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日执行了该州3年来第一次死刑。此前，该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拒绝了这名死刑犯的赦免请求。然而，施瓦辛格在美国的铁面执法却在他的家乡奥地利激起一片反对声浪，不但有人在美国使馆前示威，甚至还有政党高官提议要 “终结”施瓦辛格的奥地利国籍。（《京华时报》1月24日）

　　但施瓦辛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却没有享受这种“待遇”，尽管对其所为也有不少人非议，但总体上加州人应当是支持他的。因为，施瓦辛格是一位民选州长，民众对于死刑的看法直接决定了对其的支持，他不能不看重民众对于死刑的态度。而他自去年拒绝了因谋杀4人被判死刑的凯文·库柏的赦免请求，今年又敢于果断拒绝了犯有3项谋杀罪行而被处死的61岁的唐纳德·比尔兹利，说明其的民众基础还是扎实的，民众支持死刑的要占更多数。

　　看来，在西方国家，关于死刑的存废，并非只是专家、学者在密室中谈论的话语，而是有民众支持的一种大众话语。各国基于不同的文化与民族心理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民众对等死刑的态度各不相同，废除死刑的国家，民众对废除死刑有相当认同，而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民众对保留死刑是有相当的认同。

　　关于死刑的存废，近年在我国也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湘潭大学法学院邱兴隆教授近日就称，罪犯是人，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必须尽快废除死刑。但要求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面临着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意识和文化氛围下，民众根本就很难接受这些要求废除死刑的说法。如果施瓦辛格具有中国国籍，相信民众是举着牌子、鼓着双掌表示支持，“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的观念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太是根深蒂固了。但是，相当多专家和学者却持这么一种观点，即死刑这问题最不适合交由公众讨论和表决，因为公众中存在太多感性的东西，容易形成“集体无意识”，不能理性地看待死刑的废除。

　　是的，民众有时是感性多于理性，甚至容易形成偏狭的“集体无意识”。但民众不泛有朴素的道德观念、理性声音，更为重要的是死刑的存废这一重要问题，关系到民众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如果排斥民众参与和讨论，首先是在程序上并不正当，因为无论是废除死刑还是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的法律把民众这一“当事人”排除在外了；其次，这样的法律制定出来也因为没有听取和充分吸纳民众的意见，很难为民众所接受；再次，在执行中，“强奸”民意的法律也可能难以推行。是的，法律不能由民众来起草制订，必须依赖于由社会的精英，那些专家和学者及民众选举的代表是法律制订的主力军，但是法律脱离民众却万万不行，法律必须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特别是那些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企图脱离民众的人可能被民众远远甩开。

　　在我看来，死刑是一种残忍的刑罚，文明社会应当远离这种刑罚，今后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但是，限制和减少的前提必须看到我们社会的现实状况，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民众的意见。专家、学者可以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主张，启迪民意，引导民众，如果有一天，死刑的执行也引起了像奥地利民众一样的一片反对声浪，那么这个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土壤就成熟了，用不着专家在密室声嘶力竭地而应者寥寥了。反之，如果民意的基础根本没有成熟，就采取如有些专家所说的突然死亡法，即政治家通过修法，立即全面废除死刑，这样的法律也得不到很好的支持，进而影响到政治家本人的民众支持率。

　　如果施瓦辛格还在奥地利，想必他不会轻易拒绝死刑犯的赦免请求，除非他不想继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但如今他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就可能还会继续拒绝第三个、第四个死刑犯的赦免请求，因为这里的民众总体上还是支持他的。民意是死刑存废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点不知给中国的法学家有无启迪？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