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孙某

被告胡某

原告孙某与被告胡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陆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胡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诉称，原、被告原系夫妻，2002年3月经法院判决离婚。当时双方均在国外，对存款及股票等财产分割已自行约定，故离婚诉讼中未提及。2009年9月被告违背约定，并诉至静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原告处的美金存款x.73元。审理中法院未依法履行职责，在法庭上竭力促成和解，致使原告遭受蒙骗，最终有了这份“和解协议书”。与被告离婚后原告独自抚养儿子，生活困难，该“和解协议书”第一条极其不公平，致使原告损失15万元，也让被告逃避巨额抚养费的支付，故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被告胡某辩称，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是在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审理中，双方律师均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不存在遭受蒙骗的事实。协议第一条中的钱款原本应属于被告所有，系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擅自取走的，在法院主持调解下被告才同意各半分割。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真实有效，故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1984年6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后因病夭折。1995年10月26日，双方在日本又生育一子胡某瀛。因在日期间经济来源发生变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2001年1月23日，双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领事部订立《离婚协议书》。2002年2月5日，原告孙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审理后判决解除了原、被告的婚姻关系，判明双方之子胡某瀛由孙某抚养，胡某每年给付儿子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人民币2.5万元，至胡某瀛十八周岁止……。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孙某就离婚案件中子女抚育费向法院申请执行，均终结执行。2009年孙某再次申请执行。

2009年9月，胡某向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某返还存款美金x.73元，并赔偿自2002年11月18日起至还款之日的利息损失。在（2009）静民三（民）初字第X号离婚后财产纠纷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由本方律师出面于2009年12月29日签订“和解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孙某应返还离婚后财产人民币15万余元，孙某可以不用再返还给胡某，直接折抵胡某应支付给孙某的小孩抚养费（从2003年9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止），胡某也不用再支付上述期间抚养费。诉讼费、保全费由胡某承担，不再与孙某结算。二，胡某申请撤销对孙某的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诉讼。三，孙某到普陀区人民法院撤回对上述抚养费的执行申请，胡某领回已交到普陀法院执行庭的人民币伍万元整。嗣后，胡某按照协议约定撤回（2009）静民三（民）初字第X号案件的起诉，孙某按照协议办理撤回抚养费执行案件的相关手续，执行款5万元返还胡某，该案以自行履行结案。2010年7月16日，孙某起诉来院要求支持其诉请。

以上事实有2009年12月29日“和解协议书”、（2002）普民一（民）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起诉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为证。

庭审中，原告孙某提出，在（2009）静民三（民）初字第X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原告虽然在场，但因无知、缺乏经验受蒙骗，在律师强行代签的情况下，被达成了一份不平等条约，请求依法撤销协议第一条。被告胡某则认为，两方律师是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代签协议书的，原告当场未提出任何异议，且事后双方均按照协议书履行各自的承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由于原、被告对争议焦点各执己见，致使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和解协议书”系在双方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合约，所涉钱款为讼争财产。从内容来看，双方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明确，对标的物的性质的认定及归属、用途也约定明确，甚至还涉及离婚案件遗留的抚养费执行事宜，条款之间相互关联、牵制，表明双方对协议所产生的利害关系、后果及各自应承担的义务是完全明知的。虽然，“和解协议书”是双方律师出面签订的，但原告当时在场并未提出异议，且从协议履行情况反映，当事人对此均已认可。原告孙某提出，协议是其遭受蒙骗签订的，对此孙某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该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或一方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等事实，对当事人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孙某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09年12月29日达成的“和解协议书”第一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诉讼费人民币33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650元由原告孙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陆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