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大学生王某毕业后，来到某市人才市场找工作，投了几份简历后。第二天就接到自称某单位打来的电话，认为王某符合其招人条件要其在某个地方参加面试。当王某准时来到该地点时，该单位又打电话来说，面试地点改了，叫其等侯一下，该单位已派车来接。不久之后，一辆摩托车停在王某面前，一位自称李某的人说是某单位派来接王某参加面试的，因为人比较多，所以叫他来接一下。王某也没多想，就上了摩托车，中途李某说要打电话回单位汇报一下已经接上了人，自已电话又忘带了。王某就把自已一部价值2000多元的摩托罗拉手机借给了李某。李某在打电话过程中趁王某不注意，故意把车上一个用黑色袋子装的东西掉在地下，然后对王某说，自已在打电话，叫王某帮其捡一下。在王某下车捡东西的时候，李某迅速加大油门向前方逃去。这时王某才注意到自已被骗了，但已追不上了。后来李某被当地公案机关抓获归案。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李某如何定性产生二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构成诈骗罪。其理由是：本案很明显是有预谋的团伙诈骗，先以去参加面试为幌骗取王某上车，然后又谎称打电话向单位汇报这由，骗得王某相信，使王某信以为真便将手机交给其使用，最后其在取得该手机的占有权时故意把东西掉在地上，叫王某下车帮忙捡一下时，趁其不备便突然驾车逃跑，让王某追之不及，从而达到彻底取得该财产的目的。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依法应当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构成抢夺罪。其理由是，李某尽管向被害人王某虚构了一些事实，骗得被害人王某的手机进行使用，但被害人王某并未因其虚构的事实而交出其手机的所有权，仅是让对方使用，未放弃对其财物的控制，所以李某也无所谓靠欺骗取得财物；从李某的行为来看，在其骗取手机使用的过程中，利用面试这个幌子骗取了王某的信任，接着趁王某帮其捡东西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携带手机驾车逃跑，进而取得财物，符合公然夺取的特征，应当属于抢夺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其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的规定，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地交出财物。从以上可以看出，诈骗罪一般由四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环环相扣而成，首先，行为人要采用一定的欺骗手段，其次，被害人因该欺骗手段而产生错误认识，第三，在“错误认识”的意识支配下，自愿的交出财物，最后，行为人获得了财产或财产性利益，从物权的角度来讲，所有权为绝对物权，具有排他性，包括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等权益。从刑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规定来看，诈骗罪只要以欺骗手段将他人财物非法占有既可，并不要求取得完全的所有权。抢夺罪、诈骗罪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都侵害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不同的是客观表现方面存在的差异，即非法获取财物的方法不同。抢夺罪是采取乘人不备，公然夺取的方法取得财物，诈骗罪是采取欺诈的方法，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取得财物。如何对其定性，关键要分析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骗还是夺？

　　结合本案来看，本案很显然是典型的团伙诈骗，诈骗份子利用了时下大学生找工作难、急于找到工作的心态。先是以面试为幌骗得王某上车，然后又谎称打电话向单位汇报为由，骗得王某的相信，使王某信以为真便将手机交给其使用，最后其在取得该手机的占有权各使用权时故意把东西掉在地上，叫王某下车帮忙捡一下时，趁其不备便突然驾车逃跑，让王某追之不及，从而达到彻底取得该财产的目的。从犯罪过程来看，行为人欺骗――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交出财物――行为人占有财物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构成了诈骗取得财物的全过程，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依法应当构成诈骗罪。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诈骗罪与抢夺罪的区别，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看，诈骗罪的主要行为方式是“骗”得财物，而抢夺罪则集中于“夺”，其次才是趁其不备而“跑”.本案中的李某在取得财物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采用“夺”的方式，都是采用“骗”到手里后而跑，将其定为抢夺罪是比较牵强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对李某应以诈骗罪定罪量刑。（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