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高利贷逼债,比“辱母杀人案”还要可怕
在“山东辱母杀人案”中,母亲苏银霞在为儿子于欢写的一份陈情书里,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误入高利贷陷阱,害了自己,也伤了别人。”
后果也很清楚,讨债者家破人亡,于欢一家也饱受极大的精神压力。
然而事实是,高利贷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辱母杀人案”可能只有一起,但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的,又何止“苏银霞”一家。
当“苏银霞”们遇上高利贷
回顾本案,苏银霞曾两次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总额135万元,双方月息10%,年息高达120%,远超民间借贷的利息红线。
苏银霞的借款远不止于此。据中国经济网透露,除了135万元的高利贷之外,苏银霞还涉及近2000万元的借款和担保,并至少3次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也就是所谓的老赖)。在借高利贷的同时,苏银霞尝试了所有她可用的融资途径,甚至还卷入另一宗非法集资案。
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公司:山东源大工贸。可即便借再多的钱,也抵挡不了整个行业的颓势。
要知道从2014年起,钢材价格就萎靡不振,连续3年下跌,大批钢贸企业超不保夕,成批倒闭。
这背后暴露的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周转压力。
美国人玩的相对“文明”一点,当然,也只是一点。
在美国有很多短期借贷人,平均一次借375美元,付息520美元,前提是你把工资卡交给高利贷主。这样的借贷成为1200万美国人的刚需,每年都会借七八次。
这意味着什么呢?美国1200万人的月工资基本交给高利贷,换到中国,就是5000万劳动力,8000万人口只能留下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全部精力用来给高利贷主打工。
因为高利贷,这些人交出了自己的未来,亲手堵上了自己阶层跨越的最后通道。
最可怕的高利贷借贷者,还要属韩国人。
一开始,韩国高利贷会以低息甚至无息作为借口。一旦超过期限,麻烦就来了。无论人在何时在何地,到了无力偿还的时候,追债者就逼迫你签器官捐赠书,心脏、视网膜、肾、肝,甚至子宫都不放过。
韩国约有17000家注册借贷公司,加上没有注册的,数量超过45000家;韩国借贷市场约有30万亿至40万亿韩元,借贷者有300万至400万人,平均每人借贷960万韩元(约6.46万元人民币)。
放高利贷者很容易得到高额利润。注册的放贷者可以合法地最高收取贷款人66%的年利率,而未注册的最高可收取40%。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韩国借高利贷者通常要还高达200%的年利息。
高利贷真的是要不得……“于欢”这样的悲剧,很可能是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
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在为高利贷辩护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于欢”他们的感受……
民间高利贷为何肆无忌惮?
类似的于欢案暴力催债事件,在长三角、珠三角,几乎每天都在隐秘中发生……
那么,面对民间高利贷肆无忌惮的嚣张,一些地方政府和警方何以无所作为?
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上限不是36%吗?而各种高利贷早已严重超出,有法律界人士评价,吴学占从苏银霞手中获取的大部分本息,已是非法所得,不受法律保护。然而,接获报案出警的民警,面对催债人的恶劣行径,却极其轻描淡写,“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
事实上,高利贷的获益者,往往不只是放贷人自己,为了保障“非法”生意的安全,这根利益链条常常会把某些官方人士环绕进来。有厚利可图,为“非法”撑开保护伞的那些力量,足以使放贷人猖狂。
民间高利贷侮辱和伤害的,不仅仅中小民企,还有在他们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上勤勉养家糊口的普通打工者,更有正在努力通过脱虚向实、寻找靠谱动能的中国经济。
无数中小民营企业,正在用最草根的力量,拼命支撑起中国的实体经济。很难获得信贷支持的他们,不得不承担高昂的融资成本,却成为解决中国就业的最大功臣。
据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超过1598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5073万户,从业人员达2.57亿,民营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创造GDP超过60%,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超过64%,提供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
如此功劳,值得被全社会尊重,更应得到金融业千方百计的支持而不是歧视。但愿,于欢一案,能提醒中国金融界正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要在已经脱实向虚的中国经济伤口上再撒盐,更不能在高利贷者身后助纣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