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宜尽量减少不一致的规定
比较《民法典（草案）》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已经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比较明显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概念与范畴不对应。《民法典（草案）》目前采用的是信息收集者、控制者概念，而征求意见稿采用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概念，彼此不对应，缺乏衔接。另外，对于“处理”概念，《民法典（草案）》将收集与处理并列，而征求意见稿将收集界定为处理的组成部分，两者明显不一致。二是规定重复且不完全一致。《民法典（草案）》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几条实质性规定，如第1034条、第1035条、第1036条、第1038条等，在征求意见稿中均有类似的规定，不仅重复，更重要的在于两者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极易导致不同的解释，影响法律适用。 对于上述问题，如果能够按照先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随后衔接的方式，当然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通过立法范围划分，由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定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由民法典确定民事责任，实现两部法律的衔接。为此，可尽量删除《民法典（草案）》中的实体与程序规定，重点在责任机制、责任构成要件、责任标准以及不同救济机制的相互关系上实现两部法律的衔接，对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设计量身定做的民事责任追究机制。然而，鉴于两部法律目前处于不同的立法进度，尤其是民法典出台已经箭在弦上，这种解决方案的现实可能性应该不会太大。但是，即使到目前这个阶段，类似基本概念与范畴的统一与科学性等问题（如对“处理”的定义），《民法典（草案）》还是应该尽量作出调整，以提高立法质量。 在《民法典（草案）》难以作出大的调整的情况下，次优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在给定的条件下，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确立法律适用规则，明确民法典是私法、一般法、旧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公法、特别法、新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宜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规定的，再适用民法典。通过明确适用规则，在一定意义上使民法典的某些规定成为原则性或宣示性条款，在法律适用中更多直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变通解决《民法典（草案）》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当然，对于《民法典（草案）》本身正确的内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应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作出相应的修改，典型的如《民法典（草案）》规定的个人信息控制者概念，明显要比征求意见稿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概念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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