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故乡——湖南省东南部的安仁县一带，存在着一种名为“讨鼓旗”的习俗。即每当妇人去世的时候，以死者兄弟为代表的娘家人有权在丧礼上得到一笔财礼。这笔财礼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从娘家吊孝的花费到死者当初的嫁妆，其中还包含一些传统的财产观念。由此可以展现当地迄今为止的妇女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惯例，本文对此试加以分析。
　　一、“鼓旗”的名与义
　　“讨鼓旗”习俗未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其空间分布范围目前尚不清楚。笔者曾翻检当地的方志[1]、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2]，并尽力寻找一些与当地有关的文献[3]，也查阅过相邻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相关资料，都没有找到与此有关的只言片语。笔者感觉这一习俗在邻近各县（如茶陵、酃县）以及毗连的江西各县应该也是存在的[4]，未发现记载的原因，除了还须继续努力之外，更主要的可能还是这类事件过于微妙，不便言说。
　　既然缺乏文献依据，“讨鼓旗”一词的名义便足以构成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三个本字是笔者根据当地的方音记下来的；前面的“讨”字不成问题，后面的“鼓旗”二字有人觉得当作“古器”。其理由是：这一习俗的含义在于“讨样东西作个纪念”，既然是作纪念，当然要以能传代的东西比较好，所以这东西应当叫“古器”；或者说是“讨样东西作古器”的意思[5]。笔者觉得这种解释不大能通。如果说这一习俗的目的仅仅在于“作纪念”的话，何须要用“讨”这个名目？在这里，“讨”字意味着“求取”、“索要”，实际上暗含着一种权力关系[6]。再说，用作纪念的东西可以有很多，为什么单单要挑“古器”？人家的古器总归是值点钱的东西，它与你娘家人何干，凭什么要给你？事实上，以笔者耳闻目见所及，在这一场合被当作礼品赠送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是新的，根本就不“古”。由此可见，“古器”之说并没有抓住要领。
　　笔者将这个语汇记作“鼓旗”，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是方言中对这个语汇的发音。在安仁话中，“古”、“鼓”二字如同普通话中一样是完全同音的；“器”与“旗”的韵母相同，但声母和声调都有差异（“器”送气、去声，“旗”不送气、阳平）。具体到这个语汇中，由于重音在前一个字，后一个字发生变调，都变为轻声，这样，“古器”和“鼓旗”这两种说法说起来便只有“器”字送气、“旗”字不送气的细微差别。差别尽管细微，但还是很清楚。在交谈中，确实有不少人将这个语汇说成“古器”的，但笔者从小从父老口中听到的便是将这个语汇说成“鼓旗”的[7]。在这里，即使谨慎地认为“鼓旗”的说法未必比“古器”之说更近乎本义的话，前者至少具有与后者同等的语音证据。
　　何况还有另一方面，那便是“鼓旗”二字所可能产生的意义解释。正如很多社会风俗都有一个很委婉的“名”一样，笔者认为“鼓旗”二字也只是一个由头，就好比当地给远行的人送点钱叫“茶”钱，其实际涵义仅仅是一笔财礼。讨取财礼当然不能师出无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中国人向来又有重义轻利的传统，亲戚之间赤裸裸地谈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免不了要找一个既有光明正大理由、同时听起来又比较含蓄的名目。“鼓旗”正是这样一个兼具双美的现成借口。
　　要讲清这一点，在此须叙述一些相关的风俗。按当地的丧礼，娘家人去孝家吊唁是一切亲戚中最隆重、最正规的。去，当然不能空着手，须置办一套行头。这套行头的中心是酒馔香炮各色祭品，以及花圈、挽幛之类，用一个“杠”抬着[8]，前面则有一套仪仗。仪仗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旗（一般为2面）；其二为乐队。当地用乐通常有两种，一种俗称“大锣大钹”，由两人合奏，用于舞龙灯及丧葬祭祀之类仪式；另一种为“小打”，由鼓（1面）、钹（2付）、锣（2块）、喇叭（1至2把）或者外加二胡（由前述乐手兼司）组成，适用于各种场合。此外还有西洋管乐（俗称“洋鼓洋号”），其功用属于小打一类。在吊孝的仪仗中，“大锣”是必须的，但不用钹，而是用大锣一对，长三声、短四声地齐鸣，不断重复；“小打”则不一定，一视其消费高低，如果用则与大锣并用，各行其是；洋鼓洋号尤不必须，一般只是作为“小打”的新潮替代品。为节省人力，扛旗与鸣锣的职司往往合而为一，即一共只用两人，每人肩扛旗而手鸣锣（于是也就有一些为求简起见只鸣锣而不打旗的）。行进中还须沿途放铳，这只是起警示作用，一般无须专门人手。
　　既然要摆设这样一套仪仗，“鼓旗”二字的意义也就昭然若揭：它指的便是这一套行头。所谓“鼓”，代表乐器，而“旗”则已表明是旗帜。“鼓旗”二字连用，其字面含义是指仪仗。以“舅公”之尊（当地有“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之谚）前来吊孝，祭品是他应出的本份（这是献给死者的），这套仪仗总该由孝子负责。就是说，舅公盛设威严而来，是给死者、给孝子捧场，那么孝子只有将这笔费用出掉，才算是给舅公也捧了场。否则便是舅公给了外甥面子，而外甥没有给舅公面子[9]。明乎此，我们不难找到“讨鼓旗”一语中“讨”字的含义。
　　事实上，“鼓旗”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字面解释，它往往具有更多的内涵。仪仗的费用由孝子开销，这自然是不消说，娘家人带来的祭品，孝家也须特殊处理。别人家的“杠”来了孝家也就接了，唯独娘家来的“杠”孝家不敢动。不仅祭品，娘家人带来的一切东西孝家都不敢随便乱动。所有礼品都须摆在特别显赫的位置，除了花圈、香、炮之类消耗性物品，其他能够被再利用的东西一切都要原物奉还。不仅奉还，孝家往往还须作一定的补偿。在很多人心目中，这才是“鼓旗”二字的正解。这笔补偿的弹性很大，其中的张力当然主要是亲情，以致过去有些与娘家或舅家失和的人，一谈起“讨鼓旗”便为之色变。
　　二、“鼓旗”的内容
　　这一问题须结合“讨鼓旗”的程序进行述论。
　　“讨鼓旗”的正式时机是在“拜客”之前。当地丧礼中的“开堂”祭奠活动（俗称“闹丧”，前些年亦名“开追悼会”）主要分客祭和家祭两大部分。按照先客后主的原则，在“告祖”（即禀告列祖）之后，便由来宾进行祭奠，称“拜客”，之后再由家人举行“堂祭”。“拜客”不能不讲究次序，自然要从地位最高的舅公拜起。而作为亡者血脉所自的娘家人，绝不能象其他来宾一样由“引礼生”（或称“文礼生”）点名就位，而须由孝子亲自去请。“讨鼓旗”事件如果发生，也就发生在这一过程中。
　　孝子请舅公出场“拜客”，俗称“七请八拜”，这是做舅公的一生中最威风、最能显示其尊严的时刻。孝子（如有孝孙也须跟着）全副孝装，由礼生指引，前面鸣锣（当然是大锣）开道，鱼贯来到舅公的下处，群跪，鸣炮，礼生代为致词；这便是“请”了。这种“请”不能空手，须将“鼓旗”奉上。孝子手托茶盘[10]，茶盘中摆着一应礼物，如果一茶盘盛不下则分作若干茶盘；这些便是“鼓旗”了。舅公将下跪者扶起，算是认可；但照例请一次绝不能罢休。礼生引导孝子一干人退将出去，然后再前趋，跪请，如是者数。平素关系融洽的，舅公体恤孝子，孝子便不必退太远，起身后只稍退几步，复趋前跪，算是维持了意思。一般须三请。待舅公听完致词，心下满意，便接受礼物，出场易装[11]，就位祭奠。
　　“鼓旗”有钱有物。钱主要是用于开“伕子”及“乐行”，即支付执事工钱。物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白布，这是“拜客”时作“号（孝）子”用的，按人头分成若干块，用完后归各自所有。其二是肉，这叫“回事”（即回馈）；大体照着“杠”中的花费，给一块价值相当的肉，意在从经济上予以补偿。其三是铜锣，一对；这一般只能用作纪念，大概是因为舅公来的时候仪仗中有一对铜锣，孝家此时奉上铜锣一对，表示为舅公捧场的意思。笔者认为这对铜锣便是“鼓旗”一语中“鼓”字的着落。
　　钱物之间当然可以相互变通。如果“开伕子”不用钱，可以换成价值相当的肉；而如果“回事”馔品不用肉，也可以折成价值相当的钱。一般地，“乐行”因为是纯雇佣关系，只能开钱，并且为了防止他们钱到手就走，很多人家都要等送葬上山后到墓穴边才开；而做“伕子”（抬杠、开锣）则往往属邻里帮忙性质，用肉答谢的比较多。除非来宾超出事先的预计而使得肉不够用，一般孝家是不大会将“回事”馔品的肉折成钱的，因为在乡村准备肉总归比准备钱容易，很多人都是自己家里要杀猪的；况且，用肉放在“杠”中抬将回去，沿途的人都可以见证孝家对舅公有所“回事”。最容易被变通的是那对铜锣，因为一般人家拿着它并没有什么用，于是它常常被改换成其他物品。过去有人送铜香炉，可供初一、十五在神龛上发香之用；而近年则有人送铝水壶，这都是兼有纪念和实用两方面价值的。绝对不能变通的只有那块白布，因为它当即就要派用场（作“孝布”），如果实在要变顶多只能把它变成一块更有实用价值的白毛巾而已。
　　以上所言是风俗的常态，从中不大看得出“讨”字的存在。要出现这样的结局有一个基本前提，那便是姑舅两家的关系平素比较正常、融洽。凡是在这个范围里的，外甥自然懂得未雨绸缪，早在舅公来祭奠之前便主动去找舅公商量、请示；此时舅公一般也会告知将是一个怎样的去法；双方达成共识，各自作好安排，后来便只须如礼如仪而已。但如果两家关系不睦，事情便远没有这么简单。这里面又可以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舅公并不想让事情砸场，只是对外甥有所不满，这时便不免趁对方做孝子之机示以薄惩。就是说，其目的仅仅在于抖一抖舅公的威风，钱财本非所计。象这种情况，舅公便会在孝子“七请八拜”的时候迟迟不扶他起来。孝子当然只能保持跪姿（请注意其双手是高举着盛有重物的茶盘的），旁人想扶又没有资格，其本人更不可以自行起立，否则便是严重失礼。要等跪得差不多了，舅公才开始发话。发话的内容，无非是宣泄怨愤，将孝子骂个狗血喷头；举凡对舅公不恭、待娘亲不孝以及待人接物种种不当之处，逐一数落，孝子俯首贴耳，绝不敢稍示不逊。这时也会有对“鼓旗”发表意见的，但无非是吹毛求疵，不会提出离谱的要求。待宣泄完毕，收下礼物，这事情也就算完了。
　　另一种情况则是舅公对姑妈家根本就没什么感情，以后也不打算再有来往，纯粹以索要钱财为目的，这时候麻烦就有点大。麻烦在于做舅公的毫无顾忌，不达目的绝不甘休。在这种情况下，“讨”的形态才比较明显。上文提到有些人一谈“讨鼓旗”便为之色变，担心的便是这种情况出现。严格地讲，事态只有当它发展到这种地步，才能被叫做“讨鼓旗”，象上文所述的种种，一般人只是当作正常的人情来往。笔者出生已晚，对这种“讨鼓旗”的实例倒也有幸曾亲眼得见，加上从小听父老谈论，所以印象极深。据说以前有讨得田产的，也有讨得“花钱”（银元）的，时间大约在清末或民国年间[12]。
　　建国以后，经过土改、集体化几十年的变革，乡村社会的很多层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讨鼓旗”之类的事例已很少发生，就连“讨鼓旗”这个词也有逐渐从人们的口头淡出之势。尤其文革期间，丧礼一度被行政干预得非常简易，有些人甚至身后连追悼会都不许开，等于接受祭奠的机会都没有，遑论“讨鼓旗”。但自从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再现，很多社会风俗都已恢复到接近以前小农经济时期的那种形态。作为各项人生礼俗中最重要的一项，丧礼已被复兴得十分隆重，几乎可谓率由旧章，这期间虽然还没有发生严重的“讨鼓旗”事件，然而对于舅公的地位，仍须予以足够的尊崇。况且，舅公的权力还牵涉到妇女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因此对这一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情形作一考察，实在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三、“讨”的缘起
　　这个问题很容易被人当成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确实，在“讨鼓旗”的风俗中，经济上的往来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文已经讲过，按当地的礼俗，娘家人到孝家去吊唁是一切亲戚中最隆重的。既然如此，其开销也就很大。这笔开销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归口，否则，娘家人失去一个亲人还要赔进去一笔财物，吊孝自然不十分踊跃。如果娘家这种垂直的伦理关系来得不够踊跃，其他那些平行的伦理关系自然更不会过于积极。这是一切为人子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孝家一定要尽量保障娘家人在经济上不受损失，或者还有利可图，这样娘家人才会热情高涨。在这一往来中，孝家虽然在经济上有所付出，但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回报，这个回报便是体面。人世间毕竟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上述一般的“鼓旗”内容大体以舅家的花费为度，可以成为这一思路的最好说明。
　　但这显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内涵远不可能如此之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祭奠活动中同样花费巨大的还有一种与之对称的伦理关系——“郎门女婿”（出嫁女），实际上女儿家里的花费有可能更大[13]，但享受的礼遇则大为不同。所以说，这不单是个吊孝的费用问题，里面还有一些更深的底蕴。
　　更深的底蕴也有一些与经济上的往来有关。上述发生在清末或民国时期的讨得田产和“花钱”（银元）的“讨鼓旗”事例，其实事先娘家人也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的，只不过付出的时机不是在吊孝的仪礼中，而是在死者当初出嫁的时候。据先大伯父讲，那两个事例中，娘家人讨回去的都是当初“打发”死者的嫁妆[14]。前一例死者在出嫁时娘家曾打发过田产，后来在其丧礼上娘家人将这张田契讨了回去；后一例则是在当初出嫁时娘家曾打发“全套嫁奁”（一整套家具），几十年后当然不可能再将原套嫁奁搬回去，于是要求孝子将嫁奁折算成几十个银子花钱[15]。就是说，象这种典型的“讨鼓旗”事件虽然讨取的钱财数目可能比较大，但计算依据仍然大体是以娘家的花费为度的。
　　这里面涉及一个概念问题。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娘家人打发给出嫁女的嫁妆，法律上属于“赠与”，其所有权应该归出嫁女所有；出嫁女死后，这笔财产理当由其配偶或子女继承，无论如何，都已与娘家无关。然而通过“讨鼓旗”的习俗，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当地曾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娘家人保留有在适当时候追讨这笔财产返还娘家的权力。
　　所谓“适当时候”只可能选择在女性的丧礼或相当于丧礼的时候，因为当女性还健在、或者已被安葬之后，娘家人不可能有追讨的机会和借口。就是说，这笔财产的所有权是不成问题的，涉及的只是它的继承权。这一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为证明前一点，首先不妨看一条外地的资料。有一份关于陕北寡妇再嫁习俗的研究，里面提到那里的寡妇“再嫁时只能带上自己嫁到夫家时的陪嫁，这些陪嫁也只是一些随身之物”[16]。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读到两层意思，后半句讲的是陪嫁的数量，可不置论；而前半句则分明在讲，女性的陪嫁（约当于女性的婚前财产）在所有权的问题上可以与夫家的财产分离开来。类似的情形同样也存在于安仁一带。
　　在这里还须交待一些有关的风俗。在安仁一带，女儿出嫁的妆奁中必不可少的有一担笼（发上声）子和一只皮箱[17]，这是用来盛放体已和细软的；出嫁之后，这里面就成为女性的私人空间。一般地，笼子和皮箱里面的东西可以看作是女性的私有财产；在平常语境，“笼子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是“从娘家带来的东西”。只要愿意，女性可以不与任何人分享这上面的钥匙，包括其丈夫[18]。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与夫家脱离，女性有权将这些东西带走。并且，婚姻纠纷中将笼子挑走往往被看作双方恩断义绝的标志。
　　请看一个实例：有个人的妻子在正月抱病回娘家拜年，不料回去后竟一病不起；她死了之后，娘家赶紧派人跑到夫家说：“人病得不行了，快落气了，（让我）把笼子挑回去给她妆死。”夫家信以为真，于是让来人把笼子挑了回去[19]。这个例子比较特别，下文笔者还将再次提到。在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嫁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夫家的财产是处于隔离放置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娘家来人才可能在女性本人并不当面的情况下一举将其嫁妆取走。随着婚姻生活的持续，女性投入到夫家的程度逐渐加深，这些嫁妆会逐步融入到夫家的财产中去，但其当初所具有的价值在女性本人、在娘家、在夫家乃至于在四邻的记忆中都是不会模糊的。
　　那么这里要讨论一个问题：娘家为什么会保留有追讨这笔财产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的这种权力是来自于他们所承担的义务，还是认为这笔财产他们本来就有资格继承？这个问题的后半比较复杂，且留待下文再加以讨论。这里只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娘家人在享有这一权力的同时，他们要不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上文曾经提到，在孝子行“七请八拜”之礼的时候，舅公是可能要发话的。发话的内容，如果没有意见，不外乎是“勖哉勉之”之类；但要是双方有某种分歧，这时候舅公便绝不会客气。其中的主要内容往往是考评孝子对死者的态度，从日常赡养到伺候汤药到临老送终，从言语到行动，一总算帐。最重要的当然是分析死因，因为其他的还只关系到生活质量，而这却是一个生命权的问题。笔者知道曾有这么一个实例：有一位长期患有高血压的老妇人因劳累过度而摔倒在地，由此引发严重脑溢血并导致丧命。在这一过程中孝子觉得已无力回天，便没有送往医院实施抢救。后来向舅公“七请八拜”时，舅公觉得未送死者往医院抢救总归是孝子的孝道未尽之处，于是让孝子手托着盛有“鼓旗”的茶盘在地下跪了很久很久[20]。
　　尽管受到疾病影响，上例中的老妇人还是应该算“寿终正寝”（毕竟已到了那么大的年纪），所以罚孝子跪一场也就可以了事；如果碰上死于非命的，例如被谋杀或被逼杀，事态就不免严重得多。这里面又要分两种情况：如果这死因与夫家无关，娘家人觉得夫家无须为此承担直接责任，那么他们得检验夫家是否履行了替死者讨还公道的义务；夫家若只是能力不足，便出手相助；而夫家若是无动于衷，那么追究其间接责任，督促并协助夫家为死者张目。当然，如果死因属另一种情况，完全是由夫家造成的，那么这督促的问题就可以免去，而改由娘家人与夫家直接对垒。
　　当地有一个习惯性用语叫“打人命”，说的是在纠纷中出了人命，不便告官或经官断而未得公平的情况下，死者亲属组织一班人马，到事主家里去武力解决。这里只能说与女性有关的。这类事件一般都有娘家人参与，有些干脆就是由娘家人出面组织的。解决的结果，一般是希望事主签订城下之盟，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并出钱为死者治办丧事；要是事主见势不妙，早已逃之夭夭，则砸碎其家当，肆虐一番而去；最惨的是事主既赔了钱，又被砸碎家当，而且还饱受一顿皮肉之苦；当然，如果事主强梁，且人多势众的，也就免不了一场家族械斗。由于这一习俗的存在，以往有些妇女仗着娘家族党枝繁叶茂，在纠纷中一口气上不来便寻死觅活，以投水、上吊、服毒相威胁；一旦酿成事端，自有人替她扬眉吐气。笔者少时里中曾有一位后生被亲戚请去参与“打人命”，并没有开打，只摔了一跤，后来让事主赔了好几块钱医药费[21]。
　　以上所言都是到了人死之后才发生的，事实上往往不等人死，只要女性受到比较严重的欺负，娘家人就可以出面干预。当地旧时有一种叫做“嫁生人妻”的习俗，即如果丈夫嫌弃妻子，可以自行将妻子另嫁他人。这种女子因其前夫健在，有别于“寡妇”，故谓之“生人妻”。为此旧时当地曾有一句谚语道：“女的嫌男的嫌尽死，男的嫌女的一张纸”；意谓在婚姻关系中如果女人对男人不满，非等男人过背（死去）不能改嫁，而如果男人对女人不满，只须给一纸休书或婚书就行了。笔者在得知“嫁生人妻”的习俗时曾当即提出过疑问：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娘家人怎么会坐视不管？得到的回答是：“这都是娘家没人的了；要是娘家有人的，不可能嫁得掉。”[22]
　　的确，娘家有人与没人，女性所受的待遇不可能一样。“嫁生人妻”的现象如今当然已不可能再有，但类似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在新的环境中仍会以不同的面貌而出现。在此可举一近年的实例以资说明：有一对小夫妻发生口角，妻子顽皮，威胁丈夫说要仰药自尽，她趁丈夫外出之机捡来一个空农药瓶以相戏弄。丈夫回家后看见空农药瓶，吓得不得了，抱着妻子便上医院洗胃。妻子不从，丈夫便将她捆绑起来，请人抬着跑。到了医院，妻子怕受洗胃的痛苦，慌忙说她并没有真喝农药，给丈夫看的只是个空瓶。丈夫不敢怠慢，一个劲地求医生说：“请你们一定要给她洗，我花点钱不要紧。你们不知道，要是出了事我脱不得壳（脱不了干系）——她娘家的兄弟多得很呀！”医生以救人为目的，自然是宁肯相信其喝过的，于是对那位妻子实施强行洗胃。由于不肯配合，在洗胃的过程中那位妻子的胃被仪器划破，只好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妻子每天咒骂她丈夫：“就是搭帮（多亏）这个背时鬼呀！——要不是他，我怎么会白白地吃这么多苦头！”[23]
　　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事例。那位丈夫作出决策的理由无疑还有很多，例如夫妻之间也许平素感情深厚，如果妻子真的死掉面临的经济及各方面的问题更多，等等；但他的话语的确也足以反映当地一种惯例的存在，即娘家人往往被女性当作维护其自身权益的一种力量。随着生命步入老年，子女渐渐成立之后，女性对于娘家势力的倚仗有可能减轻；但如果此时仍需要倚仗，那么其倚仗的程度有可能更甚。
　　我们可以注意到当地很多家庭纠纷都是在舅公的干预下才得以解决的。很多人家兄弟分伙，要请舅公出面公断，因为其中一般都牵涉到对母亲的赡养问题，不请舅公当面（在场）不行。而有些子女对老母的忤逆行为也是在舅公甚至老表（表兄弟，此特指“舅表”）的制止下得以消弥的。笔者所知有这么一个实例：有一位老太太年事已高，想置办一具寿材以备不测；但三个儿子都已分家，老二对娘亲素怀不满，觉得分伙时他最吃亏，于是趁机从中作梗。此事成为老太太的一块心病，只好请舅公出面解决。舅公年轻时是好汉一条，此时也已垂垂老矣，说过话之后老二竟然敢置之不理。舅公无奈，只好派两个身强力壮的老表出马，一番摆弄之后，有一天老二终于拎着礼物到舅公家报告说三兄弟已经把寿材买回。这一事例的发生在当地不是偶然的。由于这类事件的大量存在，当地常有一些妇女对着不顺意的子女叫喊：“等我喊起你舅公来再说！”这道符咒有时候竟颇为灵验。
　　在旁人看来，上述各例中女性倚重娘家人的事实也许仍可以解释为娘家人所具有的一种权力，但若站在娘家人和女性本人的角度，则这种权力很难不被当作义务。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娘家人着想，处理这类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件享福的事：费神费力不说，有时还可能遭受轻侮甚至皮肉之苦，得罪人自然是不在话下。而如果缩着头不闻不问，又将面临各方面的压力。事态轻微的，热心人会问：“你们家的人怎么这么好欺负”？事态严重的，则未免听到别处的人笑骂：“那个地方的人怎么这么没用”？话说到这份上，事情就不再是娘家一“家”的事情了，有可能沿着地缘而进一步发展。为了面子，娘家人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更何况不这样的话还可能导致姑舅两家心存芥蒂。
就女性本人而言，“讨鼓旗”这一习俗实在可谓是双刃之剑。一方面，这一习俗对于忤逆子（当地习称“黄眼珠”）具有一定的震慑力，有利于维护女性的生命尊严。有些“黄眼珠”平常对舅公的话置若罔闻，到了该跪在舅公面前的时候却不敢再不毕恭毕敬。从这个意义上讲，“讨鼓旗”对女性未尝没有好处，它至少可以起到一种警戒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娘家在女性指望倚靠他们的时候靠不着，只巴望到时候来“讨鼓旗”，这时就会出现另一种效果：给女性造成感情上的伤害。很多女性是把“鼓旗”当作对娘家人承担义务的一种回报的，以至于有些人家只要被认作“娘家”就可以享受一份“鼓旗”的待遇，而不会被介意其是否真正意义上的“娘家”。
　　也请看一个实例：有一位老人在丧偶之后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其继室在一次车祸中又不幸身亡。老人与前妻的娘家为世代姻亲，素来关系密切，其继室的丧礼不能不请前妻娘家参加；但前妻的娘家与其继室原来并不相识，前来吊孝的名份颇成问题。其继室与自己娘家的关系并不愉快，而与前妻的娘家相处却很亲洽，曾提出将前妻的娘家认作娘家，并预备一对铜锣作为其“百年”之后送给前妻“娘家”的“鼓旗”。在丧礼上，前妻的娘家果然以娘家的身份参加“拜客”，所受礼遇并不下于同时也到场的真正的娘家[24]。
　　这个例子也许有点特别，其特别之处在于老人与这位继室并未生养，做孝子的都是前妻所出；既然如此，前妻的娘家受到尊崇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对此笔者想提醒的是，送给前妻娘家的那对铜锣是死者亲自备下的，这个细节值得注意。死者与前妻娘家原非亲故，双方可以互不来往，她给前妻娘家预备铜锣，纯粹是看在前妻娘家曾给予她充分尊重的份上。那份尊重是她从自己的娘家那里没有得到过的，因而那份“鼓旗”完全可以解释为她对“娘家”的一种回报。笔者觉得这个例子比起那种本来没有娘家而认一个娘家的情形更具有说服力，那种情况可以与自己有娘家的合并讨论，或者干脆以无娘家论处；而这个例子可以展现先天带来的与后天选择的两种“娘家”的对比，更能反映女性的感情倾向。
　　当然，这个例子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便是真正的娘家同样得到了一份“鼓旗”。在一般人看来，娘家是天生就该得到回报的；这份回报非干“义务”，无可“选择”，只与血脉和养育之恩有关。类似的观念在空间上分布十分普遍，很多地方曾发育出以女儿回嫁舅家的风俗（名“还骨种”），并流行“舅家要、隔山叫”的谚语。在安仁一带，耳熟能详的一套说词是：“我家给个人嫁到你家，做了几十年事，养出一家人；现在人不在了，讨一点‘鼓旗’总是应该的。”这套说词确实有逻辑。但笔者并不认为这是“讨鼓旗”习俗的所有底蕴，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讨鼓旗”的行为往往是受到制约的。
　　四、“讨”的制约
　　这一讨论须有一个前提：前些年由于行政干预而导致的对“讨”的制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只关注这样一个民俗层面的问题：当娘家人在“讨鼓旗”的过程中提出比较过份的要求时，孝家能否拒绝？如果能，又如何予以拒绝？
　　前一问笔者认为是勿庸置疑的。这一点从平时的一些话语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常听到一些姑舅两家失和的口角，舅家有时会冒出一些威胁性的话语，如“明日他娘过背的时候再说！”之类。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即到那个时候算总帐。听到这种话，外甥或他娘本人强项的，当即便会对上：“怎么，他敢讨鼓旗么？”这种口角当然一般是不大会当面的，在此也勿需担忧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渠道；从中可以觉察一个观念，即“讨鼓旗”确实是舅家享有的权力，但它具有一定的限度。
　　真的到了他娘过背的时候，做孝子的先是要到舅公家去“回孝”，即披麻戴孝去行礼、通知；然后是做舅公的去孝家祭奠。舅家如果图省事，根本不去吊孝，那就表明两家的关系从此算完了。但一般都会去，因为去了是“做大人”（享受礼遇），经济上又不会吃亏，而不去则给人留下话柄。孝家对于舅家的到来，当然是早有准备的（除非根本就没有舅家），象上文所述，准备一份常规的“鼓旗”之礼；平素关系正常的自不用说，向来情份疏淡的也不过是可能偏俭一点，少是不会少、也不敢少的。舅家见着“鼓旗”，关系融洽（这种情况下“鼓旗”一般不会离谱）、心存厚道的自然也无话；要是遇上为人挑剔，或“鼓旗”实在不成样子的，舅家就免不了有话要说。如果舅家的要求不算过分，孝家也不敢多哆嗦，老实添到一般水平或再多一点；但如果舅家云里雾里漫天要价，这时候孝家便会有一根底线。
　　这根底线便是死者当初的嫁妆。尽管舅家在编织讨价说词时可能想象力非常丰富，如上文所述对曾予死者的养育之恩作种种发挥，但这不过是为其讨还死者的嫁妆作铺垫，孝家是不会让其突破这根底线的。在平时交谈时，顶撞“讨鼓旗”的话语往往是：“讨什么讨？要讨叫他们（指娘家人）把那担旧笼子挑回去好了！”这可以反映公众的观念。而在“讨鼓旗”的实例中，有些娘家人就直言不讳地提出要讨回死者当初的嫁妆[25]。据父老相传，过去还真发生过将死者的笼子挑回去的现象。
　　上文提出而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是不是当地认为女性的嫁妆娘家本来就有资格继承？要不然，人们怎么会以这笔财产作为“讨鼓旗”的底线？这个问题不弄清楚看来是不行的，笔者觉得给予一个否定的答案比较符合实际。我们可以注意到，在通常情况下，娘家人对于夫家享有这笔财产的继承权并不持异议，女性的丧礼上，一般人家对此并不提出质疑；女性被安葬后，更是认可这笔财产被夫家继承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有些娘家通过“讨鼓旗”的手段讨还了嫁妆，等于是事实上取得了对嫁妆的继承权，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于嫁妆继承权归属的判断。
　　那么对于娘家讨取嫁妆继承权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这不过是孝家出让的结果。请注意上文已经讲过的一个风俗细节：娘家的“拜客”是整个“开堂”祭奠活动中的第一项。就是说，“七请八拜”是女性丧礼上孝子必须跨越的一道关。这道关过不去，后面的一切程序都免谈。不可想象在娘家人尚未“拜客”的情况下这“开堂”还能搞得下去，那样娘家人会觉得太没面子，闹起来更加肆无忌惮，说不定弄出来的事情更大，动武、讹事告官的都会有。在这种情境，做孝子的只有委曲求全，“退一步海阔天空”。不然，这事情哪怕是多拖一天，造成的损失也可能更大；须知要弄起这么一个场面，堂上堂下走动的（执事）、坐着的（乐行、文礼）都是要开支的。
　　何以被“委曲”掉的又是死者的嫁妆呢？这里面有个道理。娘家人对孝家曾有过的恩情，除上文已提及的对死者的养育之恩外，值得提起的大头一般只有当初打发死者的嫁妆。这两者娘家都是亏本、赔钱的。既然已到了恩断义绝的份上，娘家人自然不会放过任何追平的机会，以尽量挽回经济损失。养育之恩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孝家对娘家人予以特别的尊崇，不接其礼品，并备上一份常规的“鼓旗”之礼，已可谓仁至而义尽。但到这个地步为止，娘家人帐面上仍有亏空，于是不免将嫁妆的问题提出来讨论。由于是本着在经济上挽回损失的想法，也就不能计较谁更有继承资格；毕竟这笔财产是从娘家带过来的，不是夫家的固有财产，此时将它讨回去，也无非是收回一笔曾属于自己的财产而已。
　　话说到这一步，孝家息事宁人的，也就只好作出让步。如果不愿让步，那就要看谁更有本事，或者看谁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当然，如果娘家人再进一步，提出要讨超出嫁妆所值的东西，那孝家是断断不会理睬的；双方既不可能有对话的基础，旁人也会觉得娘家毫无道理。于是讨价还价便都在嫁妆这一个题目下进行。娘家人若想得到更多，便会说嫁妆本来值得更多；而孝家如想付出更少，便会说嫁妆本来值得更少。在维持名义不变的条件下将内容换掉，这正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双方多半采取这一策略相互周旋。
　　要是孝家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那就用不着与娘家人周旋。像上文已述的那个妻子死在娘家的例子，娘家人便只好自认倒霉。那个娘家不仅负担了死者的安埋费用，就连将她的嫁妆弄回去都不得不使用欺骗的手段。据说，当事后夫家获悉娘家派人来挑笼子已在妻子人死之后时，丈夫感到非常后悔。他本来自以为得计，不去岳家闻问，以躲赖为妻子治病及此后的一切责任，不想竟因此而损失一注小财，——要是早一点得知，他完全可以把笼子藏起来的。
　　这种事例不常有。更经常的情形是，场面在孝家摆开，对峙中看谁更有力量。这种情况难以一概而论，在此且以笔者少时亲历的一件实事为例。有位平素与娘家很少来往的老妇人活到70多岁上死了，孝子到舅公家“回孝”，舅家的三个老表便整馔前往吊唁。“七请八拜”的时候，孝家献上“鼓旗”，——白布若干、肉若干，仅此而已；三个老表一看，心有不满，便不忙接受。他们先是询问死者的死因和日常起居，孝子逐一作答；待他们一步步为孝子扣上“不孝”的罪名，孝子便予以回敬，说：“你们家的姑娘（姑妈）嫁到这个地方几十年，你们做侄子的，平常逢年过节的时候有谁到姑娘家里来看过一下？她病过没有、我们对她如何，你们不知道，可以问问湾里世上（同村乡亲）呀。”老表被堵得无话可说，其中的老三便开始发作。他跑进灵堂，以掌抚着棺木，口口声声哭他的姑妈；说她在那个地方吃了一辈子亏，并进而谩骂那个地方不好。孝子只不动声色；堂上围观的人不堪整个地方遭受污辱，纷纷抄家伙准备与挑衅者比试。老二见势不妙，赶紧出来圆场。结果是娘家人接受了孝家的“鼓旗”，第二天不送灵柩上山便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显而易见，这件事娘家人铩羽而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失误。他们本来指责孝子就底气不足，又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轻犯众怒。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孝家在纠缠中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那便是尽量地引导公众的介入并获取支持，这显然是其大获全胜的重要因素。正是有这种因素的存在，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有些事本来还没有什么，而众口已将它吵得沸沸扬扬。
　　当然，还有同样至关重要的一点，那便是孝家做事已无须留有余地；否则也难免受到牵制。有一位老妇人去世以后，娘家人在丧礼上对“鼓旗”不满，竟“调相”（发脾气）回家，并将东西扔下不管，事后孝家只好专门派人给送将回去。笔者曾问孝家一方：“如果不送回去，娘家人能有什么作为？”得到的回答是：“真的要不送，他们能怎么样？只不过考虑到这边也有人嫁在那边，这条路将来还要通往。”这就没有办法，不能做得太绝，否则下一场较量处在有利位置的就难保是谁。在这里我们也无须为娘家人的这种冒险行为而过分担心，他们在作出“调相”决策时心里早已计算过风险为零；要不然他们即使要撤，也会将行李一道带上，——除非已盘算好再带人手专程来解决。
　　五、余论
　　“讨鼓旗”是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俗。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觉察到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凡舅家与孝子关系较好的，“鼓旗”一般不需要讨，只有关系疏远或较差时讨的问题才可能出现；“讨”的结果，有可能比常规的“鼓旗”所得要丰，也有可能并无所获。这里面，决定“鼓旗”是否要讨的是亲情，而决定“鼓旗”能否讨着的是力量。
　　由此可以增进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认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而不是法律社会，早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亲情维系与断绝的基本形态。亲情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但它往往只在直接的血缘关系中才得以维系，一旦血缘关系由直接转为间接，马上出现剧烈的“代际衰减”。当地有“上一代亲一代、下一代疏一代”的口碑，正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往往只须血缘延伸一代，亲情的断绝便很可能发生。断绝一般出现在亲缘关系易代之际。有些人甚至不等隔代，早在直接血缘关系犹存时已不相闻问。亲情的断绝过程充斥着冷漠、纠纷乃至较量；自然，往往还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明乎此，我们庶几可以理解何以以前有很多人甘冒风险，在缔结婚姻时选择“亲上加亲”。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完全可以预见，“讨鼓旗”的习俗将逐渐走向衰亡。尽管人情范围内的“鼓旗”之礼今后还可能长期存在，但以讨还嫁妆为题目的“讨鼓旗”现象将越来越不再可能发生。作出这一判断至少有三点理由：其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已大为改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大概已很难想象以前乡村生活那种物力维艰的状况，那时的嫁妆如今看来已不值几何，但在当时人眼中确实并非可弃之物。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俭德大不如前，每经过一代人的发展之后，前人的嫁妆在后人的眼中将愈来愈不象以前那么重要。其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女性的经济能力已大为增强。在过去，乡村生活中的经济水平本来就很低，很多女性又受缠足习俗的影响，难以参与生产劳动，经济能力很不强；嫁妆中虽然也有女性自己的劳动在内，但很大部分仍来自于整个家庭的财产。建国后，女性与男性一样参与生产劳动，很多女性甚至力胜男子，嫁妆中女性自己劳动所得较之过去已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后，成群结队的女孩涌向南方打工挣钱，很多人不仅可以赚回自己的嫁妆，还可以为家庭作出贡献。多少年来尽管嫁妆的丰厚程度一直在逐波上涨，但娘家人已无须再象以往那样感到肉疼。其三，近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已使得亲子数量逐渐减少，这有助于亲情趋于浓厚。过去由于盛行“多子多福”的观念，很多人家的亲子数目非常庞大。尽管有研究表明中国历代户均人口一般都在5口左右，但传统乡村社会中亲子数量在7-8个乃至上10个的屡见不鲜；有些家庭虽然亲子存活不多，其生育次数也并不少。如此无节制地频繁生育，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使很多人的感情被磕碰得十分粗糙。现在每个人的生育机会已非常有限，对生命和亲情已看得比过去宝贵得多。毫无疑问，这种趋势将有力地强化中国人传统的血浓于水的观念。
　　可是，如果我们将“讨鼓旗”视作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思考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此时笔者的信心将下降很多。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社会是与现代社会迥然不同、有些地方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有一套自己的观念体系，一套独特的运作机制。以往安仁曾流传一句谣谚：“男子（丈夫）看得起一家人看得起，家娘（丈夫之母）看得起一湾人看得起”；说的是女性的社会地位需要得到夫家的认定。然而上文已告诉我们，女性的地位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娘家的撑腰打气，女性的尊严、女性的权益每每到了关键的时刻都是靠娘家人来维护的。随着现代化进程不可抗拒又无可逆转地加深，乡村生活将逐渐被纳入一个法制化的轨道。我们已经注意到乡村的法律环境建设已有了很大成绩，安仁县19个乡镇中已有4个设有法庭。但是笔者仍不免担心：有关女性尊严的问题可能都由法律来解决吗？在此且不怀疑司法过程中其实很难得到保证的公正性，在女性挨人一记耳光都可以上法院起诉的时代到来之前，娘家人的数量又日见其少，我们靠什么来维护女性的尊严，或者说得更直接点——人权呢？
　　路很长，即使前面没有弯路的话。
　　1999.8.14-12.2 　　

注释：
[1]《嘉靖衡州府志》、同治《安仁县志》；以及湖南省安仁县志编纂委员会：《安仁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2] 如曾继梧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长沙：和济印刷公司1938年代印。

[3] 当地文化较为后进，历代来过此地及本地人有集行世者均极少见。笔者手头有先大伯父（1914-1985）遗留下来的一个抄本，录有当地人所作的一些白喜应用文，多为民国时期所作。

[4] 这一带的风俗颇多共同之处，民国以前寒族每逢大祭均遣人往江西祀祖。

[5] 据李先生解释，1999年8月。李先生时年71岁，为退休干部。

[6] 在安仁话中，“讨”东西的“讨”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乞求”，如“讨米”、“讨吃”，被讨者对讨者没有义务，给与不给取决于对讨者是否同情、怜悯，可以拒绝；第二种是“请求”，如“讨”根火柴、“讨”根烟，被讨者当然也可以拒绝，但讨者无须忍受怜悯，属帮忙性质；第三种是“索求”，如“讨钱”、“讨帐”，被讨者对讨者有一种义务。“讨鼓旗”的“讨”属于第三种。

[7] 其中特别引起笔者重视的是先大伯父和先母对这个语汇的发音。先大伯父为周围十数里内有名的“先生”，一贯秉承“读书须识字”的原则，对各种名物的用字非常考究。先母（1930-1998）略识之无，记忆力极强，有理由相信其对这个语汇的发音得自其上辈的传承。

[8] “杠”是当地专门用于陈列礼品的一种器具，以两人前后抬行，红白喜庆均可用。

[9] 遇有特殊情况，如舅公过世或其他原因不能前来，而以表兄弟出面，礼遇也是一样的。在白喜中，“做舅公的”与“娘家人”具有同等的含义。

[10] “茶盘”是当地的一种木制方形盘，本为盛放茶点之用；送礼而以茶盘打着，表示很正式、很恭敬。

[11] 在灵前致祭应该身披“号（孝）子”，即着孝服。这个“号”的本字应该作“孝”，其发音为方言中较古的层次，为了与指人、“孝”发文读音的“孝子”一词相区别，在此标出同音的“号”字以示提醒；其他发这个音的词汇则径写作“孝”，如“孝布”、“孝歌”，不再说明。基于伦理关系不同，来宾致祭其妆束不必象孝子那样严格，有些只用一块白布或白巾（称“孝布”）搭在肩上即可。

[12] 这是笔者少时从先大伯父口中听到的，听到不止一次。当时不懂得这些事例的价值，仅记住了内容，而对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没有留下线索，如今已不能调查复核。最近笔者回乡曾着意访问此事，一无所获。

[13] 女儿除了要象舅公家里一样“整馔”、“请乐行”之外，还有可能要被责令请人“唱孝歌”和举行“拦路祭”，这些费用都是自已负担，无处补偿的。关于“唱孝歌”的习俗，参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160-163。

[14] 在安仁话中，“打发”一词有三种含义：一，嫁女时的“打发”，指的是赠与嫁妆；二，人情中的“打发”，指的是向来访的客人赠送礼物；三，“打发”人去办事，即请人、安排人去办事。

[15] 具体数目笔者已经记不准，依稀是50-60个，印象中算蛮多的。

[16] 岳珑、秦燕：“宽容与辛酸——陕北寡妇再嫁习俗研究”，李小江等主编：《主流与边缘》，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70-85。

[17] 所谓“皮箱”并非指皮革做的箱子，它主要是指一种形制，即能够用手拎的箱子；多为自制木器，近年也有从商店购买化学材料制品的，真正的皮革货未之见。“笼子”其实也可以归入箱子一类，它是一种长方体木制容器，长、宽、高一般约90cm、60cm、65cm，下设底座，搬运时挑着走。

[18] 别的家具当然也可以用来盛放东西，但至少从感觉上不如这里面安全，因为一般情况下家具属于夫家所置；而笼子和箱子则不同，这是从娘家带来的。直到现在，擅自打开女性的笼子或箱子仍被认为是一件事情，除非女性不愿意追究。

[19] 据先母讲述，1995年6月。

[20] 此事发生在1989年夏天。

[21] 此事大约发生在70年代末期。当时的几块钱很值钱。

[22] 据先母讲述，1995年6月。后来还得到过他人的证实。

[23] 据侯医师讲述，1991年5月。

[24] 此事发生在1996年12月。

[25] 笔者少时（约1975年）亲族中一位长辈的娘家人就是如此。

作者：张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