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代民事诉讼的基本特点
【论文关键词】 明代；民事诉讼；公案小说
【论文摘要】 明代民事案件从诉讼方面看，有比较完整的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对案件的受理也有一定要求；审判的制度仍然实行据状纠问制，即审问必须根据诉状进行；判案制度基本遵照法律的规定，在认定双方当事人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后，依据法律基本原则进行处理。
一、案情简介
明朝人陈玉秀所著公案小说《律条公案》中的一则故事。
淮安府清河县龙光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钱佩和胥庆。嫁后，她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钱家的是个男孩，叫钱明。胥家则生了个女儿，叫做赛英，恰巧二个孩子又是同岁。当这两个孩子五岁的时候，由舅舅龙祥作为媒人，两家人为孩子定了亲，并下了聘礼。这在当时被称为割衫襟为亲。
不想此后钱佩的家境败落，胥庆听说便将女另聘李贤。钱佩托龙祥去责问，要求尽快给双方的子女完婚。但胥庆置之不理。钱佩无奈只得向清河县具状控告，他的状纸上说：“告状人钱佩，系本县居民，为胥庆违背婚约导致家族绝祧一事提出控告。当年我曾由龙祥为媒，聘定了胥庆长女赛英与男钱明为妻。今天，两家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便托媒人催促完娶”。不料胥庆看我家经济状况不如当初，便又接受了富人李贤重聘，逼立休书。举家震惊，感到实在不该生这孩子。娶媳为了继承宗祧，遭到这样的变故，就有如决了我家的后嗣，誓不戴天。恳请老爷可怜贫穷之人，使我的儿子能够完娶。当时，赵士登是该县的知县，准了状子拘提胥庆，没想到胥庆提出了反诉说：“我的女儿赛英曾由其姨夫钱佩为媒，聘与他的侄子钱忠为妻。不幸钱忠父子相继死去，他竟逼迫我将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钱明为妻。不允别聘。切思尊卑亲属，兄娶弟妇，破坏伦理纲常。请求老爷惩治奸徒。”县令也准诉。次日，把两个人都勾拘到堂。县主问胥庆：“你一女已经许配钱明，怎可以再聘？” 胥庆说：“小的当时将女许嫁他侄钱忠，钱忠死，另行改嫁，是很正常的。”钱佩反驳：“当时过聘，媒书可证，怎么说许给了钱忠？这纯属抵赖，望老爷把女儿还给我的儿子让他能够完婚，使我的家族能够延续。”县主问龙祥：“你为媒人，孰是孰非，公道说来。”龙祥答道，两家确实自愿结婚，由其做媒人，并支付了聘礼。县主随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胥庆、钱佩是嫡亲两姨姻亲关系，依律不宜结婚，应当离异。胥庆在当初定亲时已经有了过错，受人聘礼却又撕毁婚约，重责三十；钱佩违律结婚，重责十板。”并据此判决，胥庆之妻与钱佩之妻本系姊妹，而婚姻大事，礼制上有明确规范，而律例森然。胥庆既受钱佩镯环之聘，不合改图二姓。但赛英与钱明，实两姨之姐妹，安可违禁成婚？各捏虚词，并应拟杖。聘财入官，男女离异。
二、案例评析
明代公案小说十分流行，内容上以民事、刑事案件为主；形式上都收录有原告的状词、被告的诉词和官府的判词。而从其功能上来看，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之作，而以司法诉讼的实用性为其原则。其中的法律故事，虽说出自小说家言，可以认为是当时法制状况的一种实录。而这一类小说中，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一些民间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小案件，多半如所引案例这样波澜不惊，即便其中有些周折，如这里胥庆那样悔婚在先，由捏造事实妄图抵赖，但在明察秋毫的老爷面前，这种伎俩不值一晒，总能明断是非。但也正如此，才更贴近当时社会法制的现实状况，越来越为研究者所瞩目。
至于这一案件，是一起平常的婚姻争讼。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诉讼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些特点。
从诉讼方面看，本案记载了当时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
首先，关于起诉的制度。纵览中国古代法律,起诉一般可以通过五种方式实现。其一，当事人告诉；其二，一般人告诉，即非当事人或者其亲属的第三者向官府进行告发；其三，犯罪人自首；其四，官吏举发，即指没有审判职权的官吏发现犯罪和犯罪人而进行的举发；其五，审判机关纠问，即在没有个人控告或有关官吏举发的情况下，执掌审判的官员发现犯罪后，有权主动追查犯罪、进行审判。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息讼”是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的首要价值取向。因此，除非命盗、或反逆重案一般不采取后面的四种起诉方式。特别是第二种，一般情况下，这类人都被看成是“讼棍”、“刁徒”加以打击。而如本案中钱佩那样亲自具状向衙门控告，是在基层司法进行诉讼最为普遍的一种启动方式。
而起诉要有诉状，即今天所说的起诉书，民间称之为状子。明代的起诉一般要求用书面方式，按照一定的格式由本人亲自书写，如果无法正确书写状子的，可以由人代书，但必须注明。状子中首先要标明诉状人姓名，所告何事，若有必要还应该写上告状人的籍贯，具体说就是告状人某某告为某某事，然后要写明具体情况或经过，最后是诸如本案中所述“恳爷怜贫，剪恶完娶，阴功万代”之类的套语。而状纸中的内容，按规定要求据实陈述。但实际上，为了引起官方的重视，博取同情，一般在状子中都要有些添油加醋的成分。如钱佩的诉状中就把悔婚一事上升到断子绝孙，不共戴天的高度。这恐怕是一方面，想让老爷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在暗示如果老爷不能解决问题，难免要发生更严重的事件，多少有要挟的意味。
其次，案件的受理。中国古代对案件受理也有一定要求。除了规定必须得有受理权的职能部门才可接受案件之外，对案件受理条件也有着具体要求，告状必须符合要求,否则不予受理。但由于社会生活极其复杂，这一规定实际上很难行得通，所以明代从法律上取消了这些规定。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明代的官府还是对案件的受理设置了不太严格的规定，通过以上案件可以看出至少要有原告、有被告、有事实和理由等等。
第三，关于审判的制度。在明代仍然实行据状纠问制，即审问必须根据诉状进行。本案中钱佩和胥庆原告、被告两人当堂接受赵知县的审理，这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庭审方式。由原告提出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相应的证据，被告提出自己反驳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相应的证据，当堂对证。 [来 一般来说，我国古代诉讼以口供为最重要的依据，但从所引案例来看，赵知县在听取双方陈述后，便直接要求原告举证，当原告拿出当年的婚书，并且由媒人作了证实之后，径直作了判决。这说明至少在民事审判中，除口供外，其他证据也是定案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依据，而且不同类型的案件，要求原被告以不同种类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第四、关于结案的制度。一直以来，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基层司法机关对于民事案件，采取了一种“父母官”式的审判模式，即在庭审中多以调解结案，或判决不按照法律的规定，而是按照情理裁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显然是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汪辉祖在笔记中就指出，州县官在案件起诉阶段，可以按照情理对诉状做出批示，推动案件调解结案，但一旦进入庭审阶段，那么必须依照法律进行裁判。而明代
法律中就明确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令,违者笞三十”。明确规定对案件的审结要求司法官吏按照法律给犯人定罪。从本案的最后审理结果来看，基本遵照了法律的规定，在认定了双方当事人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后，依据法律基本原则作了处理。
但从这一案件中也可以看出，在处理民事案件中，法官在适用法律上，在遵循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是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从本案的法律适用上看，主要是依照明朝法律《户律?婚姻》中 “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以及“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 的规定。在案件中，胥庆、钱佩两家所订立的婚姻关系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也是礼制不容许的，这是本案中的原则性问题。因此，这样的婚姻关系一旦诉至官府必须解除，责任人应当承担违法失礼行为的责任。这使国法纲常都得到了伸张。但鉴于百姓法律知识不足，这类事情层出不穷，对于如胥庆、钱佩这样的违制婚姻的主婚人，虽然不能不罚，但是从轻发落。本应当各杖八十，但执行上，却只是打了十板，而胥庆多出的二十板子，则主要是对于他悔婚的处罚，但按照法律这种行为本来应“杖七十”。赵知县即是按照这个思路做出的裁决。
从婚姻制度上看。这一案例表明，明朝关于婚姻方面的规定有很强的延续性，从基本制度上来看，基本沿袭唐宋旧律，而传统的礼制仍然被部分保留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之中。如媒妁之言仍然被视为婚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主婚权属于父母，而双方父母也是发生违制婚姻时的第一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处罚；名义上，婚姻的缔结仍然要履行所谓的六礼程序，但实际上已经被大大简化，只部分保留了一些名目，最关键的是要有婚书和聘礼，这是两个基本的要件，是婚姻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也是一旦发生婚姻纠纷最有力的证据。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通常我们说唐明律之间在内容上的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重其所重，轻其所轻”，这反映了国家对人民日常生活干预的减弱，如本案所涉及的婚姻问题上，关于悔婚的处罚，唐律规定有婚约又反悔的杖六十，而明律则笞五十；而如果另许配他人，则唐律杖一百，而明律规定则杖八十。
而从实际的司法实践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则更加明显。如本案中，胥庆、钱佩两家人所订立的婚约相当有问题，实际触犯法律不只一条，前面已经指出，姨表亲结婚已经是违制，而且，按照明朝法律规定，强调“男女婚姻，各有其时”，即适龄者方许结婚，规定禁止“指腹”和如本案中那种在子女尚未达到适婚年龄就“割衫襟为亲”的行为。然而这样的制度，百姓固然置若罔闻，甚至可能真的是全然不知，否则，钱佩也不敢拿着这样要求保护违制婚姻的状纸向衙门控告；而官府对这样的婚姻问题也大有见怪不怪之势，虽然不能不依法判决前一个婚姻关系无效，但处罚从轻，不予深究，反而是更多责备胥庆不该中途悔婚，似乎从内心中认可了这种并不合法的婚姻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认识，才导致了清代“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这样的条例出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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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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