已大，在其家庭中无论其生前还是生后均由儿子或者孙子对外行使权利，而不是由原告出面。
2、XX镇XX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当地村委会于XXXX年X月X日指定杨f的儿子杨b作为其监护人。
3、XX综合交通枢纽华漕指挥部证明、上海AX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证明各一份，证明：动迁过程中，杨f在其儿子杨b、孙子杨c、杨e的陪同下签约，签约时杨f的精神是正常的。
4、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方案、补偿方式及标准、拆迁补充方案各一份，证明：被告A公司依法取得拆迁资质，与杨f协商后签订的协议约定的利益高于拆迁方案及补充方案的规定。
5、房屋拆迁裁决书、终止执行裁决通知的送达回证、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系争房屋经过裁决及诉讼，裁决书中写明了杨f的监护人是杨b，终止裁决执行通知由杨e签收。
6、承诺书两份，证明：签约当日杨f的两个孙子杨e、杨c均在场。
被告吴a、杨b、方a、杨c、杨d、杨e、陈a、陈b均未作答辩。
经庭审质证，被告A公司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并认为：协议是杨f及被告A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残疾证仅表明杨f有精神残疾，但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应由司法鉴定来确认。户口簿不能代表房屋的权利人；家庭房产分割协议为原告及其家庭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属证明。原告的情况并不符合单独按计户进行拆迁补偿的规定；认购合同系被告杨c代签，所确定的房款已经是优惠价款。证据4的复函与本案无关，协议上加盖的章能够代表被告A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被告A公司从未收到过原告家庭关于认定杨a为杨f监护人的家庭协议，经村委会于XXXX年X月X日指定杨b作为杨f的监护人。
原告对被告A公司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由杨b及杨c出面系为了杨f办事方便；认为证据2的情况说明系村委会造假，目的是为了裁决强迁手续的需要，村委会另外还出具过证明，指定原告为杨f的监护人；对证据3所反映的事实均不予认可，认为系争协议由杨f一人签订；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拆迁中对原告应以单独一户进行安置，裁决过程中原告也提供了作为监护人的相应证明；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认为系争协议签订时仅有杨f一人在场。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及被告A公司提供的证据均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当事人对举证目的存在的异议，应当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上海市A区XX镇XX村XX号房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杨f，其于XXXX年X月X日取得残疾人证，该证载明：杨f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一级（重度）精神”，监护人为杨a。杨f已于XXXX年X月X日死亡。被告吴a系杨f之妻，被告杨b系杨f与被告吴a之子，被告方a与被告杨b系夫妻关系，原告杨a系被告杨b与被告方a之女，被告杨e、杨c系被告杨b与被告方a之子，被告陈a与被告杨e系夫妻关系，被告陈b系被告陈a与被告杨e之女，被告杨d系被告杨c之女。XXXX年X月X日，XX镇XX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根据XX镇派出所提供的资料，同意认定由其户主且其家庭成员一致同意的杨a为杨f的法定监护人”，该村民委员会于XXXX年X月X日再次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根据XX镇派出所提供的资料，认定其儿子杨b为其法定监护人”。
XXXX年X月X日，被告A公司因XX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前期基础性开发（X期）项目建设需要，取得X房地拆许字（XXXX）第X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上述房屋所在地块进行拆迁。XXXX年X月X日，杨f（乙方）在被告杨b、杨c、杨e的陪同之下，与被告A公司（甲方）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载明：乙方所有的房屋坐落于（上海市A区XX镇）XX村XX宅X号，建筑面积XX平方米；甲方应当支付乙方货币补偿款XX元、棚舍和其他附属物补偿款XX元、搬家补助费XX元，设备迁移费XX元；乙方应于XXXX年X月X日前搬离原址；同住人为吴a、杨b、方a、杨a、杨c、杨d、杨e、陈a、陈b。双方另对安置房源、奖励费、过渡费等事项作了约定。杨f在该协议的乙方落款处签字，被告A公司则在该协议的甲方落款处加盖“上海A有限公司XX综合交通枢纽项目（A区）拆迁专用章”。双方于同日还签订了安置房屋的认购合同，其中位于《XX家园》东区（X）号X层X室房屋的认购合同载明被拆迁人（或产权人）为原告杨a，该合同的被拆迁人签字处载明系由被告杨c代签。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吴a、杨b、方a、杨c、杨d、杨e、陈a、陈b经本院合法传唤，未能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原告诉称杨f患有精神残疾，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签订的系争协议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杨f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以其是否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为判断依据，由专业医学技术鉴定部门予以认定，因杨f现已死亡，仅凭残疾人证尚不足以证明杨f在签约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由该证载明监护人亦非确定精神病人监护人的法定形式。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拆迁补偿安置按户进行，杨f作为宅基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人，系代表该户家庭与被告A公司签约，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确认其签约时由儿子杨b、孙子杨c、杨e等成年家属（亦系共同权利人）陪同，且杨b曾由当地村民委员会指定为杨f的监护人，故系争协议由杨f签订并无明显不当。从系争协议的内容上看，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高于相应拆迁方案及补充方案的规定，未侵犯杨f及该户合法的财产权利。原告诉称经过家庭内部析产，其拥有被拆迁房屋的部分产权，被告A公司未对其进行补偿违反了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原告所持家庭房产分割协议系该户家庭内部约定，虽可证明原告为同住人及拆迁补偿安置的权利人，但不能以此作为单独计户的依据，也不能由此证明其在被拆迁房屋中的权利受到侵犯，原告在拆迁所得补偿利益中所占的具体份额，则可通过法律途径另行解决。至于原告诉称被告A公司在系争协议上未加盖法人章构成欺诈一节，与事实上被告A公司已认可系争协议效力的情况不相符合，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杨a据以诉称系争协议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a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黄某
审判员吴峰
代理审判员王志云
书记员金丽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