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某在某地开办了一个摩托车维修部，自1999年4月份以来，杨某多次伙同他人实施盗窃行为。2000年11月，因受公安机关打击，该盗窃团伙成员纷纷外逃。杨在准备关闭摩托车维修部外逃时，发现维修部内还有一辆吴某送来维修的“五羊公主”牌摩托车（价值1.3万元）。杨某在打电话告知车主来取车后，心想反正外逃，不如将该车卖掉挣点钱，于是就将该摩托车骑走卖掉，获利3000元。杨某归案后，针对其私自将保管维修的摩托车变卖的行为如何定性及管辖，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私自将摩托车骑走变卖，其主观上不但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还采取了秘密窃取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某以修理摩托车为名，采取欺骗手段，将车主吴某放在其维修部修理的摩托车骑走卖掉，其行为已构成了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杨某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

    同时，针对杨某所犯罪的管辖问题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客观特征，所谓的秘密窃取，就是用一种自认为他人不易发觉的方法，将他人财物暗中占有。本案中，杨某虽然在车主吴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车卖掉，但其对摩托车的占有并非通过秘密窃取的方式来实现，而是车主吴某主动送来维修的。因此，杨某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特征。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用各种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蒙蔽被害人，使其产生错觉，从而“自愿的”把财物交给诈骗分子，是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集中表现。本案中，杨某的摩托车维修部在杨某外逃之前是正常经营的，并非是为了诈骗而虚设的，杨某也从未想过利用摩托车维修部来骗取摩托车，车主吴某在摩托车维修部正常营业期间主动上门修车，并非是杨某采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的。因此，杨某的行为也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数额较大的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侵占罪的客体，是他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与其他侵犯财产罪是一致的。但作为侵占罪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必须是行为人已经合法持有，这是成立侵占罪的要素和前提，也是区别于盗窃、诈骗等其他侵犯财产罪的标准之一。侵占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将合法持有的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拒不退还的行为。拒不退还还包括将保管物、遗忘物或埋藏物消费、出卖、毁灭、赠与他人等，为此表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该财物的目的。本案中，车主吴某将摩托车送来维修，杨某就合法地持有了该摩托车，其负有妥善保管、积极维修和及时返还的义务。这完全符合侵占罪成立的要素和前提。杨某打电话通知车主来取车，并非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来欺骗车主，此时，其尚未产生侵占的故意。其产生侵占的主观故意是在打电话之后，想到反正将要外逃，不如将该车卖掉换点钱，于是才骑走并卖掉，关门外逃，这也恰恰是其拒不退还的表现。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杨某私自变卖维修物品的行为，完全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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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该罪的管辖上，有人认为杨某不但涉嫌侵占罪，而且涉嫌盗窃罪，且侵占罪是由公安机关依职权发现并调查取证，因此，侵占罪应由公安机关管辖，随盗窃罪一并按公诉程序办理。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属于管辖错误。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三款规定，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自诉案件；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法律将侵占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并按自诉程序审理，实际上就是把这类案件的起诉权赋予自诉人。起诉与否，是自诉人的权利，由自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对于侵占案件，如果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而法院也作为公诉案件来审判，无疑就剥夺了自诉人的诉讼权利。本案中，杨某虽涉嫌公诉案件，也涉嫌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即便如此，司法机关也不能越俎代庖，将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一并侦查、起诉，并按公诉程序来审理。有人提出，如果车主不起诉追究杨某侵占罪刑事责任，势必会放纵对杨某的处罚。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与公诉案件比较而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所包含的各种犯罪在社会危害上明显要轻一些，立法时将这类案件规定为自诉案件，由受害人决定是否交付国家司法机关审查与裁判，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利于节省国家司法资源，集中力量去惩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法律将侵占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客观要求。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只有做到实体、程序两方面的公正，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