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一线之际成功保存三代单传的楞头青：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二审辩护成功获改判死缓结果。
刑 事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本律师接受上诉人王﹡的父母王﹡﹡、李﹡﹡委托，并征得王﹡同意，依法参加王﹡上诉故意杀人一案的二审诉讼。我对张﹡同志被害表示哀悼，向被害人张﹡的亲友表示慰问。我认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武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过重，提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现发表辩护意见。
一、一审判决认定王﹡一人致死人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过重。
一审判决认定“在打斗中,被告人王﹡持刀朝张﹡的胸背部猛刺数刀,致张﹡左肺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一审认定王﹡持刀朝张﹡胸部捅刀,毫无证据；“猛刺数刀”系含糊其词，究竟几刀不确定；“猛刺数刀,致张﹡左肺破裂”，案中却无惯通伤的证据，不能排除左肺挫裂伤的可能性；遗漏了心脏挫裂伤，不能排除心因死的可能性；故死因“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
本案聚众斗殴发生在深夜，当时灯光昏暗，现场混乱，双方参加打斗的人数众多。被告方有彭＊、王＊刚、王＊、贺＊＊、谢＊＊和涉案在逃人犯翟＊＊ 、王＊胜、王飞＊、张＊力，他们九人分别持刀具、金属警棍、木棒、凳子等作案工具参加打斗，被害方有张＊、彭波＊、施＊平等三人参加打斗。双方混战，造成被害方张＊死亡；彭波＊、施＊二人受伤，被告方彭＊、翟＊＊二人受伤。其中被害方张＊心脏遭钝器挫伤并身负四刀，彭波＊背部右下肺遭钝器挫裂伤并身负二刀，被告方翟＊＊身负二刀（被同伙黑暗中误伤）。案中证据证实，被告方有王＊、王＊刚、贺＊＊三人携带刀具到现场, 王＊承认用刀捅人, 贺＊＊说只用刀柄拍人，王＊刚说没有动用道具。被告方九人都是晚上活动的赌场雇员，其“职业习惯”大都随身携带刀具。案中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人贺＊＊、王＊刚、彭＊、谢＊＊捅刺张＊的可能性，更不能排除涉案在逃人犯翟＊＊、王＊胜、王飞＊、＊力捅刺张＊的可能性。案中尸体照片显示,张＊身上创口长宽不一、形态不一。特别是张＊左背部肩胛骨下两处创口，左侧创口1.8×0.3cm，右侧创口2.4×0.5cm，这两处创口相距2.0cm，两处创口长度相差0.6cm,宽度相差0.2cm，明显属于两个不同宽度的片状锐器捅刺所致。案中武汉市公安局刑科所＊鉴定所武刑所＊鉴字（200＊）第张＊号《法医鉴定书》证实“彭波＊胸背部可见二处长度为2cm、1cm刀刺伤口”。彭波＊胸部长度为2cm的创口与张＊左背部长度为1.8cm的创口最为接近，疑似同一刀具所致。这就说明本案现场有多人使用宽度不同的锐器捅人。
一审判决遗漏了被告方有多人殴打张＊致其心脏遭钝器挫伤和头顶部遭钝器挫裂伤等重要事实。
本案聚众斗殴的锐器无一到案，受损衣服无一到案，死者与伤者的病历无一到案，属缺失重要物证与书证的疑案！
就此疑案，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死刑，量刑过重。
二、《尸检报告》与《法医学文证审查意见书》存在重大错漏。
一审中，武汉市公安局刑科所＊鉴定所出具的＊公刑技法（200＊）第＊号《尸检报告》测量了被害人张＊身上六处创口，总共记载了12个数据，其中9个数据错误；左背部肩胛骨下两处创口明显大小不一，这两处创口的4个重要数据错得太离谱。《尸检报告》分析说明“尸检发现死者多处裂创，左肺破裂，胸腔大量积血，主要损伤为刺创，致死工具为片状锐器”；结论“张＊系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就肺因死而言，由于张＊左胸左背遭到多人钝器强力打击，《尸检报告》未检验左肺下叶背侧缝合线头处创口形态及其成因，不能排除肺挫裂死的可能性。请注意有关彭波＊的《法医鉴定书》，其胸部CT检查所示：……右下肺背段肺挫裂伤。其诊断为右下肺挫伤。彭波＊遭现场钝器打击能形成肺挫裂伤，可推定张＊遭钝器打击形成肺挫裂伤的可能性极大，左肺缝合线头处创口形态及其成因现不得而知。
《尸检报告》心脏胸骨面可见广泛的表面出血，尸体照片显示心脏表面可见出血灶，说明心脏挫伤严重，却无心脏解剖这一环节，不能排除心因死的可能性。
总之，《尸检报告》错误太多，其检验内容与死因结论并非严谨科学。
二审期间，经辩护人申请，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案的致伤工具，作出了鄂检技司鉴（200＊）第＊号《法医学文证审查意见书》（以下简称《审查意见》）。 《审查意见》纠正了《尸检报告》测量数据中的9个错误。
但是，《审查意见》尸检所见，遗漏了“心脏胸骨面广泛的表面出血”与“心脏表面可见出血灶”两项重要事实。《审查意见》对心脏挫创视而不见，对其致伤工具无分析说明，无结论意见。这是司法鉴定中不应发生的一大缺失。
《审查意见》的尸检所见部分的“4、右背部可见一2.5×0.5cm大小的创口，……两创角均较锐。”在分析说明中却变成了“2、……一角锐，一角相对较钝”，后又说成“为典型单刃刺器所形成的损伤。”——“单刃刺器”怎么能形成“两创角均较锐”？尸检所见与分析说明前后矛盾，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
《审查意见》的尸检所见“5、左肺下叶可见一2.1×0.2cm大小的创口，两创角锐，……肺部另一创口已缝合。”分析说明“3、左背部两创口，……创口相应的部位出现左肺叶两处损伤，该损伤为致命伤……。”在这里，《审查意见》在既无创口照片，又无刺入口、刺创管、刺出口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将缝合线头处认定为刺创，纯属主观臆断。缝合线头处即令有创口，由于张＊遭到过钝器强力打击，又由于《尸检报告》记载了“心脏胸骨面广泛的表面出血”，尸体照片显示了“心脏表面可见出血灶”，表明左肺创口就应存在挫裂伤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肺挫裂死的可能性，就不能确定地得出肺刺创死的结论。
《审查意见》的尸检所见“3、左背部肩胛骨下两处创口……，创角锐。在分析说明中却变成了“3、……，创角较锐”,后又说成了“……单刃刺器……”，在未指明锐角、钝角的情况下，“单刃刺器”之说从何谈起？即使“单刃刺器”之说成立，请再注意《审查意见》与其上相应的尸检所见“5、左肺……创口，两创角锐’’,那么“单刃刺器”如何能形成左肺叶“两创角锐”的贯通伤？显而易见，《审查意见》中关于“左背部两处……刺创单刃刺器可以形成”的结论意见不成立。更重要的是，左背部两处创口，长度相差0.6cm，宽度相差0.2cm，明显属于宽度不同一或不近似的致伤工具分别所致。
《审查意见》认定“该损伤为致命伤”，却闭而不谈两处损伤的致伤工具是否同一或近似。《审查意见》没有对两处致命伤的作案工具的宽度作出鉴定。这又是司法鉴定中不应发生的一大缺失。
《审查意见》列明“会请了”湖北省地区五位法医学专家教授，共同对张＊的致伤工具进行了分析讨论”，但《审查意见》内容与结论的“权威性”令人不敢恭维。
三、同案犯贺＊＊的供词缺乏可信度，应排除其证明效力。
贺＊＊在侦查阶段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说：“王＊又朝那个穿牛仔裤,白色旅游鞋的人后背捅了,具体几下不清楚”，在二审法院提审时贺＊＊又说：“王＊捅了7、8刀”，前后供述不一致。由于贺＊＊与王＊同为携刀参加打斗的被告方同案犯，且不能排除贺＊＊捅刺张＊的嫌疑，在承担罪责方面与王＊有利害关系，存在贺＊＊推卸罪责的可能性。因此贺＊＊的供词缺乏客观性，其有关内容不能在本案中被采信。
四、二审庭审对王＊刚刀具的质证，证明案发现场存在宽度不同的多种刀具。
在缺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材料的情况下，二审庭审中出示王＊刚的刀具，尽管其物证来源程序不合法。但通过庭审质证，王＊和贺＊＊都说他们的刀具没有这把宽，由此证明案发现场存在宽度不同的多种刀具，不能排除多人捅刺张＊的嫌疑。
五、张＊被害属多因一果，不应由王＊一人承担全部罪责。
案中证据证实，被告人一方有不少于六人采取刀刺、棒殴、凳击和拳打脚踢等方式对被害人张＊施暴致其死亡。张＊存在肺因死、心因死和肺因死与心因死叠加致死等三种可能性。
为此，我们申请二审法院向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调取抢救张＊的病历，以查明抢救时张＊的生命体征和抢救细节等情况，便于明确其死因。
被害人张＊头部钝器挫裂伤是他人所为，不应由王＊承担罪责。
被害人张＊心脏钝器挫伤乃至肺部钝器挫裂伤是他人所为，不应由王＊承担罪责。
被害人张＊胸背部的四处锐器伤以至肺部锐器伤，不能肯定是王＊一人所为，不能排除他人捅刺张＊的可能性。
总之，张＊被害是多因一果，不应由王＊一人承担全部罪责。
六、被害人张＊存在过错。
深夜，被害人张＊饮酒后在小区大门内，与彭＊、王＊刚、王＊、贺＊＊等九人发生纠纷并进行打斗，存在明显的过错。
七、上诉人王＊具有多项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上诉人王＊无前科，无预谋，受人邀约参加械斗，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王＊的父母王＊＊、李＊＊一个中风、一个下岗，家徒四壁，仍想方设法筹集资金2万元代儿子王＊赔偿，均系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案聚众斗殴的锐器无一到案，受损衣服无一到案，死者与伤者的病历无一到案，属缺失重要物证与书证的疑案！王＊捅刺张＊，存疑他人也捅刺张＊，多人钝器打击张＊，最终致使其死亡，是法律上的多因一果，不应由王＊一人承担全部罪责。此外，王＊具有多项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受害人存在过错。一审判决王＊死刑，量刑过重。据此，作为辩护人恳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王＊从轻处罚，改判死缓。
律师：何红霞
13986010182
二○＊＊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