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常永律师：“事实—证据”的关系型态与刑辩律师的立场
刑辩律师究竟是怎样一个角色？一言难尽。用国外的典故，可以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用本土的典故，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又可以说是“盲人摸象”——“象”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摸到的是脸蛋、大腿还是臀部。早些年，曾被誉为“腐败帮凶”的田文昌大律师曾经为刑辩律师们澄清：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只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然而民众的看法可能不那么淡定。
愚以为，分析一下“事实”与“证据”的关系，有助于看清上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逻辑上看，“事实”与“证据”的搭配共有四种组合方式，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关系型态。在下文中，犯罪事实的“有、无”，定罪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分别用“√”“×”表示。
型态一：犯罪事实√，定罪证据√
这是刑事司法的标准模式。在《判决书》中，刑事法官最爱的一句话永远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大快人心的“喜剧”每天都在上演，不须举例。一般来说，“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查明的事实符合《刑法》分则某一条某一款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证据确实”是就单项证据的审查而言，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证据充分”是就全案证据体系而言，已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够支持对整个犯罪事实的勾画。
这是“事实”与“证据”最好、最和谐的关系型态，也是公、检、法、辩各方的共同追求。生活如此美妙，但总是有些坏家伙会突破游戏规则，做出《刑法》所不能容忍的错事。经侦查机关勉力侦查，检方审查起诉，最终被法院依法判刑，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此则国家幸甚、公民幸甚。
在这种情况下，刑辩律师面临的最大尴尬、委托人对律师工作的最大质疑是：“请律师木有用”。民众倾向于用判决的结果来衡量律师工作的价值，却容易忽略这样的事实：诉讼是一个过程，律师的服务是在诉讼程序中展开的。从内心深处接受“涉嫌”、“犯罪嫌疑”、“无罪推定”等极为重要的法律意识，民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律师的辩护，实际上具有“最后一道过滤机制”的味道。假如没有律师介入，控方怎么诉、法院怎么判，那么就没有人去监督本案究竟是不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假如有律师介入，经过控、辩双方的据理力争，法官“兼听则明”，仍然认为判决有罪的理据相当充分，并未超出刑事法治可以容忍的限度，那么这个有罪判决是一个“安全”的判决。律师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帮助法官正确地办案，“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从当事人的角度看，他没有背负本不属于他的冤屈，而只是付出了做错事本应付出的代价。
因此，只要认真履行了辩护职责，即使当事人最终被判决有罪，律师也问心无愧。
型态二：犯罪事实√，定罪证据×
客观上发生过犯罪事实，但是定罪的证据“没有”或者“不足”。“不足”，是按照刑事诉讼“严格证据标准”来衡量。比如，某毒贩贩卖冰毒数年，最终被查获的毒品数量仅有二十多克；某“酒托女”曾经骗取数十名男士之钱财，但最终“豁出老脸”报案的男士仅有数人。轰动全球的美国“辛普森杀妻案”，美国民众几乎都认为是辛普森用刀杀害了前妻及餐馆的侍应生，但是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的证据失效，辛普森以无罪获释，此案也成为“疑罪从无”的典范。在这个案件中，华裔侦探、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有重要的参与。
为此类案件辩护，律师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道义上的责难：颠倒黑白、助纣为虐，赤裸裸地“为坏人开脱罪责”。尤其是在德治历史十分悠久的我国，依着民众朴素的道德情感，这样的辩护越成功，对律师的质疑之声就越大。律师形象何处寻？诸位不妨参考《九品芝麻官》里的方唐镜。
即使是面临质疑，作为合格的辩护人，仍应当不遗余力地地做“疑罪从无”的辩护：假如证据不足以判定当事人有罪，那么应当做出无罪判决。一则，这是律师的职业道德使然；二则，从长远看，为疑犯辩护，也就是在为全体国民辩护。
根据木桶原理，木桶的容水量取决于最短板。而刑事证据（尤其是“疑罪从无”）规则，捍卫的就是国民权利的“最短板”。“疑罪从无”是保障人权的有力武器。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还是疑罪从“有”，而不是疑罪从“无”；《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是法官“内心确信”的、不受证据规则约束的“事实”。假如“疑罪从无”不被遵循，那么这条人权保障的“警戒线”就会无限制后退，那么每一个公民都有无端遭受刑事追究的可能。反过来，“疑罪从无”规则可以督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更好地收集、审查证据，靠证据定罪，而不是靠省时省力的“刑讯逼供”。此时，辩护人饰演的角色或许是“反派”，但是，其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刺激国家法治正面、良性、健康发展。
辩护人就像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不断地叮咬“法治”这头“大象”，令其不眠不倦、奋勇向前。
型态三：犯罪事实×，定罪证据√
这一关系型态看似“雷人”：没有犯罪事实怎么会有定罪证据。然而，呼格吉勒图、赵作海、佘祥林、聂树斌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昭示了这一型态显而易见的存在。
这一型态有个“别称”，叫“冤假错案”。
刑辩律师与冤假错案是天生的对头、死敌。刑辩律师应当有使命感，遇有冤假错案或者成为冤假错案可能的案件，应当全力以赴，敢辩善辩。笔者在拙文《刑事辩护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中曾提及，许多律师不在本地承接无罪辩护的案子，十分令人遗憾。刑辩律师存在的根本意义，不就是对抗冤假错案，实现公平正义？笔者人微言轻，不敢大言说教。但是，国内确有一批光辉的榜样，如张燕生律师、朱明勇律师，德技俱佳、担当道义，值得所有刑辩律师尊重。
型态四：犯罪事实×，定罪证据×
这是理想状态：天下无讼、天下无冤，那么刑辩律师可以休矣，或者专门去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法律保健、法律养生去也。然而，理想终归是理想，眼下，中国的刑辩律师还有很多事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