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决定将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三级政府的权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过网络公布于众。最先公开的行政权力涉及49个市级机关部门和单位，共计7437项权力。
　　公示政府的“权力清单”，成都其实并不是第一家。从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编制《邯郸市人民政府行政职权目录》公示政府的“权力家底”并列明市长的92项权力，到2006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将政府的“权力清单”街头公示，贵州省政府公布18个部门1269项执法权力，北京市65个行政执法主体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向市民公示“权力明细”，到前不久江苏网上公布《江苏省省级行政权力总目录》，全国已经有不少省份和市县向民众公布的政府权力。此次成都的公示行为，是全国梳理政府权力乐章中的又一个音符，当然值得肯定和赞许。
　　无论是传统的古代中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都知道政府权力极大，但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却是谁也没底，堪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几乎没有什么是政府不能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若是集中精力办“好事”，自然甚佳，但若是“父母官们”贪了赃、徇了私，那老百姓也无以奈何。因此，公示政府的“权力家底”，就是通过公示政府“能干什么”，来同时明确它“不能够干什么”，从而限定政府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示政府“权限”，就是在对其进行“限权”，从而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也就明确了百姓权利的范围；为政府罩上“金丝笼”，就是给民众穿上了“保护衣”。毫无疑问，这是实现透明政府的重要一步。
　　只是，仅有这一步还远远不够。石家庄市对权力清单的公示，并没有能够防止“三鹿事件”的发生；邯郸对政府权力的明确，也没有防止他们毫无法律依据地试图将冀DQ0001起到冀DQ0050止的50个小轿车车牌及特别通行权授予给全市50强企业；其他许多曾经公示了政府权力的地方，最终的结果如何也都再无声息。因此，如何避免政府权力公示这种本来极具积极意义的行为变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政绩秀”，也同样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在为政府公示权力叫好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去看政府公示权力究竟能走多远？如何才能够走远？一方面，要通过公示“权限”进行“限权”从而约束政府不为“恶”(知道什么不能做)；另一方面还要督促政府将权力清单切实转化为“责任清单”，让政府知道什么必须做，否则就是失职。
　　因此，第二步就应该是在公示了政府的权力、令政府权限透明之后，搭建一个让政府权力透明运行的平台与机制。所以，人们才认为，与公开各项政府权力清单相比，成都市按照权力运行程序所架构的网上运行系统的投入使用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成都正在向南京学习，设计一套权力清单的网上运行系统。报道说，在南京市的网上政务大厅，群众可以输入办事序列号和身份证号查询某一事项的办事进度情况，这一序列号是事先对某一项权力编制的代码。在“在线受理”一栏里，人们可以清晰地查到某项行政事项的代码、办理机构、地址、收费情况等，并可直接在网页上完成表格下载、填写、法律依据查询等流程。成都有关人士也说，“新制度实现的是行政相对人与政府机关之间无需见面。”情况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将政府办事的流程和程序也实时公示，甚至在网上“现场直播”，从而可以使得民众能实时监督的做法，将更具意义。因为透明，所以也将更有效率、更加清廉。
　　公示政府权力，将其“底细”暴露在阳光这最好的防腐剂下，至少是为民众对抗政府和官员的狐假虎威与越权滥权提供了可能的机会。然而，知道政府的权力有多大、有多少，很重要；让政府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要知道政府权力具体是怎么行使的、政府究竟是怎么办事的。正如得不到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不能与其他权利耦合形成体系的权利很难得到救济一样，在实现透明政府与切实保证人民权利的接力赛中，公示政府权力只是重要的一棒而已。下一棒，即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建设将公示政府权力的制度固定下来，如何通过权力的透明运行以便于民众监督政府，以及如何通过将相关结果纳入到官员的升迁考核与行政责任之中，以使得这些“透明政府”的举措更加完善与行之久远，无疑更值得期待。

支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