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人性基础
发布日期：2004-09-22 文章来源： 互联网
解读文学作品是文学评论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文学评论的一个基础。但有时这种解读是非常残忍的，它等于把作者的隐秘招供了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它不仅有趣（王小波语），而且还更在于它隐晦的思想深度，使你有所感却摸不着。你偶尔模糊地感受到一些很深微的东西，却又捕捉不到，而作者却能够那么活生生地不落痕迹地构建在故事的叙述里。这就是美学的奥秘之一。*1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古典小说水平要高于西方同时期的小说，当然我仅仅是指其叙述能力和其表达能力而言。我开始阅读《水浒传》*2 时就有这样一种感触，在模糊的意识里，总能够感受到一些更深处的影子在晃动，于是爱不释手。后来通过反复阅读，从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终于勾到了蛛丝马迹。不过，我并没有沉入阅读的狂喜，反而添了感伤。
《水浒传》“林冲休妻”的这一部分，是后来使我感到可以解读《水浒传》之最微妙部分之一。《水浒传》不是人们期待那样的英雄悲剧，而是真正的人性悲剧，是关于中国人的人性和社会的悲剧，这部作品很深到地解剖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形成的真实原因。这恐怕是这部作品构成伟大、永具魅力的地方。读者们一般都把林冲看作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尤其是前一时期的电视剧撰改剧情，把林冲拍成不肯驯从招安，气得吐血身亡，多少有了点英雄气质。但电视制作者完全是误会了林冲，更误会了小说的意图，按照小说的意图，林冲是会接受招安的。林冲无论怎样不情愿，也会服从宋江的招安计划，这正是《水浒传》的传神之处。林冲代表了一类性格人物，他的骨子里是软弱的，缺乏的恰恰是英雄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传递出这样一种意识，《水浒传》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在中国历史上（以宋朝为例子），基本上只有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互动，基本上只有被迫的反抗社会，几乎没有多少关涉人性的英雄故事。《水浒传》也没有去表达许多人想象的社会正义问题，作者沉入的是（宋朝）中国人的人性深处。
在《水浒传》的所谓一百单八好汉中，林冲是一个出场较多的角色。林妻烧香被高衙内调戏开始，到后来林冲遭受陷害发配沧州，是《水浒传》的一部分非常显眼的主线笔墨。围绕林冲本人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像“误入白虎堂”（第七回）、“刺配沧州道”（第八回）、“火烧草料场”（第十回）等都是小说的主线安排。我们读者通常愿意用这个人物的遭遇，理解宋徽宗时期“奸人当道”、“冤狱丛生”的社会政治状况。但是这只是小说冰山之一角，《水浒传》更精妙的地方，往往在于“林冲休妻”这样一些小事件的处理，通过这种处理，把这些大事件（突现社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原因解析出来。在我看来，林妻被戏、林冲休妻几段小故事的描写，比关于林冲的那些大事件的叙述，意味要丰富得多，作者可谓用心良苦。林娘子屡遭高衙内调戏，应该是极大的羞辱，但是林冲并不敢发作，而是强忍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只因为高衙内是其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所以，衙内帮闲富安说：“有何难哉！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欺他，这个无妨。他在帐下使唤，大请大受，怎敢恶了太尉？”*3 也就是说，林冲在一个极大的限度内，是会让步的，这个限度不是个人尊严，而是可以忍辱偷生那个最低限度。林冲并不是一个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标准，可以为个人尊严、自由和社会正义去奋斗、牺牲的英雄。他仅仅是一个甘愿并且能够忍辱偷生的受压制者。我们可以看看“林妻被戏”、“林冲休妻”的一些片段，来体察《水浒传》的冰山之底：
片段一：林妻在岳庙烧香还愿，遭高衙内调戏，林冲赶到，准备问罪。小说这样描写：
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4
片段二：林妻再次遭到调戏，林冲也只是气狠陆谦出卖朋友，设计邀请自己出去喝酒，为高衙内做帮凶，因此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寻他问罪，却没有直接去找真正的“罪魁祸首”高衙内算帐。请看下面的描写：
娘子劝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这陆谦畜生，我和你如兄似弟，你也来骗我！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5
片段三：这是最关键的一幕。林冲遭陷害后，要发配沧州前，临行前，突然提出休妻。这一段最容易被误读，以为林冲是有情有义的男子，害怕自己坐牢误了娘子的大好青春。其实不然，他的“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后两下相误，赚了你”*6 的安慰话，完全属于虚词。真实的心机是什么？看他对老丈人的表白：
林冲执手对丈人说：“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今日有句话说，上禀泰山。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面赤，半点相争。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7
看看！“先自手软了”、“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这哪里还是英雄的作为？这还不算什么。最后面那一句“如此，林冲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才是最关键的实词。林冲为了保命，不惜接受最极限的屈辱，将妻子抛出去。真是自私和卑贱！这个人物哪里还有丈夫气概？一切荡然无存，人性的光辉和英雄主义在此惟有空悲切。小说的眼睛就在这里了。说出了这一句，其他的都是虚词了。所以，后面林娘子哭着质问“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8 ，就显得十分的可怜。林娘子是知道“休妻”法度的，可惜，这个时候，谁还理她援用什么法度！林冲怎么会不明白娘子“不曾有半些儿差池”呢！此刻的林冲，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连自尊都不敢要了，还考虑什么“休妻”法度。这个弱女子应该质问林冲，为什么能够承受这样的屈辱？但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妇女多是被动地协从男性接受屈辱。所以，林娘子哭昏了过去，“声绝倒地”，“未知五脏如何，先是四肢不动”。*9 这一昏，显得十分沉重，不止是中国妇女，整部中国历史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昏昏沉沉的。
我们常追问，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治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够如此长期地存活下来？我觉得《水浒传》这部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有启发性的答案。这恐怕不是不经意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百姓们也好，官僚们也好，并不是以维持自尊（个人尊严）为生存最后防线，而是像《水浒传》的主角那样，是可以被压制到最底线的-只要能活命就行。正是这种性格弱点的林冲，也就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塑造了中国的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专制式结构。专制社会的本质特点不在于压制一方具有足够的压制能力，而在于受压制的一方在心理或者性格上具有足够的忍耐能力。林冲、宋江等等都具备了这种受压制的忍耐能力。而宋朝中国的社会政治就是建立在林冲等等宋朝中国人能够受压制的软弱性格之上，中国人的性格是塑造中国社会的关键原因。
统治术是人对于人的统治术，要通过构建人际关系来实现，受制于所处人群或族群个体彼此的人性空间。所以，离开了对成为人际关系基础的人性的观察，我们永远不能准确理解社会政治的真实结构和形式。*10 如果在一个社会，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个性意识，把自我尊严和自由问题放在人际关系的首位，那么任何压制就都不可能，统治术就要转变为关系协调技术，政治结构在这个社会就要发生根本的改变。水浒故事之所以发生并那样发展，宋朝压制政治之所以可能，道理都在这里。水浒好汉从来没有进行真正的抵抗，而只是进行了挣扎，进行了性命挣扎，这就好比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不过这里沉溺在的不是自然之水，而是专制政治社会的水。翻开中国历史上的反抗史看，大抵都如此。归顺，是梁山泊人性格命运的最终归属。《水浒传》对于社会政治结构最基础所在的把握，不能不让人叹服！它不是伟大的人性悲剧作品是什么？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早就明白，对付有些所谓新生精英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甜头（官爵之类），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为尊严生存或社会正义进行抵抗了。在中国古代政治话语下，政治家（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不需要讨论民主与自由问题，而是只需要讨论压制的限度-“有限压制论”（保障臣民活命的最低界限）才是主导的政治学说。自由者必定支撑起自由的天空，但苟全者也必然奠基苟全式的政治社会。
写到这里，本文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我还言犹未尽，想附带地对《水浒传》的整个意图也尝试做些解读。《水浒传》的“好汉”一词用得很妙，好汉绝不等于英雄。梁山泊的“好汉”不是由一股人而是两股不同的人合成的。一股是所谓平民出身的“强人”，另一股是所谓官家出身的“名士”。*11 前一股代表了“匪性”一族，对他们来说，杀人放火是小事，剥皮吃人是常事。他们不只与官府斗，是什么人都杀、都下蒙汗药的，李逵总是见人就砍。这种人当然不是人性英雄，而是土匪。后一股代表了“奴性”一族，都是在命不能保全的情况下才被逼上梁山的，他们才是梁山主角，主导故事发展，也就是梁山政治的发展方向。在梁山泊，两股人能够结合到一起，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压制过了极限，“名士”上了“强人”的山，他们被逼到了一起，并且最后肯定是“名士”领导头脑简单的“强人”；二是他们的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谓讲“义气”-也就是“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范畴-比我们今天说的哥们义气高一些，但比起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则完全不能并论。这个算是水浒好汉的优点（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品质也有很大缺陷）。晁盖与宋江分别代表了这两股人，在晁盖死后，宋江通过举 “替天行道” 大旗、设“忠义堂”完成了梁山的根本转向。接受招安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条件也非常之低，只要赦免保命就行，完全符合“忍辱求生”性格人物的标准。*12 水浒好汉受封官爵，是在后来，破辽立功之后。所以，在检阅招安人马时，道君天子忍不住夸奖，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13 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连道君天子都认为是“英雄”了，怎么还会是英雄呢？！
参考文献：
[1]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认为，艺术的功能不只是赋予形式以内容，语言与思想不是表现形式与实质的关系，而是统一的。“思想愈发达，语言越丰富”，或者说“思想和语言既是同时进展，平行一致，不能分离独立”。见朱光潜：《诗论》，第四章，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3页以下。对此我很赞成，我还相信，当思想和语言过于发达或丰富的时候，就远远超出可以清晰把握的范围，越是发达，越是模糊。
[2]《水浒传》有很多版本，通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一般认为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成型定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今存百回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万历末年（1910年左右）杭州容与堂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参见施耐恩、罗贯中著《水浒传》之“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第1版，1997年10月北京第5次印刷）。
[3]同注2，第七回，第57页。
[4]同注2，第七回，第56页。
[5]同注2，第七回，第58页。
[6]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7]同注2，第八回，第62页。
[8]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9]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10]钱钟书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的统治权术时，得出的结论是，与秦始皇相类似的中外最高统治者权术的共同点之一是绝无政治透明可言，视臣民若敌国然，使玄虚不辨其真弄与故弄，以便保持于不意之中随时出击的主动权。参见钱钟书：《钱钟书论学文选》（舒展选编），第三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以下。我基本同意这一点。但我同时认为，那主要是在权力信息层面上而言，就统治权术在治理具体形式看，则主要还是通过人际关系展开。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中国古代的统治权下的人际关系主要是权力与服从关系，而很少存在纯粹私人平等式的法权关系。
[11]当然，皇族之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最底层的百姓和上述族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族群，至少还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族群，一类是“奸党”，贪官、小偷、投机者等都属于这一拨；另一类是孟子提倡的“士大夫”，这群人捍卫人性尊严，提倡自我修养，是中国社会里的优秀分子。
[12]同注2，第八十二回。朝廷让宋江等归顺时并没有许诺任何官爵，而是仅凭一纸诏书以及赐予了每人一匹红锦或绿锦，诏书上书“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第617页）。宋江等归顺之后，曾经“喜动龙颜，天子欲加官爵”，但被枢密院官具本上奏劝止，并还差点被设计剿除（第623页）。
[13]同注2，第八十二回，第6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