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犯罪日益增多，犯罪率分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是一个多层次、多成分的综合体系。其中，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它的发生是犯罪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利益的高期望追求是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

　　对经济利益的高期望追求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他们往往背井离乡，抱着发财梦想的高期望值来到城市寻找就业出路，然而当现实与梦想有很大出入时，他们有的就易走上歧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受到家乡亲人过高致富期望舆论的压力，都认为到城市能挣大钱，因此而形成了过高的经济目标，希望在城市发财致富而荣归故里。然而事实并非所愿，他们忽视其自身文化素质以及城市政策制度，一味地追求高收入，欠缺实现经济目标的合法手段，选择借助非法手段谋取个人经济利益，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进城后，在城市丰裕的物质和城市生活方式刺激下，无形地提高了自己对物质的期望目标。“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不少文章对中国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经典”描写。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农民工进城打工多是在建筑、运输、服务等行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意干的重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收入少，社会地位低，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与办失业状态，有的甚至连基本生活需求也无法保证。在生存遇到危机的情况下，很容易铤而走险。任某是河北易县农民，曾在北京一家洗浴中心打工，后被解雇没地方住，没工作，没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想回老家，准备抢点钱回家用，结果抢钱时被抓住。这类案件还比较多，他们看上去老实巴交，多数是第一次犯案，“穷”，“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找不倒工作”，这是犯罪嫌疑人讲的理由。

　　二、心理失衡是农民工犯罪的直接原因

　　1、相对剥夺感——农民工犯罪的直接诱因

　　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在比较中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失衡状态，当他们实际得到的和期待得到的之间、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学家认为，相对剥夺感是导致社会犯罪现象大量发生的重要因素。城市对农民工似乎有着“天生”的排斥心理和歧视性做法。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力，需要农民工；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体系又拒收农民工，农民工不能和城市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社会保障只是城市人的特权。农民工大多没有固定的住所，职业稳定性差，生活窘迫，有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些使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来自城市的被剥夺感。农民工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城乡差别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由此导致农民工普遍对城市存在仇视和反抗心理。

　　2、心理歧视感——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因素

　　心理歧视感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对城市文明和城市人的歧视所产生的自卑感，这使之进而寻求一种补偿，不同的是这种补偿在涉及犯罪方面往往是通过报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户籍、教育、人事、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前者多为保护，对后者多为限制，甚至有的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排斥在外。还有歧视性用工制度。另外，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也受到歧视：一是在公共场所遭受歧视。商店、执法人员对他们歧视对待，很多城市市民讨厌、看不起农民工。另一类是个体歧视，受雇主歧视，不能得到善待。这些都增加了他们对城市小市民的不满情绪。另外，农民工长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或农忙时用极少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有些甚至数年不归，他们远离父母、妻子，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遭受城里人的歧视，人格尊严受到创伤；孤身在外，配偶不在身边，长期得不到性的解放与愉悦；普遍缺乏正常的文话娱乐活动，精神紧张得不到解放等等使得他们精神上躁动难安、寂寞难耐，没有合适的解放途径，他们不得不找出一些消极的方式排遣心中的烦闷，赌博、看黄色录像、砸毁物品等，有些人不知不觉走上犯罪道路。

　　三、“边缘文化”冲突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

　　由于家庭条件贫穷，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获得就业及技能训练的机会不多，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加上身处在城市和农村文化的交叉地带，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规范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农民工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的尺度，并在人们心中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这种弱化与某些犯罪诱因结合，加之农民工由农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社会”，脱离了农村原有文化道德和风俗习惯的约束控制，大大弱化了他们的自我遏制系统，必然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法律调控手段的不足

　　目前，为应付社会犯罪的专门机构普遍力量不足，经费不充分，与一些发达地区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社会犯罪日益严重化、规模化、组织严密程度提高，法律调控机构控制的松懈和能力的不足自然为铤而走险的农民工犯罪提供了冒险一试的环境。不少人指出，我们执法工作者在处理农民工违法犯罪行为时的简单做法和歧视态度，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工求助公共部门的欲望，增加了农民工对公共部门乃至社会的不信任感甚至敌视情绪。社会大调节和“诉调对接”工作的宣传力度和配套措施尚不完备，应有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此外，我国尚未像法制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即时解决纠纷的小额诉讼制，对农民工维权带来了一定障碍，导致一些人依赖于暴力手段解决诸如拖欠工资之类的民事纠纷，甚至引发犯罪。

　　五、管理系统的弱化

　　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工作，基本上仍属于计划经济的框架，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以城乡二元体制为制度支持、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把原来在空间上分开的城乡分割式的二元社会管理，改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管理。第二，采取的是一种以治安管理为重点的防范型管理模式，重管理轻服务，重宏观轻微观，重主体轻客体，过分侧重治安管理和整治打击。而对于农民工的了解很少，直接面对他们的服务更是寥寥无几，城市政府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就业、劳动保护、住房、上学、医疗等服务的要求，大部分外来人口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第三，漠视损害被管理者的权益。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以城市利益作为出发点，追求城市利益，却漠视甚至损害、侵犯农民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