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16日晚，夏某将杨某强奸，随后联系其母王某为其准备财物，买好车票，于当夜潜逃。次日，杨某报案，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侦查人员向王某了解情况时，王某坚称一直没见过夏某。侦查人员向其邻居了解情况，邻居证实当晚见到夏某回家后又匆忙离去。8月26日，公安机关决定对王某以涉嫌包庇罪立案侦查。2010年3月，夏某被抓获归案，交代王某为其提供钱财和车票助其逃跑。公安机关以夏某涉嫌强奸罪、王某涉嫌包庇罪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对没有逃避侦查的王某所涉嫌包庇罪是否已过追诉时效、能否追究刑事责任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即使犯罪嫌疑人未逃避侦查和审判，也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理由如下：
       一、从立法原意出发。根据目的解释的方法，追诉权设立的法律价值在于督促司法机关积极行使权力，是一种对其怠于行使职权的惩罚措施。如果国家司法机关已经积极行使职权，对案件立案侦查或受理，而行为人没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是其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在国家司法机关于追诉期间内已经行使了追诉权的情况下，对追诉期满后案发，构罪证据确实充分的行为人，更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不仅兼顾了司法效率，更体现了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二、从体系解释角度出发。最高法《关于被告人林少钦受贿请示一案的答复》中提到：“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贪污贿赂案件，应当依据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时的法律规定认定追诉时效。依据立案侦查时的法律规定未过时效，且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在新的法律规定生效后应当继续审理。”该答复不是司法解释，但对刑事司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中可见，国家行使追诉权的具体时间点是启动追诉，而不是完成追诉，也不是羁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国家追诉权就已启动，即使行为人没有逃避侦查或审判，追诉期间也一直得以延长，后续所有诉讼环节都属于追诉程序整体的一部分，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必须在相应期间内完成侦查、起诉、审判程序。
       三、从法律后果角度出发。如果一个案件的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从犯罪之日起到第四年，公安机关得到突破性证据后认为构成犯罪，移送审查起诉。该案案情复杂，经历三次延长、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用两年时间才起诉到法院。这样的案件，若坚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没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受追诉时效限制”，就会造成即使第六年法院认为行为人构罪，但因五年追诉期间已满，犯罪分子就此逃脱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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