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犯罪嫌疑人郑某偶然听说盗窃车牌可勒索钱财，遂决定仿效。他准备了铁钳、螺丝刀、透明胶带等工具，又购买了手机卡，并用假身份证开设了银行账户。2004年7月至12月间，郑某先后多次趁夜深人静之机，用铁钳、螺丝刀将他人汽车的前后车牌撬掉后盗走藏匿起来。然后，用透明胶带把自己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车门玻璃上，纸条上写明：“如想要回车牌，请汇200元钱！”等内容，并把手机号码及银行账号写在纸条上。不少车主因补办车牌手续复杂、费用也不低（约200余元），不得已答应郑某的要求汇钱，换回车牌。就这样，郑某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连续作案30余次，盗窃各种车牌共计60余块，价值7000余元，以此勒索钱财4000余元，所得赃款全部被其挥霍。

　　分歧意见：在此案的处理上，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郑某构成敲诈勒索罪。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藏匿他人车牌，并以此要挟车牌所有者，利用其怕麻烦的心理索取钱财，数额较大，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郑某构成盗窃罪。郑某勒索钱财、盗窃他人车牌属牵连行为，应择一重罪即盗窃罪处理。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的关键是对“牵连犯”的认识和理解，如果弄清了这个问题，则本案的定性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牵连犯”，是指以实施一个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牵连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牵连犯”是以实施一个犯罪为目的，如果行为人有数个犯罪目的，在此目的的支配下实施了数个犯罪，则不构成“牵连犯”；2.实施了数个行为，且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即牵连犯的目的行为，与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之间须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3.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相同罪名不能构成 “牵连犯”；4.处断原则为“从一重处断”。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郑某的行为即属于典型的“牵连犯”：一个犯罪目的，就是“利用车牌勒索钱财”；围绕这个犯罪目的，郑某实施了“准备工具、买手机卡、设立银行账户及盗窃隐匿车牌、留纸条”等数个行为，这些行为互相联系共同为了“勒索钱财”这个犯罪目的服务，是 “勒索钱财”的方法和手段；其中，“盗窃隐匿车牌”行为触犯了盗窃罪，“以车牌勒索钱财”行为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在确定本案是“牵连犯”之后，让我们再根据“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从一重处断”来对郑某的行为进行定性。如前所述，郑某触犯了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两个罪名，其中，盗窃数额为7000余元，敲诈勒索数额为4000余元，均属于“数额较大”。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盗窃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比较而言，盗窃罪的法定刑除主刑之外，还包括附加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重于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因此，对郑某应按盗窃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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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常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