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李×A。

委托代理人白××律师。

原告李×B。

委托代理人李××，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C。

委托代理人张××，法律工作者。

李×A与李×C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秀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审理。后本院分别于2009年10月19日、26日、11月4日追加利害关系人李×D、李×B、牛××、李×E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李×D于2009年11月24日表示放弃继承并退出诉讼。牛××、李×E亦于2010年2月3日自愿退出诉讼。因案情需要，本院于2009年12月2日将本案转入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本案经2009年11月24日、12月3日、2010年2月3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A诉称，原、被告兄弟5人，老大李×F和老二李×G已去世。李×G无妻儿，留有位于××县××镇×关×街×号的正房三间、西房五间。2009年5月份左右，被告李×C在未征得原告及其他兄弟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处房屋转让，财产独自占有。故要求被告李×C给付原告×A应继承的财产份额x元。

原告李×B诉称，其不放弃继承，并自愿将应得遗产份额赠与被告李×C。

被告李×C辩称，(1)原告所诉继承人不全，将继承人李×B遗漏；(2)原告所诉遗产范围不实,数额不明；(3)被告李×C对父母及被继承人李×G尽了主要赡养、扶养义务，应独自分得遗产。

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本院确认如下：

1、原告李×A提供的“察哈尔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告李×B无异议；被告李×C认为，该房地产证已经失效，相关房地产已有很大变化。本院认为，该房地产证系1950年颁发，相关房地产经过历史变革，政府部门已另行颁发新的宅基证、房产证。故对原告×A主张的遗产不具有证据效力。

原告李×A提供的冀（××政）字NO.x号、NO.x号宅基证各一份及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各一份，来源合法，原告李×B、被告李×C均无异议，具有证据效力。

3、被告李×C提供的“家庭协定”，原告李×B无异议，原告李×A认为，“协定”中处理了死者李×G的财产，而李×G并未亲笔签字，属无效证据。后本院找案外人李×D调查，李×D证实，1993年9月其母亲去世后，李×F、李×G、李×A、李×D、李×C兄弟五人召开家庭会议并签订此“家庭协定”。李×G是盲人，当时对协议内容无异议，由李×F替李×G在协议上签字。本院认为，证人李×D与原告李×A及被告李×C均为兄弟，其亲自参与了“家庭协定”的签订，了解事实真相，现在亦放弃继承，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内容客观，具有证据效力。故上述“家庭协定”属签约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李×B作为利害关系人亦表示认可，具有证据效力。

4、被告李×C提供的证人李×H书面证言及本院对证人温××的调查笔录，内容为被继承人李×G于1995年将三间半西房以x元的价格卖给了被告李×C。原告李×B无异议。原告李×A认为房屋买卖应有书面协议，李×H证言系伪证，温××证言系传来证据。本院认为，不动产买卖应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并按法律规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关于了解买卖房屋情况的途径及价款金额，原告李×B在庭审中陈述与本院先前对其所作调查笔录中的陈述相矛盾，故上述二证人证言无相关书面买卖协议、付款凭证等原始书证佐证，不足以证实房屋买卖的事实，属无效证据。

5、本院对李×D、牛××、李×E调查笔录，原告李×B、被告李×C无异议，原告李×A对李×D、牛××关于西房买卖的陈述持异议。本院认为，证人对西房买卖的了解是听被告所说，无买卖协议或付款凭证印证，不具有证据效力；证言中其他内容相互印证，具有证据效力。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原告李×A父亲李×、母亲郭××生有六个子女，长子李×F，长女李×B，次子李×G，三子李×A，四子李×D，五子李×C。李×于1974年去世，郭××于1993年去世，李×F于2005年去世，李×G于2006年去世。李×G双目失明，生前未婚无子女，一直与母亲郭××及被告李×C共同生活。位于××县××镇×关××街×号（原×号）的房地产原属原、被告家的祖产，后依政策被改革。原有的三间正房在李×生前已拆掉。李×父亲生前将三间半西房赠与李×G。80年代，被告李×C与郭××、李×G共同生活期间，经审批宅基用地，在原有正房宅基处盖起正房三间。1994-1995年期间，被告李×C又续盖正房一间，南房四间。上述房屋均无产权证书。根据相关宅基证记载,其中西房院宅基面积为153.73平方米,正房院宅基面积为295.56平方米。

1993年9月6日，李×、李×G、李×A、李×D、李×C签订“家庭协定”一份，内容为，1、因文革原因，父母未留下任何遗产；2、父母留下的宅基由李×G、李×C使用，但未经兄弟五人商定不得出售；3、李×G双目失明，丧失劳力，由李×C负责养老；4、李×F、李×A、李×D可因度假、办事等原因在该院临时居住；5、该处院落除西房外产权归李×C所有，李×G有权长期居住一间房。

2009年此处房屋被拆迁，被告李×C共领取补偿安置费x.32元,其中房屋补偿费x.77元（三间正房x.52元，后续正房x.30元，三间半西房x.39元，南房x.56元),土地补偿费x.19元（按宅基面积比例计算，西房院宅基土地补偿费为x.9元，正房院宅基土地补偿费为x.29元）,房屋附属物补偿费x.16元(院面2099.50元,厕所1839.26元,地窑2080元,木隔段300元,门楼X元，木街门X元,院墙2086.40元,自来水井600元,煤仓300元,树2棵500元,灶台两个800元），其他补助费(搬家补助费，自行过度补助费、电话、电表、有线电视移机费）x.2元。

本院认为，三间半西房及院落的宅基证登记在被继承人李×G名下，原、被告亦一致认可三间半西房原属李×G所有。被告李庆明主张李×G生前已将西房卖给被告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该三间半西房及相应宅基的补偿费属被继承人李×G遗产。正房院落的宅基证虽登记在李×G名下,但之后的“家庭协定”中已明确其权属归李×C所有，故该处房屋及宅基土地补偿费应归被告李×C所有。房屋附属物中，厕所、地窑、木隔段、自来水井、树2棵、灶台一个均位于正房院落，相应补偿费应归被告李×C所有；煤仓和另一个灶台位于西房院落，相应补偿费属李×G遗产；院面补偿费按院面面积比例分配，正房院面补偿费1282.26元归李×C所有,西房院面补偿费817.24元属李×G遗产。院墙补偿费按宅基土地面积比例分配，其中1372.48元归李×C所有,其余713.92元属李×G遗产。正房院落宅基证中注明，院门归该院所有，故街门及门楼补偿费归李×C所有。其他补助费（包括搬家补助费，自行过度补助费，电话、电表、有线电视移机费）系给予搬迁户的补偿，应归被告李×C所有。

综上所述，被继承人李×G的遗产包括：西房房屋补偿费x.39元，宅基土地补偿费x.9元，附属物煤仓补偿费300元，灶台补偿费400元，院面补偿费817.24元，院墙补偿费713.92元，共计x.45元。

原告李×A在诉讼过程中，要求继承其父母的遗产，但其父母去世后兄弟五人签订的“家庭协定”已对家庭财产包括父母遗产作出处理，且继承人李×B无异议，故原告李×A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被继承人李×G无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李×A、李×B及被告李×C系其第二顺序继承人，对其遗产均享有继承权。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被继承人李×G生前双目失明，未婚无子女，一直与被告同院生活；在“家庭协定”中兄弟几人亦责成被告对其养老，事实上，被告亦对其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故在分割遗产时，被告李×C应当多分。据此，判决如下：

被继承人李×G的遗产拆迁补偿费x.45元,原告李×A、李×B各分得x元，被告李×C分得x.45元。被告李×C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给付原告李×A、李×B人民币x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66元，原告李×A、李×B各负担460元，被告李×C负担13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李善湖

审判员杨秀娥

审判员张荐飞

二O一O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韩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