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一）商业贿赂的定义

在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概念之前，我们首先应明确什么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的定义分为两种：狭义和广义。狭义定义主要把商业贿赂定义为“对商业人士的贿赂”，从而使商业贿赂成为与“贿赂公职人员”对应的另一类贿赂行为。如《美国标准刑法典》和我国1993年9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均采用的是狭义的定义。而事实上狭义定义不能反应商业领域贿赂的全部状况，只能适用于某些法律，不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惩处日益严重的商业贿赂行为。因此，广义定义的出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广义的定义以行贿动机为主要标准，把各种行业、各个领域中发生的牟取商业利益的贿赂行为统称为商业贿赂。商业贿赂是指“市场参与者为谋取商业利益而故意采取各种贿赂手段侵害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同狭义定义比较，广义的定义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且能适用于所有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所指向的就是广义的商业贿赂。

（二）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当商业贿赂的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以民事的、经济的及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足以抗制，需以刑罚手段对该行为进行惩治时，该商业贿赂行为就可成为犯罪行为。商业贿赂犯罪的基础就是商业贿赂的违法行为。因此，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也应当是一个广义的定义，既包括公司企业人员等经营著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也包括与此有紧密联系的国家公职人员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受贿犯罪。

二、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

（一）犯罪主体

商业贿赂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双向行为，包括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其犯罪主体相应的也包括行贿罪主体和受贿罪主体。这两者在商品购销中是相互对应的双方，都是商品流通的参与者。?

1、商业行贿罪主体。笔者认为应当是一般主体，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和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只要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都可构成行贿罪。这一点在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中可以明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行贿主体是必须是“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非商品经营者不能成为贿赂罪中的行贿主体。由于该法采用的是狭义的商业贿赂定义，因此其在商业行贿主体上的规定亦必然是狭义的，不利于准确打击商业购销中的行贿行为。实践中，行贿者多是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卖方，即商品供应方，但并不排除商品买方行贿的情况。例如在某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商品的买方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行贿来寻找货源。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商业行贿中，如果提供贿赂是以经营者法人单位的名义执行的是该法人的意志，则该法人应承担责任，成为商业行贿罪的主体。如果经营者的代理人（采购员或其他具体经办人员）为了个人多推销商品或拉回货源，以自己名义，自己以各种手段行贿，则法人不应承担责任，代理人个人是行贿罪主体。?

2、商业受贿罪的主体。在普通的渎职受贿罪中，其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商业受贿罪与渎职受贿罪是不同的，前者破坏的是商品的流通秩序，后者侵害的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商业受贿罪的主体是与行贿方相关联的不特定单位和个人，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在这一点上与商业行贿罪的主体基本是一致的。

在商业受贿罪中，各国关于商业受贿主体的规定大多是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中的推销人员、采购人员或业务人员，同时也包括普通受贿罪中的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当其收受贿赂的行为系个人意志的体现，收受的贿赂归私人所有，则这些人个体即构成受贿罪；当其接受帐外暗中给付的回扣归单位所有，以单位名义和意志决定收受，纳入单位“小金库”时，则该单位就成为商业受贿罪的主体。?

（二）主观方面

无论是商业行贿罪还是商业受贿罪，行为人在主观方面都是故意的，而且应当是直接故意。在此不作赘述。

（三）犯罪客体

商业贿赂行为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它违反了国家经济、财务、会计、廉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社会资源分配和行政管理规范等。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商品经济秩序的内容包括商品生产秩序、分配秩序、流通秩序和管理秩序四个方面。

商业贿赂犯罪发生于商品流通领域，是一种流通型经济犯罪，它首先破坏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使得市场调配机制失调，既损害同行业竞争者的利益，又坑害消费者，使得市场经济的运行处于不正常状态。其次，商业贿赂犯罪的危害还表现在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经营者为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而支付的费用通常以各种名目计入生产成本，或者是巧立名目以其它合法形式的支出入帐。这必然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而国家税收却大大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受贿者的受贿因为是在帐外暗中进行，这部分回扣收入显然也无法纳入国家税收，成为又一个税收黑洞。?

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参与的商业贿赂活动，还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四）客观方面

商业贿赂罪客观上表现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以及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付交易对方一定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

商业贿赂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回扣。《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所谓回扣，通常认为是在商品交易中，一方在收取的货款中扣出一部分送给对方或其委托代理人（指经办人）的钱财。回扣实际上是对销售利益的再分配。但“帐外暗中给付回扣”却是行贿主体为争取交易机会和条件，在帐外暗中给予交易相对人或者与交易相对人有密切关系的单位、个人以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是被明令是禁止的。帐外指不入正规的财务帐，暗中指不在合同、发票等中明确表示出来。这种回扣往往以各种名目出现，诸如手续费、好处费、辛苦费、咨询费、顾问费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暗中”给付回扣不同于对第三者保密。有些回扣可能是不公开的，而有些则公开给付，只是不在合同、发票里面明确表示出来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商品购销中的“回扣”与折扣、佣金经常容易被混淆。《反不正当竞争法》正确区分了这三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著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著必须如实入帐”。折扣是指购销商品时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的扣除，即俗称的“打折”，在支付价款时立即扣除或者是先支付价款总额再退回一部分。德国制定的《折扣法》，允许交易中给予顾客不超过成交总额百分之三的折扣。佣金是指具有独立地位的中间商如经纪人等为他人提供商业服务，撮合交易而得到的报酬，折扣和佣金在商品购销中是允许的，但给予和接受折扣或佣金的交易双方必须采用明示和入帐的方式。

商业贿赂的内容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其他利益。财物即财产和物品，是直接的物质利益的体现。“其他利益”是直接物质利益以外的利益，包括间接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间接性物质利益如提供高级待遇、提供住房、进行经济担保、提供旅游观光、设立债权等等。非物质利益如帮助出国、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晋级、晋职、安排子女升学、提供性服务等等。

三、商业贿赂罪和普通贿赂罪的区别

广义的商业贿赂犯罪既包括公司、企业人员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行贿、受贿类犯罪，即所谓的“经济犯罪”，也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及国家机关的行贿、受贿类犯罪，即所谓的“职务犯罪”。但商业贿赂罪毕竟是与传统的普通贿赂犯罪存在一定区别的。

第一，行为主体不尽相同。除两罪的行贿主体均是单位的情况下，商业贿赂犯罪的行贿主体是指经营者，包括各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主体。而普通贿赂犯罪的行贿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在受贿主体上，商业受贿犯罪的受贿主体既可以是一般受贿主体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普通贿赂犯罪的受贿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

第二，行为对象和目的不同。商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交易相对人或者与交易相对人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者与贿赂对象的法律地位往往是平等的。其动机与目的也比较单一，主要是为了销售或购买商品，取得有利的交易条件和机会。而普通贿赂罪的对象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行贿者与贿赂对象的法律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其动机和目的也比较复杂，可能是为了得到上级的提升，或为了免受法律的制裁等，需要受贿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为行贿者带来利益。

第三，行为发生的领域不同。商业贿赂犯罪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普通贿赂罪除存在于商品流通领域中外，还可能发生在任何一种行政管理领域和司法审判领域中。

第四，贿赂内容不尽不同。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内容有财物和非财物的“其他利益”两种，而普通贿赂犯罪的贿赂内容只有财物一种。

五、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我国在刑事立法方面规定了贿赂罪，运用极其严厉的刑罚手段惩治各种贿赂犯罪。建国初期，国家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私营工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从旧中国遗留的商业贿赂行为进一步暴露和发展，国家颁发了《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按“贪污罪”治罪，对行贿、介绍贿赂者，也参照“贪污罪”的规定处刑，为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了刑法依据，使商业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贿赂行为在计划经济下的较长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1979年，我国《刑法》第185条把贿赂罪作为一种渎职犯罪予以规定。改革开放后，商业贿赂行为重新抬头并愈演愈烈，我国又先后颁发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并于1997年3月修改了《刑法》，加大了刑事处罚力度。

《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散见于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涉及到商业贿赂犯罪的有10个条文9个罪名，即：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164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165条规定的金融机构人员受贿依照第163条定罪处罚的犯罪，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第389条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第392条规定的介绍贿赂罪，第393条规定的单位行贿罪。

六、对如何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建议。

大量的商业贿赂行为充斥于医药、教育、建设、金融、交通和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凡有商品流通的地方难免没有商业贿赂。不仅妨害了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极易引发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因此，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依法治理商业贿赂，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预防与惩治腐败、推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方式主要有党纪治理、行政治理和刑事治理三种。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与商业贿赂违法行为密不可分。要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犯罪，就应当从治理商业贿赂的违反行为抓起，预防了商业贿赂的违法行为就能从根本上预防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的发生。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一）加强特定行业中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将刑罚手段引入专门法中

在不同行业领域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针对不同行业领域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应当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以达到有效的预防和惩治各个行业中的商业贿赂行为。我国在商业贿赂形势比较严峻的特定行业如医药、金融、建筑、教育、电信、保险、政府采购等“重灾区”行业，也应当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法律，有效地防治商业贿赂，不仅仅规定行政处罚的手段，还可以直接规定刑事制裁的手段。

日本为治理商业贿赂，就制定了多部专门的且操作性很强的法律，直接规定了违反这些法律可以采用的刑罚惩治手段，我们在立法的时候也可借鉴一下。如《日本存款保险法》中就明确规定：“金融整理管理财产人就其金融整理管财职责收受、索取或约定贿赂的，处以三年以下惩役或一百万日元以下罚金。”《日本房屋建筑圆滑化法》也明文规定：“组合（指有建筑资格的法人）的官员、总代或职员，个人实施者或审查委员就其职务收受贿赂，或索贿，或约定受贿的，处以三年以下的惩役或三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因此作出不正当的行为，或没有作出适当行为的，处七年以下的惩役。”同时，《日本土地区画整理法》、《日本体育振兴投票实施法》等法律中均有明确的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手段。

（二）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犯罪

首先，应将间接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规定为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内容。当前商业贿赂已经向多行业、多领域蔓延，形式也纷繁多样，而《刑法》10个条文9个罪名中规定的有关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仅限于直接物质利益的财物贿赂，均未将间接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作为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这使得很大一部分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由于其贿赂内容不属于“财物”的形式而无法可依，得不到应有的制裁。笔者建议应当将“间接性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纳入商业贿赂犯罪的内陆内容，在《刑法》中明确规定行贿、收受或索要这些利益的，达到某种程度就构成犯罪。我国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把“利益”解释为：礼物、贷款、费用、报酬、佣金、职位、雇佣、契约；支付、免除、清还或清理贷款、责任；其他服务、优惠，包括免受刑罚、免受任何纪律、民事或刑事性质之诉讼或控告；执行或不执行任何权利、权力或职责等。国外许多立法也规定，一切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贿赂，都可构成贿赂罪。加拿大规定是“金钱、兑价物品、职务、住所或雇佣、贷款、奖赏或任何利益”，瑞士为“贿赂或免费利益”，意大利规定为“财产或其他利益”，丹麦立法将其表述为“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波兰规定为“财产或个人利益”，美国将其规定为“有价值的东西”。

 其次，犯罪的数额和情节是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刑事立法中应当明确予以规定。“数额”体现的是一定物质财产的价值量。犯罪数额体现的就是一定物质利益的数量，是可以用一定的度量（如人民币）来计量的。对于间接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立法更应明确什么样的情节构成犯罪的起点和量刑依据，将间接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作一定的量化处理。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以物质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数额是确定是否犯罪和如何量刑的重要依据，但也不应是唯一的标准。有时尽管数额不是较大，但情节严重，如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而实施商业贿赂的情况。而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贿赂数额虽然很大，但情节却较轻。

再次，鉴于渎职性商业贿赂犯罪与一般的渎职性贿赂犯罪的不同，对于同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行为，在规定犯罪起点和量刑情节上应有一定区别。笔者认为一般的贪污受贿罪作为一种渎职犯罪，其危害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重点不在于其贪利数额。而商业贿赂罪的数额是社会危害程度及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而且，在目前商业贿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将国家工作人员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经济犯罪同在执行国家公务中的渎职犯罪视为一体，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刑罚原则。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起点数额和情节，应高于一般的渎职性贿赂犯罪，且高出50％比较适宜。而鉴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起点数额和情节，又应当低于公司、企业人员或其他经营者的标准。

（三）加强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构建治理商业贿赂的大体系

笔者所在的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从2001年至今所判处的属于商业贿赂犯罪的案件有8件，其中医疗机构的有4件、教育行业的有1件、国有企业的有3件。均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受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经济受贿案件，没有一件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等以经营者为主体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但这并不表示在本地区就没有其他主体的商业贿赂犯罪发生，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机关与其他部门如监察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由于体制没有理顺、法律规定不明确等原因没有衔接好，或者出现相互争抢、相互推诿等现象，从而导致管辖权的脱节，不利于治理商业贿赂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只有在有管辖权的机关、部门之间均应建立其积极的协调、配合体制，才能够构建起治理商业贿赂的大体系。如工商机关、监察机关在查处商业贿赂的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主动向公安或检察机关提供线索，而不应当以行政处罚或党纪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而放纵罪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商业贿赂犯罪的过程中，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机关。只要各部门、各机关能主动出击、协调配合，就能及时、有效地打击各种商业贿赂活动，从执法主体的角度解决治理商业贿赂的难题。

参考资料：

1、《2006年剑指商业贿赂》，载于《南方周末》2006年3月30日。

2、《国际经济法专家谈商业贿赂：监管体制漏洞多》，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3日。

3、《治理商业贿赂适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

4、《商业贿赂 全球治理的立法与实践》程宝库主编，法律出版社。

5沈德咏：《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思考》。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张海燕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