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将现代农村描述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即“新农村”。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最关键、最基本的问题当属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农民与土地休戚相关，农村土地权益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完善更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土地存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双重划分，同时还牵涉到国家土地政策、保护农民利益等其他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权益法律制度中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农村土地权益法律制度，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含糊不清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明，使得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而《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只规定了“村农民集体所有”和“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这两种所有权主体，对村民小组未加规定。《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只规定了“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两种所有权主体，而取消了原来乡镇集体的主体地位。但是这样导致了原来的由乡一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体缺位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现在很少有明确的土地权属确认工作，国土部门也很少发放集体土地使用证。在征地时，往往是乡镇政府或县以上政府与投资者具体商量土地的征用问题，决定土地的征用价格等，村、组仅仅是根据上级的决定补办一下手续，村、组没有实际的决定权。
　　新出台的物权法虽然给出了集体所有权的范围，指出了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也规定了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和集体成员的监督权利问题。但是，物权法没有界定集体所有权主体性质，因此无法明确集体所有权主体与其成员农民间的权利义务，这些妨碍了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如村民小组的资格认定，村民的资格确认，村委会与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认定，等等，仍属于法律上的空白。
　　二、农民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制度，即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而言，新出台的物权法做出了许多进步的规定，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上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物权法也留下了诸多未解的难题。
　　1．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
　　《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明确界定为物权中用益物权之一种，把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放在了更高的法律地位上，给土地承包经营人更为全面的保护。但也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长可达7O年，但70年后将如何处置。这种担心在于两条，一是年限过后土地被收回，自己所有的权益何以得到保障；二是即便不被收回，是不是还得交一笔不可预知的费用。这些问题农民都没得到回答。
　　其次，《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围界定模糊。《物权法》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百二十五条提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这样以来物权法所调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是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未经登记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是模糊的，这将会直接带来权利的规范和使用上的困难。是不科学的，必将造成我国学术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新的混乱[1]。
　　第三，其他方式承包经依法登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无完善法律规范适用
　　根据《物权法》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l1个条文分析，直接规定“其他方式承包”只有1个条文，即《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物权法》其他条文主要规范和调整“家庭承包”的。《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人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物权法》只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标的、主体、客体、内容、期限、设立、变更、流转和消灭等内容闼，而《物权法》对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法律制度内容几乎没有涉及，不利于通过《物权法》法律规范调整“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法律制度内容规定也很少，其内容(法定内容)、期限、变更、消灭等几乎没有规定，其他方式承包经依法登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律规范的适用仍属空白。
2．关于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同时，《物权法》对征收补偿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但这些规定可也存在问题。首先，“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从而在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国家机关以“公共利益需要”作为不当征地的最好理由，把公共利益的外延到所有经济建设，把所有市场主体的商业投资亦视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频繁使用征收手段。事实上，土地被征收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被征之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需要”界定不明，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的随意性过大，出现农民本不应该失去土地却失去土地的情形；也导致土地征收中出现不规范的情形增多，进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其次，土地补偿没有统一的法定标准，极不合理。土地补偿受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极大，而征地补偿范围没有涵盖对土地上的他项权利的补偿，有的政府部门滥用自由裁决权，以较低的补偿费用获得土地后再以较高的使用权出让金投入市场，从中赚取差价利润，而失地农民既不能从土地增值中获利，征地所得的补偿费用又不能解决其长远生计、官民矛盾极易爆发。当然这可能不是物权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正说明这一法律问题重要性。
　　再次，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在法律却没有明确，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都可以是这个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多极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造成了人人所有却人人皆无权的尴尬场面。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解散，而当初分地时土地权属登记手续并不健全，一旦面临补偿，三个主体为利益所驱都来与民争利。
　　第四，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目前法律规定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和劳动安置，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还规定了预留地和土地使用权入股补偿的方式。但由于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实践中有的政府和企业只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对农民今后的生计考虑不周。部分农民失地后大量涌人城市，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若遇生病、上学等花光仅有的补偿金后，根本无法在城市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去，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五，补偿法律程序不完善、欠缺司法救济。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由市、县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后公告农民征求意见，但实践中对公告期间农民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制定者有的象征性地听取并略作修改，有的听之任之，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参与权。而纠纷发生后，法院往往也以征地补偿案不属于民事案件为由不予立案，造成被征收人利益的严重损害，久之极易造成农民对司法、行政等国家公权力的不信任。
　　3．关于宅基地使用权问题。
　　物权法颁布后关于农村宅基地也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在宅基地的审批过程中，农民集体没有对宅基地的处分权，这与农民集体的所有者地位极不相称；另外，也没有赋予农民集体对宅基地使用的监督、管理权。此次立法没有完善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应允许其买卖、抵押等并且要给这些行为一定的限制，例如宅基地的使用权只能归本村居民所有，那就意味着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外村人只能将它转让给本村居民，但要遵循等价有偿原者则，不得强制将其收回。完善制度建设，既然城市由房管局，农村也应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关，主管农村的建房，宅基地的申请，使用和转让和收回。现在虽然乡镇有土地办，但发挥的作用不大。另外，物权法没有正面回应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问题、宅基地抵押问题等现实生活中争议的焦点。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进程的加快，农村生活中有关土地权利的纠纷困境不单单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不能顺利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和谐社会。为此，完善我国农用土地立法，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切实保护土地资源，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应根据新颁布的《物权法》，结合《土地管理法》确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将农用土地的保护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轨道上来，真正做到对农用土地的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