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庄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现在我们只能祈求司法给予一个公正的裁判。但是，基于本案的关注度高，不仅牵涉到了整个律师群体对自身社会形象的认知，也影响到学界对我国普法教育成败的抨击，这样的案件，如果按照司法独立的原则处理，一定会是一个经得起历史和民众检验的铁案，但是，我们的司法现实却是，越是影响性大的案件，越会受到外界的干涉，这样的司法现状不能不让人深思，为何，我们一面宣传法治，一面却先让司法机关违法办案，这样的法治宣传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对于律师界，代理涉黑案的警示即在于——“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伸手”除了可能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外，更有可能因被司法机关“盯上”想要收拾律师而被捕，这样的事件不是没有，而是很可能发生。而且，不管是哪一类尚不构成违法、违纪或构成犯罪的行为都可能被司法机关批捕，而批捕的目的很可能不在于真正的判处律师刑罚，而是在于给欲代理涉黑案的律师警戒——面对巨大的涉黑案风险，你们还愿意牵涉其中吗？你们还敢于“火中取栗”吗？你们还能不顾个人安危吗？但这样的警示，丝毫吓不倒律师界的勇往直前——君不见，陈有西律师业已接受代理，愿为李庄律师做无罪辩护，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律师界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勇敢面对，这样的抗争，不仅为了律师界正名，更为了任何一位公民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害。
律师界在“冲动”于被误解的同时，亦在极力辨正，好在全国还有诸多富有良知的媒体人士，在中青报刊登澄清事实的回应当日，新京报就将中青报刊登行政机关新闻通稿的事实告知公众，这样的时机，我想，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让人信服，我们也看到了作为全国大报的法制版主编真正的良苦用心被破费——没有达到“打压”律师代理涉黑案的目的，自己反倒成了被打压的对象。中青报的一次失误，换来是众人的抨击。但是，回过头，却值得我们三思——为何，中青报敢于或是毫无保留的刊发这样的新闻通稿，他们到底摆着怎么的心态，为何明知有错却不予改正。并且在律师界奋起反对时，却还在争辩，当事实被拆穿后却保持沉默。这样的新闻现状，难道仅仅是基于媒体良知的缺失吗？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具有舆论监督的崇高使命，但当媒体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但当媒体被迫或是甘于刊发不曾经过实地采访的稿件时，这样的舆论监督目的又何以实现？中青报作为全国大报，也会刊发这样新闻通稿，那其作为舆论引导的价值何以体现呢？当然，会有人说，为何总是纠缠于这篇报道，郑琳主编也奉劝律师界，她是有疏忽的地方，但不至于颠倒是非，这样的辩解成立吗？当媒体第一次刊发了污蔑一个职业群体的“新闻”后，第二天、第三天却没有丝毫的悔过，却还为自己辩解，当真正的事实被其他媒体拆穿后，就对此保持沉默，中青报期望的是——此事就此过去，重新为中青报翻开新的一页。但是，中国法制新闻史终将记住这篇由全国大报刊发的“新闻通稿”，并且是以记者的身份。我们难以忘却，通篇对律师职业污蔑的新闻通稿；我们难以忘却，通篇只是一个腔调的新闻报道；我们难以忘却，通篇就将律师做出“审判”的媒体；我们难以忘却，通篇既已将律师定格为罪犯的稿件会刊发。
回到“律师造假门”事件当中，我们款款期待司法机关能秉公执法，但当程序正义都难以保障时，所做出的判决难免会打上实体不公的烙印，但是，重庆司法机关依然我行我素，知错不改，既然已经“病入膏肓”为何不“亡羊补牢”，重庆司法机关的担忧恐怕是——此案换做其他地方审理肯定会力求办成铁案，那他们怎么下得了台，趁着现在还有回旋余地的时候就应该将此案办成媒体报道的那样，李庄律师不仅可憎而且可恨并且犯有非常严重的罪行，这样，方才对得起中青报那篇他们炮制的新闻通稿。律师为律师辩护，想必，这定是特大新闻，全国媒体关注也再所难免，但是，一些媒体的先入为主却为此新闻添加了特别的注脚，当误导性的新闻被传播后，司法的处决岂不要成了摆设，当我们回头细看中青报的第一篇“律师造假门”的报道时，除过律师这个职业的群体人士外，谁不会认为李庄律师就是名正言顺、罪大恶极的罪犯呢？那之后的司法裁决算作什么呢？我们拷问的是——媒体对未决刑事案件的报道界限在那里，自身的媒体良知又在那里，当媒体都不尊重司法时，谈何公众会自觉尊重呢？这——不仅是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媒体良知的拷问。（西北政法大学·谭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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