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功能弱化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留守儿童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其中8％左右是农民工）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户籍地半年以上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有调查表明，这一群体数量已达2万，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造成家不成家，家庭在个体社会化方面功能严重弱化，从而对留守儿童的正常社会化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家庭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人之初，没有生存的本能，也没有社会的本能，人类所有的能力都是通过学习、通过知识的积累而获得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一般来说，儿童从出生到完全独立进入社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因此，个体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就是家庭。首先，家庭培育着一个人最基本的情感，家庭是初级社会群体的典型，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面对面的富有感情的交往。库利认为，初级社会群体是人性的养育所，是培养特殊品德的地方。库利说，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作为初级群体典型的家庭，在培养人性方面的作用远远大于邻居、同辈群体等初级群体，它对一个人正常情感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当婴儿呱呱落地开始，他就接受着母乳的喂养，亲人的搂抱及逗乐，在这里，实际上他就接受了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情感：食物、温暖和互动，这种互动满足了孩子身体成长的需要，也影响着孩子的情感。随着个体的成长，这种情感的互动日渐变得重要，一个人是否懂得接受别人的爱，是否懂得给予别人爱，这与他在家庭中的情感的互动有着很大的关系。其次，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对儿童甚至青年的社会化影响是非常全面的，包括教导生活规范、教导社会规范、树立生活目标等等，这种教导有手把手的正式的教育和培养，也有潜移默化于无声的影响，如家庭气氛和生活方式影响儿童的观念、心理和行为习惯，父母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文化教养也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习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等。第三，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形象同样对儿童社会化具有重大影响。在孩子眼中，父母是全知全能的权威，他在生活上、心理上严重依赖着父母，父母则依赖着这一权威形象，施加对孩子的社会化影响，当然，权威型并不等同于专制型，也要同放任型区分开来，专制型家长要求子女无条件地服从，而且习惯于用打骂、体罚等方式来施加对孩子的影响，放任型家长喜欢用情感感染孩子而不是用打骂方式来替代，不过在我们国家有很多放任型家长则完全是放任不管，权威型家长联系儿童在特定年龄阶段的特征，利用自己在孩子眼中的这一形象而施加影响，且强调责任与权利的平衡。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认为，最为有效地培养出独立的、有社会责任感孩子的父母，既不是专制型也不是放任型而是权威型的。
二、家庭功能弱化对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的影响
首先，亲情的缺失，影响留守儿童正常情感的形成。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使留守儿童无法通过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互动而造成亲情的缺失，长此以往，大多数留守儿童出现情感冷漠，而无法形成正常的情感。根据湖南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报告表明，多数留守儿童思恋父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习惯了父母不在的现实，感情逐渐冷漠。有7.8%的学生不愿意其他人提及爸妈，有1.7%的学生恨家里有爸妈的同学，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感，潜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留守儿童思念父母，这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其临时监护人理应进行正确的引导，但是恰恰相反，监护人常常采取的是不正确的疏导方式，例如，不要想父母，不要去找父母、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别想他们、他们没有良心，不要自己的孩子了等等，在客观上造成了留守儿童与父母亲情的进一步的隔膜。长久以往，对一些留守儿童来说，父母亲成了一个失去血肉和情感的文字符号。一个孩子通过与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情感交流，通过接受父母对自己的爱，才开始懂得爱，理解爱，才知道要去爱自己，爱父母，爱他人，长期缺乏最经常的、最深厚的、最无私的爱，他是难有爱的情感的。第二，作为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由于父母双方的长期缺位，造成家庭功能的弱化，直接导致留守儿童学业的荒废，劳动习惯的缺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计划生育的实行，农村农民子女一般最多只有两个，父母亲甚至祖辈承担了绝大部分劳动，不再需要孩子从事劳动。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子女参加家务劳动、生产劳动的习惯正在失去，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在留守儿童中从事劳动的更是少数，其中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监护孩子的祖辈扮演着一个受委托责任人的角色，他不得不将孙子孙女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不敢也不愿让其承担体力劳动，留守儿童这种除学习之外无他事可做的状况，一方面直接导致其劳动习惯的缺乏，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一种参照的丧失，致使其认为学习是一种苦差事，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学习之外的时间，大部分花在电视、网络及与不良青少年儿童的交往上。父母的长期缺位，对留守儿童的学习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这是留守儿童群体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弱势因素。虽然有少数学者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得到支持与否比例上差异不大，原因是农村大多数父母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对子女的学业实际上不存在太多的帮助，笔者认为父母亲对子女作业的直接辅导是一种显性影响，其实还存在着许多容易为人忽视的隐性影响。首先，在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方面，包括认真思考，独立完成作业，适当课外阅读等等的教导或辅导；其次，在处理学习与玩耍、看电视、上网打游戏等问题上，一定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孩子容易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笔者有一邻居孩子，父母在其小学阶段即外出打工，常常是两年左右回家一次，到孩子初三时，父母意识到孩子已不爱好学习，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遂放弃在外的工作回家，希望通过一年半载的严厉监管，孩子能考上高中，但是厌恶学习、上网、结交不良少年的习气却再难改变，父母的一次并不严厉的责备，却引来孩子的出走，多次的离家出走，父母心灰意冷，逢人就说这孩子给毁了，没出息了，甚至已失去了继续监管的信心。由于父母的长期缺位，留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学业成绩明显不如非留守儿童，据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习一般都不容乐观，他们中成绩优秀者仅占1%，大多数留守儿童的成绩都处于中等偏下第三，相当部分留守儿童漠视社会规范，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离，很多留守儿童不仅学业成绩不好，而且漠视社会行为规范，打架、斗欧等越轨甚至犯罪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父母亲长期在外，临时监管人由于认识或能力等因素，导致留守儿童像荒草一样的生长，根据湖南《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报告》，新化县某村小学一年级留守女生就学会了抽烟，留守儿童中近3%抽烟，有的道德、守纪意识差，有的逃学、旷课、不交作业，有的沉溺于网吧、录像厅、歌舞厅，甚至于赌博、酗酒，打架斗殴，而且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同伴群体就是留守儿童，在这样的同伴相互影响下，这种不良习气被传递和强化，漠视社会行为规范，不守道德，直至违法犯罪就自然发生。青少年时代是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由于父母的长期缺位，监管不力，留守儿童在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缺乏引导，在留守儿童同辈群体的影响下，习得了相类似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因此，相当部分留守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其确立的初期即发生偏离。另外，有部分外出打工者从事一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对其子女或邻居少年儿童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很大，笔者曾经对此进行过访问调查，湖南某县某镇是全国有名的制作假证之乡，笔者前往此地调查，发现7%外出打工者从事假证工作，当我问及留守在家中的子女时，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认为初中毕业后不必再读书，更不用读大学，当问及将来想作什么工作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作证。当笔者说到这是违法甚至是犯罪时，他们一点不在乎，并说某某的父母作证被抓到判刑一年，某某被判两年今年刑满等等，仿佛获刑入狱就像回家离家一样，我真为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担心。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的长期缺位，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及其它多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情感、学业、遵纪守法、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明显不如非留守儿童，导致其早期社会化出现偏差，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得到有效改变，其偏离现象将更加严重，其社会化将出现失败的结果。
三、提高认识，为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携手努力，共创美好明天
农民工外出，大量留守儿童出现，这在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但不能因此而漠视留守儿童现象，笔者认为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着手，提高认识，改变观念，在缓解留守现象，实现留守儿童的正常社会化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家庭方面，既然家庭在儿童社会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就要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目前许多外出务工者在认识上出现明显的错误。有的外出务工者认为，为子女储备教育资金是最重要的，有的认为，其子女没有明显的偏离社会的行为，不需要父母在身边，有的甚至认为，孩子的要求就是吃饱穿暖，根本不知道孩子亲情、呵护、交流等方面的渴望，也有的家长认为，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对子女学业不能给予帮助。因此，父母认识的提高非常重要，父母认识发生了变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留守子女的教育，实现正常社会化有所作为。例如创造条件将子女带在身边；如确实无法带到身边的，增加联系的方法，强化联系的纽带，如增加打电话的次数，在电话交流过程中，除了问及学习、身体状况等内容外，多倾听子女的心声，细细体会子女内心、情感的变化，还可以通过书信等方式将自己在外工作情况详细告知子女，以减除其担忧，同时也可以详细了解子女的渴望和要求，还可以定期将照片互相邮寄，以满足其思恋的要求，也可以使子女从中理解和懂得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其次，学校方面，学校是学生接受正规教育、实现正常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父母缺位，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的情况下，学校的责任更为重大，但在当前众多调查中发现，学校没有承担起缺失的功能，相反也出现弱化现象，大多数教师认为父母外出的留守子女学生大都是双差生，是问题学生，是班主任和老师的一块心病。因此，对待留守儿童，学校老师不是关心、爱护，而是漠不关心、放任不管，这种现象表明，留守儿童从教师那里得到的支持和帮助少于非留守儿童，这实际上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学校教育应该保证在相同教育环境下不同儿童群体教育的平等。其次，学校是教育单位，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在做好留守儿童教育工作方面，学校和教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应该积极探索新路子，承担起更多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任务。最后，政府和社会方面，学校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很多学校也希望有所作为，有些学校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推行寄宿制，但是由于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学校资金的缺乏，严重的难题摆在面前，如新建校舍、食堂及引进人才等所需要的费用无法解决。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埋单，各级政府机关应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领导者和决策者要有宁可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宁可在某方面减少投入，也要增加教育投资的决心，而且要真正落到实处。另外，还可想方设法，寻求社会力量的介入，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介，深入开展宣传活动，介绍留守儿童问题，鼓励热心人士捐助资金，鼓励城乡有爱心有能力的人与留守儿童结对子，加强联系，特别是鼓励农村退休老教师、老干部担任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为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创造集体性的场所，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节 农民工留守子女成长障碍对策分析
 
（一） 制度政策障碍。建国以来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在体制上成为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诸多制度障碍，阻碍了农民工由农民变市民的进程。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待遇安排，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进城农民市民化开绿灯，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多方面的权衡和考虑，往往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态度。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统一决策、分级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不同的责任，出于代表城市市民集团利益考虑，城市政府以本市劳动力充分就业为重要目标，并将此作为保证市民收入的一个手段，因此在对农民进城问题上，实行排斥和抑制政策的多，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在政策安排上，大多是以城市市民的心态对待进城农民；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热情、缺乏引导，对农民市民化存在着重堵轻疏，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就业轻农民工安排的政策现象。制度政策上的障碍，使得农民工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进程缓慢，大量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进入陌生的城市，但是在受教育的问题上却屡屡碰壁，想进入城市里的公办学校，就要面对高额的借读费；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安全问题又都无法保证，从有学龄子女的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来看他们承担子女教育的能力普遍不足，他们仍是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以其自身的实力很难弥合与城市儿童教育条件之间的巨大差异，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的待遇，成为农民工被迫把其子女留在原籍留守的无奈选择。
（二） 心理需求障碍。农民工留守子女由于生活中缺失亲情，心理健康堪忧。由于经济原因，民工回家次数很少，长期分离和缺乏联系使孩子在身心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父母的引导和关心，家长无法了解子女的心理变化，父母对子女的歉疚往往用物质弥补，子女的亲情缺失导致对家长的怨恨，与家长沟通障碍加深，留守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却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取向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育上异常，易走极端。留守儿童宣泄烦恼的途径比较极端，有的心理抑郁，回避正常交流途径，性格内向孤僻；有的转向类似同龄人寻找安慰，交友不当容易受不良行为影响，这对他们成年后的人格和社会认同适应能力会产生极大影响，发展到严重情况将会在5~10年直接对社会治安造成影响。留守儿童的精神状态也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他们中性格内向的比例明显较高，通常表现出激动、焦虑、内向、神经过敏等性格特征，主要有两种倾向：要么内向、孤僻、不合群，不善与人交流；要么脾气暴躁、冲动、易怒或者淘气，做出一些特别举动希望引人注意。不少留守儿童为了寻找精神慰藉，过早地与异性亲密接触，他们除了在同性之间结拜姐妹、兄弟，还在异性之间（多是初中男生与小学高年级女生结拜兄妹），最终发展成所谓的小恋人，个别学生甚至有犯罪倾向。
（三） 社会环境障碍。一方面受现代传媒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可以说无孔不入，以致少数庸俗和低级趣味的作品很容易影响到不设防的孩子们。由于农村孩子缺少公关活动的场所及设施，他们既没有少年宫也没有儿童活动中心，只有电子游戏机房是向他们开放的，流连在游戏机房就成了部分孩子课余的主要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受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由于国家对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不再实行包分配的政策，而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这些新生的劳动力资源，双向选择不可能一次成功，毕业之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遇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毕业即失业也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农民把入伍和升学看作是跳出农门并吃上皇粮的两条路子，现在出现了变化。一些人夸大了它的负面效应，认为辛辛苦苦读书到头来还是要打工，没个稳定的工作，还不如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龄人。
（四） 家庭教育障碍。近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多数年轻夫妇一般不愿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多生孩子，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施行，核心家庭已经占据所有家庭结构类型的绝大比例，家庭的单薄化十分明显，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方面孩子在家庭里缺少玩伴，有较强的孤独感；另一方面核心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如联合家庭或主干家庭，在本地缺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外出务工就成为抵消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最为理性的选择。核心家庭本来是为适应现代社会频繁流动而出现的一种便于搬迁的家庭类型，它是现代化的产物，中国的农民现在虽然可以流动，却不能搬迁，他们不得不卸下家庭和土地的拖累，轻装入城。如果父母双方都外出，孩子就托付给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戚；如果父母一方外出，那么留下的一方就要承担起家务活以及农业生产的繁重任务，这样的话，就难免不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由此，如果仅从家庭这个微观单位来看，留守子女问题即是由经济结构转换引起家庭功能失调或缺位所致。隔代监护不交心，监护职责浅层化，农民工留守子女由隔代亲人或其他亲属监管，由于体力、知识等原因，监护人大多局限于让孩子吃饱穿暖之类的浅层关怀，无法尽到对孩子的教育责任。一般来说，农村中有一定能力和具备相当素质的人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或经商，这样，剩下的就只能是所谓386199部队了（妇女、儿童、老人）。老年人被委以看管孩子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相应的能力和知识准备，无论孩子被委托给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被委托者实际上已经担负了监护人的部分责任。但是老人文盲率远高于青年一代而且代沟明显，根本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学习辅导和思想教育，不少监护人出于情面接受留守子女家长的委托，对待孩子的态度有的迁就放任，有的十分冷淡；有的监护人漠视孩子交流思想的要求；有的对待孩子粗暴，对孩子的小过失采取谩骂、体罚手段，隔代监护往往不能提供健康的亲情交流环境，留守子女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氛围。大部分外出务工者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进行农村经济建设，但是在许多外出务工者的心里，进行家乡建设仅仅是到外地赚到钱而为个人家庭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又只局限于单纯的消费层面，这种单纯的消费方式极易使孩子形成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人生观，父母外出务工的孩子在拥有零花钱的量上和使用的自由度上相对于父母在家的孩子要大得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对孩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产生不良影响，许多留守儿童都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仅仅定位于将来外出打工。事实表明，外出务工者的所作所为，对子女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在假期里，有些父母把孩子接到城市去，让孩子直接成为自己生意的帮手，并教给孩子一些逃避检查的方法和技巧，这都对子女今后职业的选择与人生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二、消除农民工留守子女成长障碍对策分析
（一） 加快体制创新
根据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所占比例高达82.7%，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应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定居条件，并把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劳动保障、职业培训等纳入到正常的财政预算以及议事日程中去，为农民进城就业、安居营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最终也是最好的办法。首先，进一步转换包含户籍制度等多项具体制度在内的二元社会结构制度，让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农民工能享受市民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其次，应加快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实行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应由中央政府来解决城乡基本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而不能实行两种国民待遇。因此，应该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来确定中央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解决外来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问题，为子女随父母进城接受教育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把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到城市教育体系里面去。在过渡期间，政府应对在城市内私立的外来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予以补贴，提供基本的场地，并严格监督不得乱收费，防止增加外来民工的负担。
（二） 推进素质教育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应试教育的机制仍在发挥着主导作用，考核学校和教师的主要标准还是入学率一类的硬指标，因此在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依然是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做法，反映在教师对待学生的的态度上，就是带好一个差生，不如培养一个好生，一些升学无望的孩子就在有意无意中被抛弃了，而留守学生占了被抛弃中的绝大比例，对此应充分认识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迎接21世纪挑战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敢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上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6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并且强调：国运系于教育、振兴教育人人有责。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并且明确地提出素质教育的宗旨、重点和目标：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素质教育强调全体性，即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素质教育强调主体性，即强调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学习者的发展为中心，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学生的特长和个性，因此在农村应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农民工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 强化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的教育仍缺少一种合理的机制，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利，各级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强化农村父母在子女监护和教育方面的职责，通过农民工补偿教育，对他们进行家庭教育讲座，提高他们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分析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与子女教育之间轻重缓急的利弊关系，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树立起以孩子教育为重的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改善农村儿童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在学校设置方面合理布局，尽可能缩小农村小学或教学点的覆盖范围，在教育管理上应该利用各种资源为农村儿童改善生活条件，如允许学校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合理收取一定的费用，改善学生寄宿条件，或者开办留守儿童宿舍，吸引打工者将他们的孩子寄宿在学校，从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护，允许利用民间力量在农村兴办寄宿制教育辅助机构，弥补农村中小学与打工家庭之间留下的空白，给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子女提供不同的学习、看护、寄宿条件。
 
第三节 社会学视野下的留守儿童教育研究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中大批农民脱离土地，向城市进军。相应地，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进城，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城乡二元分治治理策略仍发挥一定的社会屏蔽功能的今天，农民进城选好自身落脚点的同时，尚无力解决其子女进城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把子女留在家乡，自己进城务工就是当今大部分脱离土地而又处在城市边缘位置的农民在面对自身生存压力和子女发展压力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最终造就了农民家庭中的父母（父母与其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留守儿童自然形成。有学者把留守儿童的出现视为，新弱势群体的诞生。
在城乡差异发展的客观环境下，农村家庭父母间歇性地离开家庭，给予其子女家庭温暖、施授家庭教育的主体已缺失，农民工留守子女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家庭教育）被剥夺。与城市儿童相比较而言，城市儿童始终处于现代化逐浪发展的旋涡当中，而农村儿童可能只是在这场旋涡竞争中扮演旁观者的角色。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从文化资本理论角度来阐述在人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农民工子女掌握和控制文化资本的能力培养问题。文化资本与文化竞争力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所谓文化资本，意指在社会上被认为值得追求和值得拥有的文化商品储备，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
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这种文化资本积累是处于身体状态之中的，即常见的修养、文化素质的形式；二是客观的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工具等）；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主要可以采用学术资格这一形式。学术资格能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设定转换率，这是通过保证特定的学术资本的金钱价值来完成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布迪厄研究过程中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假定来解释在西方社会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教育一直被认同为是促使社会合理流动，改变社会阶层分裂的有效社会机制，不同出身的孩子都可以通过教育这个阶梯来获得自获性条件而实现社会向上流动。但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之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中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是最隐蔽的、最具有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
文化竞争力源于英文单词，culturacompetence，有学者翻译成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合法文化资本储备的知识；二是掌握与文化资本的消费和使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社会技能；三是有效地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以获得有利社会地位的能力。笔者把culturacompetence翻译成文化竞争力，侧重于文化知识和文化能力潜在的社会实际效用价值层面和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层面，认为强势的文化竞争力是循环获得三种资本的一种重要条件。文化竞争力一经习得，便具有不可剥夺性，它深深地内化于个体之中。笔者把文化竞争力的培养归于几种知识能力的积累，即文化性情、语言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承受力。获得这种能力的机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阶层地位因素是决定性的。中国农民的普遍性的底层社会地位决定了其子女在分享社会资源、培养文化竞争力方面与城市家庭儿童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家庭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家庭、学校、大众媒体、同辈群体等中间力量传播所接收的主流文化熏陶是农村儿童无法比拟的。家庭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机构，家庭会传递基本习性，培养教育气质。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强加的文化专断和不同集团或阶级中家庭教育行动灌输的文化专断之间的距离是有差异的。农民迫于生存压力而背井离乡，不完整的家庭结构导致了基本习性、社会技能传承的不连续。有限的家庭文化资本再加之文化竞争力的培养，势必减弱了农民的子女在现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农民子女被排斥在现代社会城市优势文化圈之外。
留守儿童的文化竞争力培养教育是培养儿童文化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家庭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在现代化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在社会流动呈模式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农民流动引起了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变化。李强在《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将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归为五种基本模式，夫妻子女分居型，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即父母双方或父母一方长期外出打工，子女留守在家乡学习生活。通常学者把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这样的家庭自然被称为留守家庭。据资料统计，面前中国有1万左右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这些儿童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所能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与少，培养的获得资本能力的强与弱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们以后生活圈的大小与层次，规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文化性情培养。这里的文化性情即指文化气质、修养，长久地处于身体之中，包括基本生活技能的养成，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规范的内化等。它代表了一套内化了的能力和结构化了的需要，一套感知方式、思考、欣赏和行为方式系统。文化性情构成了行动的指导原则，并为行动设定了结构的限制[7]。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家庭赋予子女文化，给予其价值观念、规范、思维和感知方式。制度安排下的农村家庭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的相对落后本身就使得农村儿童在文化性情培养方面落后于城市儿童。而由父母的流动导致的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儿童文化性情培养施教者的缺失，爷爷奶奶、亲戚朋友甚或是同伴成为父母功能发挥的的替代角色。替代角色的作用是有限的。留守子女大部是由爷爷奶奶照顾，隔代家庭教育在延续家庭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但其内容的单一性和传统性似乎已被现在社会所排斥，如爷爷奶奶的文化水平限制了生活技能和技巧的培养在男孩与女孩的培养上也体现出了较大的情感倾注的性别差异。
在无父母日常监护的情况下，子女的文化性情发展体现出一种放任性。儿童教育强调的按孩童性格特点自由发展的原则并不等同于没有父母教导的放任自流。而子女在自由发展的同时，承受着的是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心理压力。心理承受力、文化竞争力较强的人必须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父母打工离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子女心理承受力的考验。家庭气氛变得冷清家庭凝聚力变弱，家庭部分家务落到子女身上，留守子女心理上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和不安全感。部分留守儿童能体会到父母为求生存与子女发展的离家缘由变压力为动力；部分儿童无法接受改变了的现实生活，由而对父母产生埋怨感，对生活失去信心，在老师和照看人管教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当生存理性选择超越一切时，远在他乡务工的父母对子女的这些变化也只能是听之任之。当父母给子女带来城市生活信息时，子女心理上产生的是更强烈的被剥夺感。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留守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对抗性行动，所以往往也会导致失范行为。
语言能力。有学者把culturalcompetence翻译成文化能力的概念，是对社会语言学家的沟通能力概念的延伸。沟通能力意味着掌握语言的基本规则，以及与其用法有关的习惯和态度。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指出，在微观层面上，具体的社会背景的语言和其他社会符号影响我们的意识结构。阶层影响儿童的社会化模式，不同社会化模式中所使用的语言编码不同。中产阶级家庭采用的个人的 （personal）社会化模式，惯于使用精密型语言编码，这种语言利于精密组织的意义及关系的沟通，利于传达特殊含义的知识。而农村家庭惯于使用的局限性语言编码，在某种意义上就决定了其形塑于习性培养中的文化竞争力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角逐中体现了一定的弱势特性。
学习能力。学习能力简言之就是获得知识的能力，一般可分为行为能力、社交能力、思维理解、听觉语言、视知觉等。早期儿童学习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它是实现开放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基础。良好的学习能力是形成强文化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基础。但留守家庭结构的不完整，父母关爱的缺失导致了儿童学习能力发展失衡。这也是儿童性格健康成长的一大障碍。
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最直接起缘于留守儿童群体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的学业、道德、人身安全等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起到社会屏蔽作用的今天，农民处在社会较底层，农民工处在城市的边缘。农民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同时也是应然的。而在社会主义积累已达到城市反哺农村发展的条件下，让农民子女再去做一些人为所造成的无畏牺牲就是不人道的，不符合人本主义发展观，不符合人与人、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观。重视留守儿童的文化竞争力的培养，是儿童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社会公正的体现。
亲子离异给留守儿童造成了一定的生活与教育上的困难。家庭教育诚然重要，父母无疑是家庭教育中的核心要素，但农村家庭中父母的低教育水平状况决定了他们在促进学业方面发展作用有限。父母间歇性地离开家庭，更促使家庭教育的不连续。农村儿童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多地依赖学校和自身的努力。在社会教育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就成为补偿农村孩子的文化缺失、塑造有教养的人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学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选拔精英机构，是为教育发挥选拔功能提供的一个舞台。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是儿童文化竞争力培养失衡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以期培养留守儿童较强的社会适应力和竞争力更依赖于学校教育。把注意力集中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协调、教师教育行动与家长教育行动的协调上，而不是更多的强调父母离家而导致的留守。在城乡二元分治策略对农民子女发展的负面影响暂不能消逝殆尽的情况下，能促使留守儿童完全融入到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有效途径就是让留守儿童能充分享有受教育权；在农村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应能渗透到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当中，杜威的学校即生活的理论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文化竞争力的培养，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的职责。在特殊时期家庭和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不完整的情况下，学校责无旁贷。
 
第四节 农村留守女童：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其留在家乡的子女成为留守儿童。据估计，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有几千万，其中女童数量超过一半。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对各种妇女儿童问题、三农问题的重视，有学者、社会媒体开始关注有关留守儿童问题，许多地方都在探索解决的方法，但现有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问题现状的描述、基本情况分析等，几乎没有从性别视角剖析留守女童问题的特殊性，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除了与其他省份一样流入城市打工或经商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国打工者，他们外出的时间更长，他们留在家乡的孩子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福建农村留守女童的生活学习、心理健康、青春期健康教育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比较和分析，力图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分析农村留守女童问题所在，总结出留守女孩问题的地域、年龄特点，以及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此问题采取的一些措施与经验，提出有效的具体对策。
一、研究方法和对象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座谈法和田野调查法相结合，我们走访了福建省教育厅、共青团福建省委，以及位于闽西的武平县教育局、团县委，位于闽东的宁德市、福鼎市的妇联和教育局，以及部分小学召开了4场以小学高年级留守女童为主要对象的座谈会，与13所学校校长，部分老师和青年志愿者，以及53名留守女童座谈，并深入部分留守女童（以小学生为主）的学校和家庭进行个案调查，与女童临时监护人、老师和女童本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在福建妇女理论研究会和福建各地市妇联的配合下，我们还选取福建省外出人口较多的沿海3个农村的乡镇初中（福清江阴、福州马尾、亭江）和5个内地山区的小学和初中（分别位于闽东的柘荣、周宁，闽北的浦城），闽中的沙县和闽西的武平进行问卷调查和心理测验，每所学校发放问卷约2份，共计15份，收回有效问卷共14份，有效回收率为93.3%，回答全部问题的1369份，本研究对象概况如下：1、性别构成：为了比较分析，我们问卷调查的对象除了留守女童外也包括男童和非留守女童，其中，男童68人占45%，女童743人占55%，留守儿童占被调查学生数的56.35%，而留守女童占留守儿童的62%。2、年龄构成：1369个被调查对象中，11~13岁小学高年级占15.4%，14~16岁初中占73%，16~17岁高中占11.6%，考虑到初中阶段的留守孩子正处于儿童期和青春期的转折点，她们遇到的心理问题可能更多，思想波动更大，回答问题也比小学生稍成熟，所以本问卷调查样本以初中生为主。由于留守儿童的内涵常常不是专指处于儿童期的孩子，而是泛指留守孩子，所以本研究采用留守女童和留守儿童的泛指，同时，样本父母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1.44岁和38.68岁，均处于壮年。3、分布区域：被调查儿童中，沿海农村443名占32.4%，内地农村926名占67.6%，其中住校儿童548名占41.5%，未住校儿童772名占58.5%。
二、研究结果：农村留守女童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
1、与非留守儿童和留守男童相比，农村留守女童教育处境相对不利。根据02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我国流动儿童6~18岁的男女性别比为1.26：1，可见女孩往往成为最经常被留在农村的留守者。实际上，留守女童至少占据了留守儿童的一半以上，特别在小学年龄段，据05年6月对武平中小学的统计，全县有576名是留守孩子，其中女生273名，男生2373名，女生和男生的比例是1：.88。武平农村学校校长和教师认为，如果不包括初中阶段回流的留守男孩，小学留守女童的比例远高于留守男童。武平桃溪镇新兰村1多个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大部分带走了儿子，却将女儿留在了家乡。可见，当前大部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公平度仍然不高，外出打工或经商的父母对女儿的关心远远少于对儿子的关爱，对赚钱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女儿的关注。在同样的外出打工或经商家庭中，农村留守女童所处的生活教育环境与其兄弟处于明显的劣势，对寄养在家乡亲戚家中的留守女童，他们的父母除了寄回少部分生活费外，极少关心问候和探望，大部分留守女童孤独地学习、生活着。在我们座谈和访谈的留守女童中，低年级女童的学习状态和成绩明显好于高年级的女童，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女童越来越感受到父母对自己学习的低期望值，这对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她们的学习的激情明显下降。女童甲这一个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福建农村留守女童的生存与教育状况，女童甲，13岁，小学五年级，父母在云南开店，有一弟弟随父母在云南，父母已有两年没回家，她与外祖父母租住在县城郊，每天自己骑自行车到五公里外的城乡结合部中心小学上学。她每天的生活是：上学，独自一人在家做作业和睡觉，外公外婆晚上爱到村里玩，经常把她一人丢在家里，一提起父母她就流泪，但她反复强调父母要带她去云南读书，是自己不愿意去：那边不熟悉，没有同学，去云南读到小学毕业又得回来读初中，环境换来换去，我不愿意去。但外公、女儿及两个未婚的儿子都在云南否认了她的说法：女婿说男孩子带在身边更好带在身边才有感情，以后砸锅卖铁也要供男孩念书，女孩没关系啦，她能念多少书就念多少吧。已有研究证明：在忽略型的家庭中，儿童会因为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父爱和母爱而产生孤独感，并会逐渐形成富于攻击、冷酷、自我，甚至放荡的不良品质，常常会有情绪不稳定、反复无穷、容易触怒、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的心态，女童甲明显处于教育不利地位和忽略型的家庭环境中。父母两年未回家看她以及对她的低期望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这还将影响她性格的发展以及对自我发展的期望。
2、农村留守女孩存在较大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言行偏差，年龄较大的内地的留守女孩表现更多学习焦虑和恐怖倾向，而沿海留守女孩更多出现情感饥渴和厌学、厌世倾向。情感沟通是建立亲子感情、促进子女心理健康和亲社会行为形成的重要方式，不良的沟通对孩子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不利。心理学家鲍比尔深信，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了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早期不能建立依恋关系将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与母爱相比，父爱对孩子的影响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父亲的形象是力量的象征，勇敢、果断、豪爽、眼界开阔、事业心强，所以女孩受了这些影响，会更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活和事业，留守女童与父母长期无法情感沟通，逐渐长大的留守女童与父母之间越来越隔膜，曾有的依恋、亲情与体谅已越来淡漠，在长期缺少亲情的环境中，情感饥渴的留守女孩容易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上网、交朋友等方面，出现了许多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产生焦虑、恐惧等心理障碍；她们很容易受到周围不良因素的影响，有早恋倾向，甚至产生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等。女孩乙是一个典型的由于情感饥渴而出现心理问题和言行偏差的个案。女孩乙，18岁，闽东某县人，父母在她8岁时就赴外地经商，她从小寄居年老的曾祖母家，老人去世后，她寄宿学校或在外租房独住，现父母带着两个妹妹仍在外经商，她将读高三，学习成绩中等偏下，长年的孤独生活使她产生严重的心理偏差，她曾两度自杀，现手腕上仍有其割腕留下的伤痕。暑假她来到父母身边，父母与她双方都感到隔膜，无法交流，在父母面前她焦躁、爱发火，父母为了避免与大女儿冲突，经常将她独自留在店里，她经常喊叫身上痛、不舒服，以期引起父母的关注，父母反应甚少，甚至厌烦，她经常独自发呆。在学校，她有一个好朋友：我是依靠她活着，她如果不理我我就不活了，同时，她早恋，一个在广州念大学的男孩曾经给过她些许关心，她就爱上了他，我们采用华东师大周步成等人1991年修订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对1369名调查对象进行了心理测验，依据的标准，总分在64分以上者，可认为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需要进行特别指导，另外，各因子得分在分以上的，也预示他在该项目上存在不适应行为，也需要制定特别的指导计划。测验结果表明，农村儿童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地域和性别差异：内地农村留守女童心理健康状况不如沿海农村留守女童，农村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心理健康状况不如留守男童。见下表：
    （1） 从总体上看，农村女童和男童得分虽然都处于正常范围（女=39.48<65，男=35.2<65），但女童得分明显高于男童，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6.718）。（1，这种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在各因子的均值比较上（<.1或<.1），女童得分高于男童；（2） 留守女童总均值明显高于留守男童（分别为39.38和35.82），而且差异非常显著（<.1），差异明显表现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和恐怖倾向三因子上，尤其是恐怖倾向因子，差异极其显著（<.1）；（3） 留守女童总均值有比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沿海留守女童得分低于内地留守女童（分别为36.7和4.38，<.5），在恐怖倾向因子上差异非常明显（<. 1），其他因子差异不显著；（4） 农村儿童普遍对学习有很强的焦虑感（=8），女童高于男童（女8.38>男7.56，<.1），留守儿童高非留守儿童（分别为8.27和7.91，<.1），留守儿童中，女童高于男童（分别为8.58和7.75，<.1），内地留守女童在该因子得分最高8.78。
大部分农村女童不具有自我保护知识和科学的性健康知识，而留守女童受侵害的危险系数相对更大。上世纪9年代以来，农村女童受性侵害案件和失踪事件逐年上升，这其中不少是农村留守女童，许多农村女童缺乏性健康和性伦理道德知识，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对自己构成性侵害，受到性侵害时及事后该怎么办等。有的受过性侵害的女童以及受黄色录像影响的女孩对性行为变得不在乎，没有责任感，因而容易出现未婚先孕甚至卖淫等行为。但在农村学校，几乎没有正规、系统的青春期生理保健知识教育，家长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加上几乎处于与父母分离状态，如女童甲等大部分留守女童在生理变化时只能寻求邻居姐姐等同龄伙伴的帮助。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留守女孩的青春期生理知识主要来源于大众媒体（更多是来自于不健康的报刊和电影电视和同龄伙伴），我们可以想见这些知识是支离破碎、不系统、不全面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其中，自我保护知识更为薄弱，在我们关于自我保护知识的问卷调查中，回答不知道和不回答的比例男女孩子均在25%左右，而留守女孩达到26.2%，在问及男孩与女孩谁更容易受到性骚扰与性侵害时，平均79%的孩子认为是女孩，仅6.5%认为是男孩，另外14.5%未回答此问题，这表明八成以上的孩子潜意识中存在危险，尤其是对女孩的危险明显高于男孩；在问及谁最易成为施暴者时，陌生人的比例最大为6.7%，其次是其他（如网友等）为22.7%，亲戚朋友邻居三者为16.6%，这说明虽然许多农村女童自以为对青春期发育和生殖健康知识有所了解，但至少26%的留守女童根本就没有自我保护知识；在74%自认为具有自我保护知识女童中，大部分局限于最基本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接触等，在我们访谈的53个留守女童中，只有一个孩子说出要警惕熟人，而现实中邻居、亲友，甚至老师等熟人侵害农村女童的比例高达23％，因而农村儿童对危险的认识度偏低；而在遇到实际侵害时，留守女童的的自我保护能力极差，反制性侵害、性骚扰等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健全，性教育的滞后与自我防护意识的缺乏，使年幼的留守女童很容易受到性侵害而不自知，稍年长的女童绝大多数也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善后措施，常常导致严重的后果。初中生女童丙的受侵害，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留守女童自我保护知识的欠缺，女童丙，15岁，家在闽西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母在2公里外的市区工作，她在离家十公里外的中学读书，平时住校，周末回奶奶家，一个周五下午，她准备回家，在离校门5米外的马路上，2名陌生少年把她拦下，拖到旁边的小巷里威胁一番后，把她带到离学校5公里外的一处民房里拘禁了两天两夜，其间对她实施了轮奸，奶奶等亲戚没人关心她两天没回家这一情况，第三天早上星期一，她被这伙人送回家，她匆匆洗头洗澡后去上学了，当天晚上她在学校晕倒被送进医院，但直至第四天中午她才告诉赶回家的父母，而其父母1天后才报案，至今，女童丙仍然精神不稳定，无法回校上课。在痛恨侵害者、深深同情女童丙的同时，我们惋惜女童丙没有把握住至少两次可以自救的机会：女童丙被拦住时是傍晚放学时间，在人流很大的校门口附近，她如果这时呼救，肯定会有人发现给予救援或报警，还可以吓跑几乎同龄的劫持者在被带往民房的路上，她还有机会呼救、逃脱；在被放回家时，她应该立即报案和保留证据，然而缺乏自我保护知识的她成为一只沉默的羔羊如果不是精神接近崩溃，她还打算将此事埋入心底，这就有可能导致犯罪分子的猖獗而对她再次侵害，许多研究都证明在未成年时期受到性侵害的孩子，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不正常的，或者变成性放肆者，对性看得很淡，没有羞耻心；或者变成性禁锢者，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对外交往；只有少数经过矫治和社会救助，才能回到正常社会，但这需要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投入，犯罪分子的摧残已严重伤害类似女童丙遭遇的女童的身心，不仅她们的学业受影响，而且她们已经很难再恢复正常的生活，同时，她们父母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家庭的经济的状况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原因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序转移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教育制度是产生留守女孩问题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以福建省为例，据统计，到02年底，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共1284万人，已经转移的（指转移时间）在6个月以上者达495万人，占福建农村实际劳动力总数的38.6%。[5]在流动劳动力大军中，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逐渐成为一支生力军，在这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军中，许多是无序转移：一些没有技术、文化素质低的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或国外，他们许多处于当地社会最底层而生存艰难，不仅没有能力将子女带在身边，遇到失业、疾病，他们甚至没办法给家乡的孩子寄学费、生活费，导致留守孩子生活困难甚至失学，这样的家长因为生存的艰难，常常处于被歧视的环境，本身可能也存在许多心理问题或需要，因此难以顾及留守孩子的道德教育、情感需要、心理困惑和性健康教育。同时与国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相矛盾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享受的是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平等的待遇。尽管现在许多城市制定了学校接受民工子女的优惠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民工子女仍与城镇居民子女不能享受同等的义务教育权利，尤其在初中教育阶段，民工子女在城市上中学非常困难，同时，民工子女的升学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障碍：民工子女必须回原籍中考和高考。而我国各省之间、城乡之间的教材往往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他们常常不得不在城市和农村的学校之间来回奔波，从流动儿童成为回流的留守儿童，即使在城市上学，巨大的城乡差距也使外来工子女自卑心理严重，自我感觉不能得到与城市孩子的平等对待。据福建教育学院学生对福州外来工学生的调查，36%的外来工学生认为自己不幸福，35%的学生有自卑感。女童丁是一名来自四川的三年级学生，刚来时还挺天真活泼的，可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有时连老师也听不懂，更别说她一开口就引来了同学的笑声，慢慢地，这个小女孩变得沉默寡言，学习积极性也差了很多，女童丁的心理和行为变化代表了一些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习生活的困境，这成为许多外出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留守家乡的重要原因之一。
2、农村家庭残存的重男轻女观念使父母对留守女童成长问题认识淡漠，导致留守女孩教育环境不利和家庭情感教育明显缺位长期形成的重男轻女观念在这一代农村父母身上并没有根除。我国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传统的养儿防老、女孩是别人的人的观念仍影响着农村家庭的决策，大部分农村家庭仍然把儿子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福建农村，外出打工的父母只要有条件带孩子进城或出国的，最先考虑的一般是男孩，在我们调查的大部分武平农村进城人员的观念中：儿子的培养更重要，与儿子建立亲情也更重要，因此儿子最好带在身边，应该给儿子最好的教育，对于女童的成长教育问题，这些家庭大部分无暇顾及这种家庭的女童往往成为家庭中男孩利益的牺牲者，在兄弟需要升学时、在家庭需要劳动助手时在家庭经济遇到危机时，女就可能辍学。童年是儿童对家庭的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最为强烈的时期，因而早期儿童与父母的相互作用对儿童以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相对于男孩来说，女孩对父母的依恋感更强，她们需要更多的亲情抚慰，而许多留守女童在婴幼时期就被迫与父母分离，他们早期无法与父母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在长期与爷爷奶奶辈或其他亲戚生活的过程中，她们的需要、情感常常无法得到亲人的反馈，这必然对她们的亲社会行为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也易使他们产生诸多心理问题，而她们的父母不仅漠视女儿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更没有意识到与孩子保存亲密关系对孩子亲社会情感的建立、对其一生顺利发展的益处，许多农村女童遭遇性侵害后，往往父母不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还有许多女童多次遭受暴力侵害而父母不知，甚至在处理女童遭受性侵害的问题上，许多农村父母首先考虑的是家庭的面子问题以及女儿以后的价值（能否找到好人家）是否降低，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私了的方式，而非保存证据立即报案惩罚侵害者。
3、家庭和学校对留守女童的青春期教育特别是性健康教育几乎空白我们的问卷调查也表明，农村留守女孩实际获取青春期知识主要渠道之一是同伴：41.6%的农村留守女童只能从社会媒介和同伴处获取有限的青春期知识，这与她们的期望是不一致的。那么，农村留守女童期望获取性知识的渠道又如何呢？调查显示，更多的农村留守女孩希望由父母（3.2%）和老师（25.1%）来给她们传授青春期知识，而非她们目前相当依赖的同伴（仅8.9%）选择青春期知识由同伴传授，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前农村家庭和学校在青春期教育上的缺位或不到位，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特别是留守女孩的心理需求。实际上，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长期以来缺乏青春期教育的内容，虽然近2年来，城乡教育制度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问题仍是家庭和学校都在逃避的问题，目前只有少数地方的教育部门开始重视对女学生特别是留守女孩的性健康教育，但仅限于粗浅的生理知识传授，缺乏较为完整的性生理和心理知识以及性伦理道德教育。同时，学校和家庭普遍忽视对男孩进行科学的性健康教育，导致一些男性因缺乏性道德和法律知识而给女童包括留守女童带来性伤害，我们通过与校长、教师的座谈，发现绝大部分学校未能实施科学的性健康、青春期教育，对于这个问题，教育部门和工作者们或三缄其口，或大诉苦衷，几乎都强调客观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
本次调查表明：
1、留守女童是被忽视甚至被歧视的典型群体，她们处于传统观念中的弱势性别，父母对她们的低期望值导致许多留守女童对自己人生的低期望和低成就感，正如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要》第26段指出的：女孩往往被认为低人一等，在与人的交往中将自己放在最低地位，从而伤害了她们的自尊，童年受歧视和被忽视会造成终身走下坡路，被剥夺和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
2、长期缺乏亲子互动的留守生活，对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和情感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从有些方面看，留守女童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缺乏父母综合症，这将使留守女童在建立正常的亲社会情感和能力，以及对未来家庭关系的处理能力等方面产生困难。
3、留守女童处于相对容易遭受侵害的环境，而父母与学校并未对她们加强自我保护教育和科学的性健康、性道德教育。农村留守女童不仅自我保护知识残缺，法律知识更是空白，往往在遭受暴力侵害后，她们不懂如何保存证据和惩罚施害者。所以，往往农村留守女童遭受暴力侵害的后果十分严重，她们本人大部分无法继续学业，有的出现精神问题，有的辍学远赴外地打工，有的小小年纪就草草嫁人，而她们的家庭为了医治她们的身心创伤往往要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一些父母无法再外出务工，一些家庭为了替女儿讨还公道而倾家荡产，甚至导致几个家族之间、村庄之间反目成仇，这对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十分不利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最根本和有效措施是尽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修改义务教育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让城乡孩子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尽可能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与父母共同生活、使父母和孩子能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这是每个家庭的基本权利和要求，我们认为，还必须针对留守女童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我们建议：
1、全社会仍应重视性别平等观念的宣传和普及，促使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和法律时，保障女性的平等益和地位，以促进农村家庭将性别平等意识融入教育投资决策和处理有关女童问题上，促使更多的父母和学校关爱留守女童，特别针对留守女童进行科学的性健康教育以及自我保护教育，反制性侵害、性骚扰等。
2、针对女童特别依恋母亲，需要父母的保护这一点，应稳步推进小城镇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使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就近、就地转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次会议在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第三大点第十条强调：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这是一个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建议。这一建议的落实，将有利于引导大批农村劳动力加入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存、运输、营销等队伍，使农村劳动力能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这是我国目前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3、由于山区和沿海留守女孩的问题有所不同，各地有关决策部门和学校在制定解决措施时应有性别、地域和年龄针对性，尽快根据各地、各年龄段留守女孩问题的差异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如针对山区留守女童学习较努力这一优点给予更多的引导，鼓励她们扩大视野，开拓思维，使其学习目标更远大，学习激情能保持更长久；针对沿海留守女童更渴望情感交流的特点，学校老师应多为她们创造健康的群体活动，丰富她们的闲暇生活，等等。
4、应尽快完善农村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农村弱势学生群体首先受益，而学校应该完善条件以承担起关爱留守儿童的主要任务。比如为留守孩子设立学生之家或学生公寓；联合学校、共青团、妇联、未保办等多方的力量，招募当地退休教师、干部充当志愿者，为留守孩子提供生活、教育以及品行养成等方面的服务，学校必须为每个留守孩子建立一份特殊的档案，将其父母的详细联系方式记载下来，以方便学校、班主任随时和孩子父母取得联系。
总之，在短期内，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在我国还将存在，我们必须正视并重视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问题，研究社会和家庭如何共同合作，给予不得不留守在家乡的女童以关爱，使她们能健康、安全、快乐地成长，使有情感饥渴或心理创伤的留守女童恢复自信心、建立正常的亲社会心理行为，并有效预防新的留守女童问题出现。
 
第五节 留守儿童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内相关媒体对留守儿童问题报道综述
笔者来自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很早便关注到“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及这个群体背后所隐含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家长、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的重视。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发生了几起留守儿童的重大事件后，人们才逐渐关注起这个新的社会问题。到现在，各种宣传媒体都关注到了这个群体。
从以下数据就能看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新浪爱问网页：搜索“留守儿童”找到网页约324000个，（用时0.026秒）；搜狐网页搜索：搜索“留守儿童”找到 109796 个网页（用时0.03秒） ；新华网搜索：找到168篇有关 “留守儿童”的网页；Google中文网页搜索：约有364，000项符合留守儿童的查询结果；百度搜索引擎：百度一下，找到“留守儿童”相关网页约74500篇，（用时0.040秒）。当然除了网络之外，电视（如央视）、报纸（中国教育报、羊城晚报等）等也都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以下是对相关报道的综述。
（1）全国妇联、中华家庭研究会不久前举行的中国人口问题研讨会透露：中国有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由此产生近2000万少年儿童留守家中。其中14周岁及以下占86.5％。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相对城市孩子，农村“留守”孩子家庭环节缺失，这种缺失使青少年人格发育不健全，隔代抚养教育容易造成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有没有父母在身边大不一样。（8月24日《新京报》）
（2）新华社报道：2004年2月，江西省都昌县一对夫妇双双到东莞打工，将孩子寄养在妻妹家中。2月19日，孩子从两米多高的床上摔了下来。因为没有家人照料，未能及时发现脑内淤伤，导致伤势迅速恶化，最后因医治无效而死亡。面对孩子的离去，这对夫妇悲痛万分，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如果我们在家就好了，我们在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3）《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6月，湖北省黄梅县一名上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女孩因与奶奶顶嘴斗气而被脾气暴躁的奶奶用毛巾勒死，当时女孩的父母正在外地打工。
（4）延庆县珍珠泉乡八亩地村的孩子珍珍特别想外出打工的爸爸，经常睡到半夜要找爸爸，有时候做梦还会喊“爸爸救我”。白天的时候，珍珍经常盯着电话发呆，接到爸爸的电话就很高兴，可当她爸爸回来时又认生，躲在一边不出声。（中国儿童信息中心）
（5）据《中山时报》载,2004年在全国范围的一项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学生中有33.3％表现为内向、胆怯、木讷、不善与人交往；18.9％ 的性格任性、恃强、以自我为中心、自私；4.6％的有孤独、畏惧的性格弱点。加之代养人文化程度普遍低，初中文化以上者仅占13％，教养方式简单，造成“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习困难、行为纪律散漫、品德不良等问题。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的学生滋事案件中，有40％强的属于“留守儿童”。
总之，现阶段各种关于留守儿童问题报道主要集中于留守儿童现状，以及父母出去务工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诸如心理关怀缺失，情感发育不良；脱离父母监护，安全隐患凸现；智力发展滞后，学习成绩不佳；缺乏家庭管教，日常行为不良等问题（郭三玲，2005）【1】。当然还有很多关于一些机构团体对留守儿童所做的对策及帮助措施，如2005年5月，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联合在郑州召开了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等。但是总体上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还仅停留在一些感性的报道上，至于解决留守儿童的策略更是缺乏一定的可行性。庆幸的是国内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等专业人士不断投入和加大了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国内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综述
（一）、留守儿童问题产生背景及概念界定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在自己进城的同时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将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诸如恶劣的住房条件、高昂的借读费用、交通安全无保障等等。加之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分布状况使得这种压力落到流动者身上，这就造成促进城市发展的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不能享有国家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并托付给其他人代为照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一个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由此诞生了。
早期有些人将父母双双汇入出国潮导致儿童由祖父母抚养称之为“留守儿童”。但是我们这探讨的留守儿童意义已经不是这个了，本文综述对象是现在“流行”的关于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
李雯婷（2005）【2】和段成荣等（2005）【3】都将把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刘允明（2005）【6】将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需要他人照顾的1岁以下的孩子、在学龄上一般反应为小学和初中生。曹加平（2005）【7】则认为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而由其他监护人长期监护抚养或独立生活的儿童。
还有学者在从和城市打工子弟比较中界定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民工子女伴随着农民工一起进城，在农民工务工、经商所在地人学接受教育，这部分儿童被称为流动儿童；另一种情况是：大部分农民工子女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能伴随着农民工进城，而只有留在原籍人学接受教育，这部分儿童被称为留守儿童（蒋平，2005）【8】。
（二）、留守儿童教育和发展中主要出现问题及原因分析
1. 安全和权益问题
郭三玲（2005）指出监护权的缺失，父母疏于照顾，祖父母等临时监护人因年老体弱等多种原因无法认真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安全保护意识不强，导致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医治和受到意外伤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留守女童屡被猥亵的情形令人揪心。
由于留守儿童监护人大部分因年长、或因经济生活等原因无法认真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这种情况在留守儿童身上随时可见。他们在健康、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基本权益屡受侵犯。在四川出现了一个13岁女孩“留守”家中被堂伯父诱奸生子的案件就是最好的说明（姚 云，2005）【9】。
很多学者都指出“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直接的关爱与监护，很可能会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而且有时受到侵害，没有倾诉的亲人，往往不易被发现。“留守儿童”中男性儿童多会成为人贩子注意的目标，而女性儿童多受到人身的侵害。
这里的安全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二是自己行为失控，走上违法犯罪甚至自杀轻生之路，危及自己的人身和生命（周宗奎等，2005）【10】。本文在前面相关报道综述（3）就是很好的例证。
2. 学习和教育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吴霓（2004）【11】指出一方面，那些父母在外的家庭，由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孩子学习上的问题往往不能给予帮助；另一方面，父母一方在家的家庭，留在家里的父亲或母亲由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田间工作，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所以，如果学习上有了问题，孩子向家人求助的比例最低。这同时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与城市相比，父母对孩子学习上的辅导相对要少了很多。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的学习无人辅导和督促，独立作业能力不强，学习自主性差，大部分留守子女学习成绩平平，少数孩子有厌学情绪、甚至有逃学行为。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等级为优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儿童，而等级为"差"的比例又明显高于其他儿童（郭三玲，2005）。
周宗奎等研究中指出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学习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小学生。主要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习心理问题，一些留守儿童因为父母离开，在一个时期（大多数为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学习上变得有些消沉，课堂听课不能集中注意力，作业完成情况也不太好；二是持续性的学习成绩不能上升，很多的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初期学习成绩下降，虽然其中大多数人在经过一到两个月后能有所恢复，但最多只能维持原有的水平。总体上看，不少人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78.4%的教师认为父母外出打工以后，孩子的成绩差了，只有9.3%的教师不同意这一说法。多达54.5%的教师认为父母去打工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较差，对此表示不太同意的教师占26.5%。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大部分实际上是隔代抚养（即祖辈抚养），曹加平（2005）认为祖辈囿于教育观念落后和精力有限，对于留守儿童的学习往往疏于管教或管教不当，不懂得帮助儿童科学合理地安排家庭学习任务和计划，对于儿童的家庭学习也缺少监督和辅导能力，难以使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农村，很多留守儿童因祖辈管教不力，在学习上放松自己，大部分时间耗费于看电视、与伙伴嬉戏，甚至沉迷于录像、网络、电子游戏，学业几近荒废。
3. 心理情感和道德发展问题
心理方面，吴霓等认为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对自身变化、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认识，与此相关的也带来了一些成长的烦恼。这时，他们需要有倾诉的渠道，家人在这方面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但由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无暇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使得留守儿童缺少了起码的与家人交流的机会，这对于儿童心理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在缺乏父母关爱的正常家庭氛围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往往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也较差。另外，大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出对家庭经济、父母健康的忧虑，这反映了留守儿童内心的压力。
根据某调研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问题是留守儿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现为隐性，也是不容易发觉和影响深远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性格柔弱内向。二是自卑心理障碍。三是寂寞无聊心理。四是盲目反抗或逆反心理。五是产生怨恨父母的心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其心理健康，也容易引起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据公安部的调查显示两个“大多数”——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伍慧玲等，2006）【12】。
心理问题与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有莫大的关系。道德方面，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陆士祯（2004）【13】指出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正面临严重的道德滑坡危险。王玉琼等（2005）【14】等提出“留守儿童”的道德真空令人担忧。处于身心迅速发展时期的留守儿童，缺乏对事物正确与否的判断能力，从父母那里得不到的教育，孩子很容易从其他渠道获取。一些同龄人的不良习惯，越轨行为很容易钻空子。
北师大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迟希新教授（2005）【15】指出由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席、亲子关系的失谐，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父母榜样作用的剥夺以及道德行为监控机制的弱化共同构成了影响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的家庭教育因素。它们以特殊的功用与机制不仅改变了留守儿童社会学习的情境与过程，催生了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问题，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留守儿童健全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和良好的道德情感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亲子关系的失谐与道德情感的变异；二是父母榜样作用的缺失与道德观念上的混；三是父母监控机制的弱化与道德行为的失范。
许立华（2005）【16】也指出留守儿童面临道德教育缺失。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怀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观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使得他们形成了不良的个性特征和行为缺陷"集中表现为：任性冷漠、自卑、郁闷、失望、敏感、孤独、不安、胆怯、自我封闭和是非感模糊等。很多儿童由于无人管理或管理不当而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混在一起，养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留守儿童道德问题滑坡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学者们对此研究也在加大加深。
（三） 留守儿童问题应对策略和方法
刘允明（2005）对留守儿童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在广大农村中小学提供食宿，配备以专门的生活指导老师，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同时强化家庭的监护意识和教育责任，确保家庭教育力量的存在。同时可以扩大寄宿制，条件允许地区可以配备生活知道老师。二是政府和社会的热心关注。这样政府资金注入，保障寄宿制中小学的正常运转。创新管理模式，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援。依靠政府强力部门，净化学校四周人文氛围。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城市化过程、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进一步流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留守儿童的规模将会进一步膨胀。因此，监护人、打工父母学校以及社会组织之间要紧密协作，共同努力，政府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整体地把留守儿童问题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中加以解决，才能够标本兼治，彻底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一调整政策；二要加强农村中小学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进一步推进寄宿制教育。三改变学校教育理念；四努力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满足子女亲情需求；五要进一步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格局（许立华，2005）【16】。
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和城乡二元结构有莫大关系，所以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必须考虑如何从城市入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吕绍清（2005）【17】建议加强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政府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打破户籍制度的束缚，给予流动农民市民待遇，保护流动农民的权益；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监护作用。
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范先佐教授（2005）【18】为代表的很多学者也提出了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积极开展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调查的重要性。周宗奎等提出农村留守儿童可能是相当长时期都会存在的一个现象；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对留守儿童权益的保障，法律措施不可少。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佚名人士（2005）强调要加大对《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强化外出务工家长对子女成长的监护责任和教育责任，引导他们正确处理打工致富与子女教育的关系。
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根本性对策，大鹏（2005）【19】指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开辟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家不远依然有钱赚的门路，以此减少外出务工现象。从而减轻留守儿童带来的巨大问题。
段成荣教授等（2005）则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入手，消除留守儿童产生的条件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道。
三、对现有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自2005年以来，国内相关学者和专家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和探索，这些研究大部涉及留守儿童产生背景、留守儿童存在的现实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应对策略三个方面。可以说这些研究为社会进一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这个“弱势群体”开辟了比较好的平台，但是正如《关注留守儿童》【20】书中所评“国内目前这些研究在取得很大进步和成果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缺憾。”笔者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概念界定不清晰。对于什么是“留守儿童”，国内学者往往只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去“轻松”下定义，学界没有统一概念界定。因此也导致了研究对象的缺失。到底父母双方只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孩子是不是留守孩？学界比较少有人涉及。
二是研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由于留守儿童是一个全国性存在的群体，所以任何只针对一小部分留守儿童或一个地方的留守儿童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很多留守儿童研究：1.资料来源大部分是“互相抄袭”，即很少有学者回去深入调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尽管这需要很大的人力和物力）。2.研究方法不够科学及理论支持力度不够。目前研究很大一部分都是学者们的一些“感情用事”和“有感而发”。缺少理论支持的分析往往缺少说服力，没有系统理论的研究很容易导致片面性。从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应对策略（如有人提议减少外出务工现象）就是很好的体现，这样一个策略是对当前国情的盲视。还有目前学术界留守儿童研究很缺理论支持。笔者最近看到一篇用结构功能理论来分析留守儿童问题的文章，感觉很好，现在这种好文章不多。
三是系统研究不够。当前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但是系统、全面性研究很缺少，另外跨区域的深入研究更是缺少。这也是造成留守儿童研究片面化、局部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针对留守儿童研究所提出的建议或对策缺少可行性评估。在对留守儿童研究整理当中发现很多研究者的设想及方案的意图都是很好的，但是有很多例如“在广大农村中小学提供食宿，配备以专门的生活指导老师”之类的建议可行性其实是很小的，更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留守儿童研究不能成为“空中楼阁”，要有“信度”更要有“效度”。
总的来说，国内目前主要还是通过一些大媒体来进行对留守儿童的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对其关注。但是大量报道只是给人感性的认识素材，学界研究之后提出的解决对策也欠缺操作性、可行性。真正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是需要加大加深对其研究。当然这些研究更加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给留守儿童“一片广阔的绿洲”，让大家共同参与到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中来！
 
注  释：
【1】郭三玲：《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载《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2】李雯婷：《浅谈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基于隔代教育对其的影响》，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0月第10期
【3】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载《人口研究》2005第1期
【4】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综述》，载《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5年第10期
【5】周爱民：《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发展的理性思考》，载《中共乌署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12月第4期
【6】刘允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7】曹加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及策略思考》，载《教育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
【8】蒋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问题及对策》，载《理论观察》2005年第4期
【9】姚 云：《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及教育应对》，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4期
【10】周宗奎、孙晓军、刘 亚、周东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1】吴霓等：《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
【12】伍慧玲、陆福兴：《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载三农中国2005年1月
【13】陆士桢：《预防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滑坡》，载人民日报2004年5月18日第五版
【14】王玉琼、马新丽、王田合：《留守儿童——问题儿童？——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载《中国统计》2005年第一期
【15】迟希新：《留守儿童道德成长问题的心理社会分析》，载《教师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
【16】许立华：《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理性思考》，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12月年9月号
【18】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7月
【19】大 鹏：《给“留守儿童”一片广阔的绿洲》，载《江西教育》2005年9月
【20】叶敬忠、[美]詹姆斯.莫瑞：《关注留守儿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