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及完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显然，依照此等规定，能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案件必须也只能是被害人遭受了物质损失。
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刑事法律调整范围之外，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得不到刑事法律救济，根据民事法律规定，法释[2001]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被害人由于民事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 受到广大学者的称赞，称其为“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继《民法通则》以后的第二个里程碑”。但是根据法[2002]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同时， 刑事惩罚绝不能替代精神赔偿，公权不能替代私权。对于犯罪行为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既侵害了公法的秩序，又侵害了私法上的权利。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维护的是公法秩序，对行为人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受到侵害的私权利的救济，这两个方面的救济都是必要的，法律责任的大小、处罚的轻重应与违法行为轻重相适应，做到“罪责均衡”、“罚当其罪”①。而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包括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违反了法学原理。
因此，现存的法律法规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排除在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其造成的后果是广大的赔偿权利人在受到精神损害的时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其合法的要求由于没有既定的法律依据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完善
1、精神损害赔偿的现实重要性传统刑事追诉中之所以排斥“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认为对犯罪人科以刑罚已经完全可以抚慰被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不需要再通过其他途径来保护。在这种认识下，大多数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除了因国家对犯罪人施加刑罚带来精神上的抚慰之外，很难得到经济上的补偿，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然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精神损害绝非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是能够在人的内心划出较之肉体伤害更严重、更难以愈合的创伤，是需要被害人及其家属用时间、精力去治愈的一种切实的损害。传统的刑事追诉观念，片面夸大了刑罚的实际效果，对被害人精神损害上的赔偿断档，不仅造成正义的局部缺损，还容易加深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犯罪人的仇恨情绪，甚至会因“报复”而导致新的犯罪行为②。
2、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三重功能③。它的补偿功能是通过加害人的赔偿，补偿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它的惩罚功能是法律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加重对致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它的抚慰功能是金钱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人身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利益，但是它可以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一定的满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钱赔偿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平复受害人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损害，改变其心理、生理以及精神利益损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恢复其身心健康的方法。
3、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完善被告人因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两种责任虽然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但他们的性质截然不同，被告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避免“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对待损害赔偿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其定罪量刑，因此，允许被害人对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将促使被告人以更积极的姿态赔偿，被害人也更容易弥合心灵的创伤。而当前，为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必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为地把损害赔偿责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提出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一种是不可以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做法使法院对同一案件需要设立不同性质的两个合议庭，进行两次对同一事实的调查，作出两个判决。同时，使当事人进行两次不同性质的诉讼，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甚至对受害人造成新的创伤。因此，应建立全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将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
二、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必然性
（一）、经济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失的原因主要是1979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群众收入少，刑事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能力尚较差，更谈不上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的实行因社会经济不发达而受到限制。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今我国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社会经济基础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精神损害除可以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救济外，受害人请求金钱赔偿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一切价值或精神活动多得以金钱衡量之今日，对精神损害给予适当的物质赔偿，正是社会文明发达的产物和人类对精神权利价值重视的表现，是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和深化的反应。由此有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并逐步为各国理论和实务界接受④。
（二）、司法价值理念不断更新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法治构建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为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实践执法为民思想，推动司法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开放，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司法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自觉树立和落实崇尚法治、平等保护、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执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各项执法工作健康深入。
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公正原则，是国家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且伤害程度越重，被害人得到的赔偿应当越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理应得到更多的赔偿，有些犯罪行为，如强奸、侮辱、诽谤等，对于被害人来说，其财产可能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甚至没有损失，但精神伤害却是巨大的，甚至伴随终生的痛苦。犯罪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是侵权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侵权行为，既然由于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能够得到法律救济，那么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就更应当得到法律救济，只有增加精神赔偿制度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
人格权是人权的基础，精神权利是人格权的基本内容，现代社会以维护和尊重人权为宗旨和目标，保护人权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法治是确认与保障人权实现的有力工具。因此，刑事法律保护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对由于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给予法律救济，使人的自身价值得以充分体现，这样，人权保障体系才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从司法实践来看，不久前，一位称其家人受加害人故意伤害造成残疾，加害人被处有期徒刑。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未予保护。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不解，大呼⑤不公平，且称不如“私了”；重庆市开县某中学一名16岁少女小玉被该校一名教师赵某强奸，一审竟然宣判无罪，二审虽然认定有罪，却只判刑一年，在精神赔偿方面，法院只是象征性地判决赔偿了108元的医疗费，认为在少女的身心健康、名誉方面，没有造成影响，因此罪犯既没需要进行精神赔偿，也不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强奸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失去贞操，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其精神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但是如果将犯罪行为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将会造成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但是由于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侵害程度较重而构成故意伤害罪时，被害人反而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既然肯定对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势必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人民法院的工作负荷，降低诉讼效率。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民事诉讼，而不是附属于刑事诉讼的，它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和效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审理。既然民事诉讼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制度，那么附带民事诉讼就应该按民事法律制度来进行，就应当包含民事诉讼的一切要素，但附带民事诉讼中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且将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诉讼赔偿之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刑事法律规定对精神损害是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而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是法制发展的必然，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 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及赔偿数额的确定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精神损害除可以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救济外，受害人请求金钱赔偿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一切价值或精神活动多得以金钱衡量之今日，对精神损害给予适当的物质赔偿，正是社会文明发达的产物和人类对精神权利价值重视的表现，是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和深化的反应。由此有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并逐步为各国理论和实务界接受。 我们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因此得要求一定的财产赔偿以进行救济和抚慰的制度。并且此处的“赔偿”不等同于财产损害赔偿中以等量的价值填补等量的损失，因为精神损害是难以用精确的金钱额度进行计算的。所以这种“赔偿”不是单纯的财产补偿，而是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给予的物质抚慰和对精神利益减损的填补。当然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救济手段，精神损害赔偿也具有惩罚性，能对侵害人以制裁和警示。
（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最新解释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1、从法律适用上来看，赔偿数额的法律依据有《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
2.对于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应把握严格的条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提起的赔偿之诉，它与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毕竟有不同之处，且并不是被害人等提起的所有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均予以赔偿。所以为保证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正确运用，可以规定较严格的适用条件，考虑其主要适用条件如下：（1）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第84条的规定，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2）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而且达到严重的程度。对于“严重的程度”的理解，应限于故意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
（3）客观上要求有侵权行为，并且该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上的严重损害。
3、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
（1）、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甚为重要，而其确定标准又相当困难，迄今未有一个国家立法上有非常明确之规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精神损害程度很难量化，难以用物理手段精确衡量，同时又难以被别人准确感知。现代科技业已十分发达，但仍难以实现对精神痛苦的量化测定和对精神利益的价值评估。二是抽象的人和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社会中的人和事都是具体的、生动的，千变万化，情况各异，即使对同样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损害要素的多元性、易变性、难测性等，决定了法律无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的详尽无遗，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要在全国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希望完全依靠立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做出统一标准来解决数额计算的想法在认识论、方法论上陷入了误区。这种观点认为只有成文法才是法律的唯一渊源，而事实上法典崇拜的时代早已过去，即使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主导性地位也日益显现，法院的解释和判例成为弥补成文法局限性的重要形式。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总结经验，通过发布解释的方式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进行修正、发展。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个案中的影响有时非常明显。因此，在确定精神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时应摒弃对成文立法的奢望，而应立足于丰富多彩的司法审判实践，通过法官的司法解释和个案的自由裁量，合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2）、应从当事人接受和法官认为适当两方面来予以考虑。对于精神这种无形的、超越物质的东西所遭受的损害，金钱只能起到一种抚慰的作用，而永远无法真正补偿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所以在立法上无法也没有必要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而是应该在个案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诉讼地经济状况等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比如两个基本情况完全一致的案件，由于受害人身份或诉讼地经济状况等情况不同，而导致两个判决最终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相差悬殊，但只要法官认为适当且当事人表示接受，则我们就认为它就是合理的，因为它已经起到安抚被害人的作用。
（3）、可以参照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可见，法律对由国家行为造成的人身自由权侵害、生命权侵害和扶养请求权侵害，有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这虽然是国家赔偿标准，但笔者认为，对侵害人身自由权、生命权的刑事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完全可以借鉴此法中对公民精神权利的立法保护。
综上所述，立法规定刑事案件的赔偿权利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有现时的重大意义，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给其在精神上予以抚慰并救济其家庭因巨大不幸而遭受的经济困难，并可以此消除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动荡的隐患。同时可以有利于保证国家执法尺度的统一，避免了赔偿义务人存有侥幸心理，使被告人受到应有的处罚情况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的司法公正，树立起法律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尊严。
孟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