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章、马二人实施共同盗窃，马某为抗柜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已构成抢劫罪没有异议，但是对章某未直接实施暴力行为能否定抢劫罪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章某为盗窃本公司职工的工资，指使马某入室盗窃，并为马某提供了作案工具，且该工具成为致死他人的凶器，故其行为亦构成抢劫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马某实施第二次盗窃时，章某没有进入作案现场。马某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章某既没有授意，也没有参与。章某不应当对马某单独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任，章某的行为不能转化为抢劫罪。
【评析】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其理由如下：一、马某的行为符合转化型抢劫犯罪的犯罪构成。根据刑法第269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手段或者以暴力手段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不再以盗窃、诈骗、抢夺罪定罪量刑，而是按转化型抢劫罪定罪量刑。司法实践中，由于盗窃罪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诈骗罪和抢夺罪亦要求“数额较大”，人们对刑法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作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认识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必须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才能依法转化为抢劫罪。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是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但盗窃、诈骗、抢夺未遂或未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以上或情节严重的可以按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尽管刑法表述的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既遂，也不意味着行为人所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而是行为人有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故意和行为。刑法第269条的立法原意，是考虑到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抢劫罪转化，对这种行为有必要予以严厉制裁。既然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没有规定“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对这种转化型的抢劫犯罪也没有必要规定数额必须达到犯罪的限制。因此，行为人故意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只要已经着手实行，不管所取得的财物数额大小，都符合“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条件。具体到本案，尽管马某盗窃达不到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但其在入室行窃时被他人发现，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导致受害人死亡。由于马某具有犯盗窃罪的故意并实行了犯罪，故符合“犯盗窃罪”的条件，应认定为抢劫罪。同时，抢劫罪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尤其当抢劫行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时，侵犯人身权利成为主要客体，于法于理均应予以严惩。因此，无论抢到财物与否，都应属于抢劫既遂。
二、两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章某虽未直接持刀将受害人姚某捅伤致死，但为马某提供了犯罪对象和作案工具，并怂恿马某再次入室盗窃，其行为亦转化为抢劫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但这并不限于只有当二入以上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共同犯罪，而是只要二人以上就其中部分重合的犯罪具有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就成立共同犯罪。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逻辑联系不能因为某一人的意图和行为发生变化而改变。共同犯罪只要共同犯罪结果发生，所有共犯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既遂，不能因为行为人实际未参加而认为构成未完成形态；共同犯罪的行为形式大体上区分为实行行为和非实行行为两大类，相对应的是实行犯与非实行犯，非实行犯的犯’罪形态的成立与否对实行犯具有依赖性。共同犯罪结果未发生情形下，一共同正犯如果自动中止犯罪并有效阻止犯罪结果发生，其构成犯罪中止，其他行为者构成犯罪未遂；复杂共同形态情形下，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犯罪未遂的成立可能因为实行犯的中止行为或未遂行为而构成未遂，此类非实行犯的中止必须通过对犯罪结果的有效阻止才能构成。还应当明确，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结合为一体，呈现为共同犯罪行为；实行犯意与非实行犯意结合为一体，呈现为共同犯罪故意。他们各自的犯罪行为，都是整个犯罪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都同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是共同犯罪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不论是主犯、从犯、胁从犯还是教唆犯，都从属于整个犯罪。对共同犯罪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决定着各共犯的刑事责任轻重。具体到本案，马某再次翻墙入室盗窃时被他人发现，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对马某定抢劫罪无可置疑。问题是对章某应当如何处理?如果否定马某、章某共同犯罪，则意味着对章某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因为章某达不到．盗窃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不构成盗窃罪；也不能单独定抢劫罪，其对被害人没有直接实施暴力行为。如果只对马某一人定罪，显然有失公允。如果第一次盗窃既遂后二人共同离开作案现场，显然不会有后来的抢劫案。在某种程度上讲，章某的贪婪促使马某犯下终身大错。应该指出，马某在章某的帮助下实施第一次盗窃与章某怂恿马某再次入室盗窃，虽存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但二被告人均有共同盗窃犯罪的故意。章某犯罪形态的成立与否对马某具有依赖性。马某再次行窃被发现后对被害人当场使用暴力，其行为已转化为抢劫罪。章某虽未直接持刀将受害人姚某捅伤致死，但为马某提供了犯罪对象和作案工具，并怂恿马某再次入室盗窃，其盗窃行为是在章某盗窃的故意支配下实施的，故章某符合“犯盗窃罪”的条件，应认定为抢劫罪。郭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