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产生在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进而骗取对方财物的犯罪行为实施在后。如果肯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产生在行为人合法取得对方财物之后，无疑是对因果关系时间序列性的颠倒，导致“结果发生原因之前”的逻辑错误，这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相违背，从而导致“客观归罪”。
首先，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之目的，只能产生于行为人实施诈骗犯罪行为之前，而不可能产生于该行为之后。从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客观过程来看，犯意产生于前，之后才有行为人在犯意支配下的具体犯罪行为。刑法之所以将某一行为评价为犯罪行为，不仅因为该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它也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罪过)的体现，换言之，即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必须要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对于行为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法取得对方当事人财物之后产生非法占有之目的的，不能认定其之前的取得行为是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因为行为人在取得行为之前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实施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既然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也就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可以其他罪论处。
其次，认为事后产生的非法占有之目的可以改变事前行为性质的观点是违背因果关系逻辑链的。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犯罪故意在先，犯罪行为在后。也就是说，在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产生在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进而骗取对方财物的犯罪行为实施在后。如果肯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产生在行为人合法取得对方财物之后，无疑是对因果关系时间序列性的颠倒，导致“结果发生原因之前”的逻辑错误，这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相违背，从而导致“客观归罪”。
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是事前故意或者事中故意，而不可能是事后故意。在事中故意中，对于行为人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之前而取得对方财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而只能对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之后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因此，事中故意与事前故意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产生在犯罪行为之前，只是两者处于合同订立、履行的不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