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刑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考察，刑法也应当保护财产性利益。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法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据此，如果民法能够抑止所有侵犯财产的行为，刑法就没有必要将侵犯财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民法对所有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保护不是万能的；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在财产关系极为复杂的当今社会，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民法补救被害人的债权、财产性利益的损害，也是不现实的。前述外国立法例，在否认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的同时，肯定了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对象，也说明民法并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所以，当民法木足以保护所有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就需要刑法保护。如果认为只有财物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那便意味着：只有当民法不足以保护所有权时，才由刑法保护；而当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不能由刑法保护；这显然不利于保护财产。另一方面，我国《刑法》第2条宣布保护财产，第13条宣布侵犯财产的行为构成犯罪，《刑法》第20条、第21条也间接表明刑法保护财产。所以，当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由刑法予以保护实属理所当然。

　　最后，刑法的相关规定表明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对象。例如，《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货物、货款、预付款都是财物，但担保财产则不限于狭义财物，而是包括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再如，《刑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增值税等发票本身虽然是有形的，但上述规定并不是旨在保护这种有形的发票本身，而是保护有形发票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或许人们认为，上述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财产性利益原本不是诈骗罪的对象；只是在有拟制规定的情况下，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而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在法条明文规定的特定范围内适用。诚然，拟制规定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只能在特定范围内适用。但是，如果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本身包含财产性利益，那么，第210条第2款的规定就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既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那么，就应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财物原本包含财产性利益，敌第210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

　　问题在于，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如果认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对象是‘财物’，尽管‘财物’只限于有体物与天体物，但为了满足处罚的需要，对于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应定罪量刑”，那么，这显然是类推解释的思维。因为，如果解释者明知骗取财产性利益不包含于刑法规定的“财物”之中，仍然主张以诈骗罪论处，就意味着解释者明知刑法没有将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鉴于处罚的需要以及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相似性，主张以犯罪论处。在这种思维中，即使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也可能成立犯罪。但是，以上讨论明显不是这种思维，而是认为，《刑法》第266条的“财物”包含有体物、无体物与财产性利益。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说，将“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是被允许的扩大解释，还是被禁止的类推解释？疑问显然是存在的。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既是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任何解释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使是立法解释，也不能采取类推解释方法）。要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以及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