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过失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复杂问题。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将共同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以及汉语的语义，“共同”不只是相同的含义，似乎还具有犯意联络（犯意的共通）的含义；但过失犯的重点，决定了二人以上过失犯罪时缺乏犯意的联络，而实务中又存在需要以共同犯罪处理的情形。但种种原因，中国刑法理论对共同过失犯罪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的两部刑法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该规定肯定了“共同过失犯罪”存在，但不承认它们是共同犯罪，只可分别处罚，这避免了理论上的争论，却也阻碍了刑法理论的发展。在这种立法背景之下，作为解释论，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是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第二是仅承认结果加重犯的共犯；第三是认为存在过失的共同正犯、过失的教唆犯与过失的帮助犯，只是不按共同犯罪处罚而已。其中，后两种观点只是极少数学者的主张。

    通说显然是以现行刑法为基本依据的，但理论上的论证则未必充分：第一，通说并未说明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根据。事实上，在没有犯意联络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的行为完全可能共同造成法益侵害的结果，但其在主观上却属于过失。第二，认为过失共同犯罪时，各行为人所起的作用相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车主令司机超速行驶因而发生交通事故时，将车主与司机均认定为（过失的）交通肇事罪，但车主与司机的行为方式与所起的作用也并不相同。第三，通说认为，对于过失共同犯罪分别定罪科刑即可，没有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不可能判明各个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各个人又都有义务防止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只有认定为共同犯罪，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才可能定罪量刑，否则就不能分别定罪量刑。

    但是，从立法论上主张过失的共同正犯的观点具有合理性。首先，认定是否成立共同正犯的重要结论，在于是否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故意与过失都是责任的要素或形式（种类），故意犯与过失犯都有各自的实行行为，从现实上看二人以上既可能共同实施故意犯罪，也可能共同实施过失犯罪，既然对故意犯的共同实行行为能够适用该原则，就没有理由否认对过失犯的共同实行行为适用该原则。其次，之所以对共同正犯适用该原则，从实质根据上而言，是因为二人以上的行为共同起引起了法益侵害，即二人以上的行为均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在判断二人以上的行为是否“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时应当根据客观的因果法则进行判断，而不是取决于二人以上具有意思的联络。当然，成立共同犯罪还需要“意思的联络”，这是因为，只有意思的联络才能使二人以上的行为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意思的联络不应当限定为犯罪故意的联络，只要就共同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即可。因为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如前述约定射击比赛致人死亡的案例）也完全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强化对方不履行注意义务的作用，从而使任何一方的行为与他方行为造成的结果具有因果性，因而任何一方对他方造成的事实、结果，只要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既然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了基本行为，并且由基本行为导致了加重结果，即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造成了加重结果，而且二人以上均对加重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故二人以上都应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即使加重结果在表面上由其中一人的行为所致，但该行为依然是共同基本行为的一部分，从整体上仍然能够肯定是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造成，故应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至于过失的教唆与过失的帮助，以及教唆、帮助过失犯罪则不应成立共犯。从语义上看，教唆、帮助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教唆是使他人产生实施特定犯罪的决意的行为，帮助是有意识地促成他人犯罪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肯定：“教唆犯、帮助犯通过正犯的行为引起法益侵害，进而受刑罚处罚”；刑法分则规定的过失犯仅限于实行行为，将过失教唆、帮助作为共犯处罚，会与刑法总则第15条例外处罚过失犯的规定相抵触。至于故意唆使、促成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则宜作为间接正犯处罚。

    总之，没有必要继续维持“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的定式；在行为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并且均对法益侵害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理当对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承担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还要求人行为人之间具有犯罪故意的联络，进而否认过失的的共同正犯，或许是过于重视行为人危险性格的主观主义立场的表现。不过，由于共同犯罪仅限于故意犯罪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故上述立法论要被人们接受进而被立法采纳，或许还需要耐心等待。

张俊华 唐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