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我们在审查起诉一起共同抢劫犯罪案件时，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主犯以若不参与抢劫他就要自杀相威胁，迫使两名犯罪嫌疑人参与了抢劫犯罪。在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认定为从犯还是胁从犯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引出了一个如同本文题目所列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了便于认识这个问题，特将基本案情简要介绍如下：

　　2002年10月7日下午，被告人王瑞提出抢劫一辆出租车去兰州。徐金元、高某（属未成年人，名字隐去）均不同意。王瑞便对徐、高二人说，若不同意抢车，他就要自杀。徐金元、高某二人再未反对。随后，王瑞、徐金元、高某到庆城县汽车站，租了一辆夏利轿车。因王瑞当天饮酒，上车后便昏睡，一路未醒。王瑞怀揣的为抢劫准备的菜刀露出，被徐金元看见后藏匿。约5时许，到达西峰。王瑞埋怨徐金元在途中没有叫醒他而错失抢车的机会。随后王瑞又租乘杨某驾驶的红色奥拓车。在车上，王瑞提出抢劫该车，徐金元不同意，王瑞又以自杀相威胁，高某表示同意。当车向南行至西峰区肖金镇南S202线158M+230M处时，王瑞以上厕所为名，让司机杨某停车，车还未停稳，王瑞随即用黑色皮裤带勒住杨某的颈部。杨某奋力反抗，挣脱，打开车门往外跑时，王瑞、徐金元、高某将杨某向车内拉，杨某拼命挣扎逃脱。王瑞驾车带徐金元、高某逃跑，途中轿车翻落路边，轿车报废。

　　在讨论徐、高二人在共同抢劫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应当认定徐、高二人为胁从犯。理由是，主犯王瑞对徐、高二人的确实施了威胁行为，徐、高二人对实施抢劫犯罪不是完全愿意的，符合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 “被胁迫参加犯罪” 的规定。

　　另一种意见：应当认定徐、高二人为从犯。理由是，主犯王瑞不是以侵害徐、高二人的利益进行威胁的，且王瑞在实施威胁行为时已经醉酒，上车后已经失去了实施抢劫犯罪行为的能力，徐、高二人完全有条件选择拒绝参与实施抢劫犯罪，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胁迫的特征。

　　我同意第一种意见，即认为徐、高二人是胁从犯。

　　对“胁迫”的内涵目前还没有司法解释。从我看到的一些《刑法学》教科书上的学理解释看，《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胁迫”，是指以剥夺生命、损害健康、揭发隐私、毁损财物等对行为人进行精神上的强制。对主犯以自杀等损害自己利益相威胁，是不是《刑法》规定的“胁迫”，教科书上都未提及。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胁从犯都是被胁迫者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才参与共同犯罪。本案主犯对徐、高二人的胁迫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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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我认为，胁从犯的本质特征是行为人受到了精神上的强制，参与犯罪不是完全愿意的。至于以何种方式进行威胁，是以侵害被威胁者的利益进行威胁，还是以侵害威胁者自身利益相威胁，不影响威胁实事的存在，只要被威胁者的确是不太愿意参与共同犯罪，因受到威胁而参与了，就应当认定为胁从犯。事实上，徐、高二人在王瑞提出抢劫出租车时均表示不同意，只是由于受到王瑞的自杀威胁才勉强同意的，在乘坐到第一辆出租车上后，在王瑞醉酒的情况下，徐、高二人既未叫醒王瑞，也未主动实施抢劫行为，还藏了菜刀，以致遭到王瑞的埋怨。在第二辆出租车上，当王瑞提出动手抢劫时，徐金元又表示不同意，王瑞又以自杀相威胁，高某才同意。在实施抢劫行为过程中，徐、高二人表现的不是十分积极。

　　在有些人看来，王瑞所说的若不参与抢劫他就要自杀，毕竟是说自杀，又未说要杀害徐、高二人，自杀与不自杀，徐、高二人可以不理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案三名被告人的关系只是一般的所谓朋友关系，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差异的。对来自同一个人同样的威胁，不同的人反应是不同的，对有的人起到了精神强制作用，对有的人可能就起不到强制作用。本案的事实是，徐、高二人由不同意抢劫到同意抢劫，的确是由于受到王瑞自杀的语言威胁。

　　至于说徐、高二人当时可以拒绝参与，可以选择不参与抢劫，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胁从犯而言，威胁并非使其丧失了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的条件或可能。如果丧失了选择行为的可能，就不是胁从犯了。也就是说，胁从犯是在可以选择不实施犯罪的情况下，虽不太愿意，却仍然选择了实施犯罪。徐、高二人正是这种情况，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003年4月18日

　　注：

　　最近，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徐、高二被告人为胁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