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矫正制度的渊源。
所谓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致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其最早出现在英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帮助罪犯复归社会”成为刑罚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催生下，行刑社会化成为行刑方式的主要选择。英国的法学理论家和司法实践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矫治”的司法行刑概念，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极大成功。20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各国普遍接受了社区矫正这一新的行刑方式，使社区矫正成为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等国家，社区矫正者的人数已超过了犯罪人数的70%，韩国和俄罗斯也已接近50%。我国目前已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行刑社会化思想亦已逐渐成为我国刑罚理论界的主流思想。
二、社区矫正的特点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独特的行刑方式，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矫正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内接受刑罚并得到改造。与监禁矫正不同，社区矫正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内接受改造，其服刑环境是开放的，也就是通过让犯罪分子在社区中做义工，接受法治教育，心理教育，工作技能培训以及思想道德教育等方式，改造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性，使其正常的回归社会。
2、社区矫正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刑罚的执行方式有很多种，主要可分为死刑、监禁刑和非监禁刑三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亦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其虽不如监禁刑严厉，但仍对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监管和控制作用。犯罪分子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仍要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和学习培训任务，同时亦要严格遵守纪律，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3、社区矫正具有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确有悔改表现，放出去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犯罪分子适用社区矫正。①被判处管制的罪犯。②被判处缓刑的罪犯。③被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④被裁定假释的罪犯。⑤被因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三、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设立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社会及城市本身的建设和发展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于被判处非监禁刑罪犯的管理，绝大部分的功能都是由各单位，公安机关的基层派出所及村委会来承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镇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原有的单位及村民委员会对非监禁型罪犯的管理功能逐步弱化，公安派出所限于人力、物力的紧缺，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管理大多流于形式。在此情形下，法律对非监禁刑罪犯的判决等同于一纸空文，严重的影响了刑罚的尊严，损害了法治的基础，也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而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正好填补了我国刑罚对非监禁刑罪犯监管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设立社区矫正制度不但具有必要性，同时具有紧迫性。
四、设立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行刑方式，适应了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的全球性刑罚发展趋势，符合刑罚个别化、人性化的价值追求，其将刑罚的重心由过去注重的“犯罪”转移到“犯罪人”身上，注重对犯罪人身心的教育感化，在促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司法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和功能。
1、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刑罚的人道性。人道性是现代刑罚理念的核心价值观念，它集中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立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所体现的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体现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准。它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罪犯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虽说我国法律对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并未剥夺（如结婚、继承等），但在监禁矫正的环境下，犯罪人的许多民事权利，实际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中，这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的。刑罚具有惩罚性，但刑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使犯罪人不但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其民事权益，并可最大限度的承担其民事义务，如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这对犯罪人心理和性格的矫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最终有利于犯罪人的改过自新，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获刑者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不犯新罪，在刑罚执行完毕不重新犯罪，是刑罚执行方式应该具备的功能。刑罚的功能是使罪犯得到教育、改造，获得新生，回归社会，与社会正常相处。在监禁矫正的情形下，服刑人员与社会隔绝，环境封闭,而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许多犯罪人在服刑完毕后，根本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更缺乏谋生的手段，这是我国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原因。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使犯罪人在不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下，得到教育和改造，并可在矫正期间得到谋生技能的培训，这从根本上扭转了监禁矫正的弊端，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
3、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可以起到良好的法制宣传作用。设立社区矫正制度，使得犯罪人能够在社区内接受教育、改造。真实的犯罪事例，对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起到良好的教育、宣传作用。通过在社区内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及法制宣传，可以促进知法、守法型法治社区的建立，对维护社区的稳定仍至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4、设立社区矫正制度，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节省国家资源。刑罚的实现，需要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根据统计，我国1982年的监狱在押人数为62万，到2002年在押人数已增至154万，二十年间，在押人数增加了2.5倍。而国家对监狱系统的财政拨款亦相应的大幅增加，从1992年的14亿人民币增加到2001年的108亿人民币。据专家统计，国家每监禁一名犯人需要花费人民币10000余元，如此巨大的监禁成本，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社区矫正能大大减少监狱的罪犯人数，从而节省国家资源。国外有资料证实社区矫正是最经济的行刑方式，根据加拿大联邦矫正系统1992-1993年度的统计，监禁一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为47760加元，而在社区矫正一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则仅为28269加元。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在此期间，正是犯罪的高发阶段，而我国的监狱系统早已人满为患，运转困难，如果继续坚持以监禁矫正为我国的主要刑罚内容，国家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巨额资金，以维持监狱系统的正常运转，这不符合行刑经济化的基本原则。
五、我国社区矫正机制的不足和完善。
社区矫正机制在我国尚属新兴的行刑方式，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才在部分省市开展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经过二年来的司法实践，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已推广到沿海等十八个省市地区，但社区矫正在我国必竟是一个新兴事物，在试点过程中仍出现了一些急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立法上的不完善。我国现有的刑法，刑诉法仍至治安处罚法对社区矫正都未作任何规范，以至在社区矫正的试行过程中，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局面，各地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也因此而未能统一规范，不同的地区试点模式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因此，国家应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统一规范社区矫正模式，使社区矫正工作有法可依。同时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广短期自由刑的易科制度，尽量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社区矫正，减少监禁矫正人数，节省国家司法资源。公安系统也应尽量减少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将适合社区矫正的劳教人员易科为社区矫正，使社区矫正能够成为我国刑罚的一个主要内容。
2、社区矫正机构不确定，职权划分不明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会同公安部门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但在职责和权限划分上并不清晰，有的地区是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改造和监督工作，有的地区则是公安机关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改造和监督工作，且各地区基本上均未能培养出一支专职的社区矫正司法工作人员队伍。有的地区，由于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限于人力、物力、财力的紧缺，以至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未能起到应有的刑罚功能，这种状态急待解决。国家应尽快制定《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规范社区矫正职能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充分利用现有的司法、行政资源，我国乡镇与街道一级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行职能赋于这一组织体系，通过对其工作人员进行行刑方面的职能培训，将其转变成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专职机构，这是实现我国行刑资源合理配置的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同时应大力鼓励素质较高，具有爱心的社区居民积极从事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工作，争取做到每一位社区矫正人员都有一位专职的德育老师，从思想上、行为上，对被帮教人进行言传身教。在矫正期间结束时，德育教师应对被帮教人员在矫正期间的思想、行为的改造成效，提出书面的帮教报告，作为最后处断的依据。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还要大力加强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培训，要将社区中的劳动就业培训机构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使犯罪人在矫正期满后，能够获得一技之长，满足其谋生的条件，这对防治他们重新犯罪，降低重新犯罪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社区矫正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易于使其流于形势。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机制尚处于试点阶段，立法上的不完善，使其实际处于失去监督的状态。社区矫正结果的好坏，即没有一套完整的考量标准，亦没有任何机构对其进行监督，以致于一些地方的社区矫正机制实际上成为一个“花架子”，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国家应充分发挥现有监督机构的职能效力，将社区矫正的监督责任归置于当地人大的监督机制之下，充分发挥社区人大代表的作用，组织成为一个专门的监督职能机构，对社区矫正过程进行全程监督，使其不流于形势，真正发挥出社区矫正机制的优越性，使其成为我国行刑方式的一个特殊亮点。
参考文献：
1、社区矫正与社区安全 凌效海 法律图书馆网
2、行刑社会化问题之探讨 王琼 邵云伟 章志伟 杨勤容 顾潇斐 司法部网
3、试论刑法执行中社区矫正制度及完善 徐五州 法律图书馆网
4、关于社区矫正的理性思辩 胡配军 法律图书馆网
瑞昌市人民法院 ：谢 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