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部门不得以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不予认定工伤
社保部门不得以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不予认定工伤【案件事实】
原告施某为某公司职工。2012年6月12日6时20分许，原告施某驾驶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碰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因白色小货车逃逸，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10月29日，某公司以施某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为由，向被告某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某市人社局经审查认为，因原告施某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其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故决定不予认定工伤。但根据某市人社局与某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申报工伤的处理意见》的规定，“责任无法认定”也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请求法院撤销被告某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施某所受伤害为工伤。
【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认定工伤的行政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损害，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应由社会保险部门依法作出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行工伤认定职责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不是前提条件。
据此，法院作出撤销某市社保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社保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施某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重新作出认定。
【律师观点】
一、关于在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的情形下，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否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
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穷尽手段仍然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情况。尽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交通事故的法定处理机构，但交通事故认定应当是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的参考性证据之一，而不应该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本案中，被告某市人社局以申请人未能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应属对该规范性文件的曲解和片面理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从该条文的文义看，受到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认定为工伤需具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性条件，但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此外，依照被告某市人社局与某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申报工伤的处理意见》中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要求申报工伤的，应当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责任（包括本人负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和无法认定的情形）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原告施建新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形符合该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只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受理案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并及时作出认定结论。即便申请人无法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应当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综合各种情况，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准确判断是否属于事故过程中的非本人主要责任，及时正确地作出行政确认认定。
因此，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应成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充分履行调查核实职能，对是否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作出判断。
二、关于原告施某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认定应当如何判定？
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执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由此可见，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核心要义在于对受伤害的劳动者的工伤救济与补偿。目前，《工伤保险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能否认定工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受伤害的劳动者救济与补偿优先的立法目的，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
其次，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当参照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确定责任承担。所谓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指在难以分清事故双方各自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安全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责任。本起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白色小型货车逃逸，故推定由具有更高危险性和负有更高注意义务的逃逸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更符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的精神。因此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原告施某不负以上事故的主要责任。
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