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理解，基层司法机关对轻伤案件的处理都普遍实行“从宽”的政策。公安机关对轻伤案件一般不移送起诉；[5]检察机关对轻伤案件一般不捕、不诉；法院因此很少受理因轻伤而提起的刑事公诉案件，并不断加强相关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与调解工作以适应形势要求。从镇江全市基层法院2006年以来处理的362件刑事自诉案件情况来看：72%调解或撤诉结案；17%因移送而不了了之；判决案件共40件，约占11%，其中，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32件43人，被告人被判处实刑的仅8件39人。
我们认为，“轻罪从宽”的观点和做法，把握住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方向，但是片面地强调一宽到底，甚至是无原则地放弃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实质性处断，都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误解。这不仅有悖于该刑事政策设立的初衷，并且可能造成受害人创伤难以抚平、私力救济需求旺盛和社会治安隐患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亟需结合政策权威文本[6]作些重新分析与审视。
首先，“宽严相济”政策适用的决定因素是犯罪对象而非案件类型。
政策要求：“……调整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对未成年犯罪、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判处缓刑。”由此可见，刑事处罚“从宽”或“从严”的根本依据是犯罪分子的人身情况，特别是其主观恶性程度。“轻罪从宽”观点背后的逻辑是，犯重罪者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必然较大；犯轻罪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必然较小。该逻辑的前半部分是成立的，后半部分则不周延，如累犯、惯犯等虽然犯的是轻罪，但因其主观恶性较大，显不能纳入“从宽”处理范畴。我们认为，对于犯轻罪者，还应视其主观恶性情况再决定是否应当“从宽”、“从严”或正常处理。
其次，“宽严相济”政策适用的根本目的是强化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
该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轻刑化主义”的世界潮流，但这并不是我国出台该政策的唯一初衷，其更为根本的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与“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罪案件究竟应如何处理才能实现上述政策功能，需要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刀切”式地将轻罪纳入“从宽”处理范畴，显然不是科学的量刑方法。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该以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标准，从宽有利时就应该从宽处理；从严有利时就应该从严处理。[7]
第三，“宽严相济”政策使用的具体方法是严中有宽、宽中有严、重在相济。
根据政策精神，对需要从严处理的案件，并不是一味从严，而是应当“既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又要对具有从宽条件的依法从宽处理。”即所谓的“严中有宽”。另一方面，对需要从宽处理的案件，也不能一宽到底，而是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判处缓刑”。即在从宽处理的大前提下，亦存在着“稍宽、较宽和很宽”的从宽等级。该从宽等级反过来审视则是，“稍严、微严和不严”。从宽或从严等级的最终确定，仍然有赖于对犯罪人员的“主观恶性程度”和“能否实现政策预期功能”这两个要素的考量。据此我们认为，“轻罪从宽”观点中的另一个不周延处在于：忽视了在从宽处理的大前提下，也可以包含适度从严处理的相关成分在内。即对于符合从宽处理条件的轻罪，我们仍然应当“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从宽、从严两种手段，把从宽和从严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刑罚的效益。”[8]
综上分析，司法机关在轻伤案件处理过程中合理运用“宽严相济”政策，并努力发挥该政策各项预期功能，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与策略：
一是实现轻伤案件与轻微伤案件处理结果的相协调。
轻微伤案件和轻伤案件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两者除客观方面中的致害结果有所差异外，其余要件完全一致。前者中的致害行为与致害结果，只要稍加发展甚至仅仅因为外来偶然因素的介入，就可能发生性质转变。按照现行司法处理机制，轻微伤案件的处理，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作行政调解，行为人赔偿医疗费和少量其他费用后即可了事；轻伤案件的处理，通常是由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行为人除按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赔偿外，还需支付数额可观的补偿金以换取受害人撤诉，否则将被定罪处刑。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是，致害结果在轻伤鉴定标准上下附近的故意伤害行为，其司法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存在着天壤之别，这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应努力弥合轻（微）伤案件司法处理间的“鸿沟”，使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呈现合理的“梯度递进”；通过统筹协调治理两类案件，以减少轻微伤案件发案率的方法来实现对轻伤案件的一般预防。
二是对轻伤案件首先着眼于从宽处理。
从个案来看，轻伤案件中的许多行为人，其所体现出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并不大。有的行为人仅是因激愤而动手，因失手而伤人，甚至在动手之余还想到要“悠着点”。对这类人如果不能做到尽可能地“教育挽救”与“宽大处理”，极可能使其本人与家庭蒙受巨大阴影，从而将其人为地推向社会对立面。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精神。
三是在总体从宽的基础上，切实做到尺度松紧有别。
轻伤案件处理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应坚持“总体从宽”，但需要同时体现出“四松四紧”的执法尺度：对初犯、偶犯“松”，对累犯、惯犯“紧”；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松”，对成年人“紧”；对合理纠纷引发的案件“松”，对无端挑起的案件“紧”；对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熟人间的案件“松”，对陌生人间的案件“紧”。其目的在于，打击社会人员无故挑起事端的行为，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遏制“混社会”人员参与社会纠纷解决的势头，防止普通矛盾纠纷激化。也就是说，对于轻伤案件的处理应当实行“从宽且从松”与“从宽但从紧”并举。所谓“从宽且从松”是指，要用足法律规定，尽可能地宽大处理与协调解决；所谓“从宽但从紧”是指，要善于用好法律赋予的处置权，在处理结果中体现出必要的惩罚性。
四是将致人轻微伤纳入轻伤案件被告人的“前科”范畴，作为从严惩处的依据。
根据刑罚理论，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也是衡量其主观恶性程度的依据。故可以为轻（微）伤案件处理设定这样的司法操作标准：在一定期限内，第一次致人轻（微）伤的，可以免除处罚；第二次致人轻（微）伤的，至少要处以行政处罚；第三次致人轻伤的，一律要判刑（含缓刑）。该操作标准的要旨有：1）基本倾向仍是从宽处理。普通公民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必要动辙伤人，只可能偶尔因纠纷或因激愤而发生。对这类人员应尽可能地适用宽大政策加以挽救。2）主要目的在于形成威慑、实现预防。对经常性致人受伤者采取逐级严惩措施，将迫使已经“负案在身”的人员再次与人发生争执时，不得不有所顾虑，从而尽可能地选择公力救济而不是私力救济。更不能无事生非，或将“以暴力参与纠纷解决”作为职业。3）附带效果是对受害人形成精神抚慰。行为人的初次致害行为在免受惩处的同时，也“消费”了司法机关提供的从宽处理机会。司法机关对行为人不是不处罚，而是暂不处罚，如其日后再犯事，将“新帐老帐一起算”。这是司法机关对受害人除赔偿之外的另一种交待。
轻罪案件因其“轻”而为理论与实务研究所忽视。其实，轻罪案件因其“轻”而具有多发性和频发性，与人民群众安全感密切相关，应当倍受关注。对轻罪案件过于从轻处理，极易导致社会公众普遍对司法机关丧失信任，形成以暴力寻求私力救济的社会风气。故“轻罪一律从轻”的司法观念如不能得到及时纠偏，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造成潜在压力，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1] 所谓轻罪，根据我国学者的界定，一般是指，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参见卢建平、叶良芳：《重罪轻罪的划分及其意义》，《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2] 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第4页。
[3] 董治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切含义及其蕴涵》，2007年5月29日第5版。
[4] 侯铁男、宋殿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人民法院报2007年2月6日第5版。
[5] 公安机关根据“举重以明轻”原则，对轻微伤案件的处理，也实行从宽政策。
[6] 相关权威文本主要指，新华社配发的专论：《解读六中全会决定：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2006年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材料；2006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材料等。以下相关政策引用均出自于此。
[7] 陈双吉：《量刑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三个基本准度》，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22日第5版。
[8] 陈双吉：《量刑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三个基本准度》，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22日第5版。（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张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