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内容令人骇然。但如果完全归因于城管之非人性，城管之丧心病狂，却也未必公道。不能不承认，城管执法的确常常面临极其凶险的环境。要求城管总做袖手观音，的确有站着说话腰不疼的味道，难以让城管心服口服：难道城管不是人？城管的人身安全就不该得到保障？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城管之是否非人性，是否丧心病狂，关键只在于，是什么原因，置城管执法于如此凶险的环境中，而令城管不能不甘冒矢石，把城管执法变成一场似乎没有尽头的街头暴力连续剧？
这里的原因，《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其实已经做了部分解释。何来那么多城管执法相对人？该书的答复是：“社会福利保障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人是依靠这种违法经营来维持生存的。”这就是说，城管自己也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抗争，大多是求生驱动的抗争。
民以食为天。求生的道理是天下第一道理，任何秩序的需要，任何法律的需要，都必须止于求生的需要，任何管制都必须对求生让步。如果是因为求生，城市秩序某种程度的混乱，即某种程度的脏乱差并不是不可容忍的。这是维持贫民生存的必要妥协，是城市社会必须接受的代价。
这里的问题不是城管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的问题。只要快速城市化，却不给被快速城市化抛入底层的城乡贫民以自力求生的空间，以维持城市的光鲜亮丽，哪里城管暴力迭出，哪里的城市决策者都有这样怪异的管制洁癖。
那些被城管驱赶的底层民众，毋宁说，是被管制洁癖所驱赶。所谓城管，不过是实现管制洁癖的道具而已。这是一种致命的洁癖，挤压着城市的包容度，挤压 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权，从而最终引爆街头暴力——求生驱动的抗争，怎样冲动怎样暴烈都在预期之中。在这里，底层民众和城管都是受害者，管制洁癖则是让他们两 受其伤的魁首。
而最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致命的洁癖，并不单单存在于社会管理的物理层面。前有灵宝“王帅案”，继有内蒙“吴保全案”，两个网民的公共言说对地方政府 稍有不利，即涉嫌“诽谤”而致身陷囹圄。这就不只是用城管来维护物理意义的地方形象了，而是直接用专政机器来维护精神层面的地方形象了。管制洁癖至此已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谓管制洁癖，归根到底发端于某些管制者承受能力的脆弱。本来，我们需要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正如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近日所称，正常社会总会有 矛盾冲突，社会和谐不是捂出来压出来的，而是通过利益各方正常表达、合法博弈在动态中实现的。但某些管制者总是神经过敏，经不起一点点风吹草动。而在制衡 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个人心理素质等同于政府的心理素质，动不动就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感受，徒然造成政府与民众的冲突，放大治理成本。
这无疑是一种病态，如何有效遏制这种病态，已经是我们社会的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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