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对于调解制度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容忽视， 应充分发挥这一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以避免我国的法制进程遭受不必要的障碍。

　　一、提高调解解决纠纷的两种认识

　　首先，做为司法调解人员应清楚的认识到，调解并非运用审判权强制解决纠纷的过程， 而是司法调解人员行使审判权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相结合的产物。 实践中调解者要避免以家长式的角色出现, 而应成为当事人之间交流与勾通的促进者， 要清楚自己的作用是帮助当事人而非训诫当事人。

　　其次， 应认识到调解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双方合意的基础上，由调解者做为中立裁判者、建议者所进行的解决纠纷的活动。这里的关键是当事人的合意，只要双方合意， 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就应该确认其有效性，有效性一经确定即可当即签发生效令。 应彻底摒弃以往协议达成，再制作调解书，而且调解书须经当事人签收后才具有法律效力的做法。另外，调解者应当充分发挥自己在调解中的“中介”、“桥梁”作用。当双方对话陷入僵局时，应及时调整策略，帮助双方沟通和恢复对话，为双方尽快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二、掌握调解解决纠纷的有利时机

　　由于当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对审前准备愈来愈重视， 审前准备主要是由法官行使释明权， 告知当事人举证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等。 另外，还可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展示和交换。通过法官的释明， 可以让当事人明确胜诉的根本是证据的证明，若证据不充分或无证据就有可能败诉。同时也可使当事人明确举证责任的承担者及举证责任的范围等。

　　当事人双方清楚以上两点后， 再通过证据的展示或交换， 双方心中已基本有数， 此时调解者通过与双方交谈,全面斟酌和掌握双方利益有无交叉重叠，有无互相合作、包容对方的动机和可能。 如是，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有了以上基础， 在庭审开始直到法庭辩论结束，此时双方的观点已十分明确，已基本清楚调解解决纠纷对自己的利弊，调解解决纠纷定局亦似乎无庸质疑。 但此时调解者还需注意,对于没有聘请律师的当事人，调解者应及时告知其权利、义务，让当事人自己用法律标尺衡量自己的诉讼，然后作出预测，以尽快促成其形成合意。

　　当然，无论庭前调解还是庭审中调解，其前提是当事人双方都提出了相应的证据。如无此前提，则形成的调解必然是和稀泥式的调解， 就会丧失调解中应坚守的程序正义，从而使司法活动失去本性。

　　三、强化基层法庭的调解功能

　　设立基层法庭的初衷是为实现“两便”。 但实践中，基层法庭因人少、任务重所造成的滥用简易程序等问题十分突出，立审不分，书记员代办案件等现象十分普遍。

　　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关系案”、“人情案”， 超时限审判和审判不公的问题较为严重，因此“撤销”主义理由似乎十分充分。 但我们还应看到，我国是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国家，尤其在幅员辽阔的广大农村，封建意识和文化阴魂不散， 相当一部分人的法律意识仍停留在“刑罚”层面，有的根本分不清法庭与派出所的区别，有的现在仍将律师视为法院工作人员，强烈的保留着找“官”申诉、伸冤的习惯。 其实，农村纠纷大多是离婚或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由于居住区域的狭小和固化，再加上多数纠纷都在亲戚间发生，因此，通过说服教育、批评劝导，使纠纷得到较好解决的可能性很大，这正好符合调解的实质和要求，所以，弱化基层法庭判决功能，强化其调解功能，不失为目前的一种明智选择。 因为如此既便调解人员素质有限，但起码也能发挥其农村普法之功能，更能为调解至诉讼的缓冲和准备提供有利条件。

　　综上，调解制度在实践中运用的好坏，最根本的是转变司法者的观念，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准，强化其业务素质，否则，设计再好的制度也只能被低劣的实施者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