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美国公众此较重视保护犯罪行为直接受害人（以下简称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他们从立法、受害人得到实际赔偿以及为受害人提供服务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障受害人行使其应享的合法权益。
一、修改立法，对某些案件的控诉证据降低了要求
过去有些州的法律规定，控诉被告人实施强奸罪，起诉方必须证明受害人对被告人进行过博斗，甚至受害人身体的非性部位有明显的伤痕。现在，有些州的法律修改后，起诉方只要证明被告人对受害人实施了威胁或暴力，就足以证明被告人对受害人进行的性进攻行为是未经受害人同意的。由此可见，按照这些州原来法律的规定，起诉方如果不能证明受害人对加害人进行了搏斗，或者有明显的伤痕，而只能证明加害人的性进攻行为是违背受害人意志的情况，控诉的强奸罪就不能成立。这样，实际上起到了放纵强奸犯的作用，从而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失去保障。因此，立法上合理地降低控诉证据的要求，是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极为有力的措施。
二、建立多种渠道，保证受害人得到损害赔偿
解决受害人损害赔偿的诉讼程序，基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按照传统的正当法律程序解决。美国不实行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所以，犯罪行为受害人的损害赔偿，不是在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而是在刑事诉讼之外，由受害人或其家属向犯罪人或有关方面提起民事诉讼另行解决。
另一种是通过诉讼谈判解决。近十几年来，美国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起诉和被告双方进行诉讼谈判、由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解决的（这种诉讼谈判的具体做法各州不一）。起诉和被告双方在谈判被告人的罪行性质和量刑问题时，受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也就一并解决了。
受害人有权要求物质赔偿的犯罪性质，范围较广，不限于造成物质损害的偷窃、抢劫等犯罪行为，一种犯罪行为，即使只是在人格、人身方面侵犯了受害人的权利，并没有造成物质损害，受害人也有要求物质赔偿的权利。近年来，很多受害人或共家属往往在受到强奸、杀人、殴打等犯罪行为侵害后获得大量赔偿金。一名15岁的女孩，遭到强奸，经法院判决，获得22，50美元的赔偿金。
在保证受害人得到实际赔偿方面，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被告人对受害人有赔偿责任，而且在判决宣告时有条件履行的，被告人应当立即进行赔偿。被告人对受害人确有赔偿责任，但是在宣告判决时没有能力偿付的，可以在宣告判决后用合法收入进行赔偿。如酒醉后驾驶造成受害人汽车损伤，被告人可以在几年内分期偿付赔偿金。又如一个罪犯，在宣告判决时没有能力偿付，在判决后，他撰写了一部关于个人经历的著作，他将所得的稿费合法地转移给受害人，履行了他的赔偿责任。
2.受害人有权向有关的第三方要求赔偿。案例（1），一名女歌唱家，在霍华德??约瀚逊旅馆中被一个侵入她房间的男人强奸。事后，她以房间门锁被人轻轻晃动就轻易地打开为理由，向旅馆提起民事诉讼，经陪审团判定，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向这位女歌唱家偿付250万美元的赔偿金。案例（2），华盛顿州一名14岁的女学生，被一名从医院出来的精神病患者杀害。受害人的家属向这所医院及医院的高级职员起诉。法院认定医院的主管职员没有执行法定程序（未经法院同意）出于疏忽使达个患者离开医院，以致造成杀害受害人致死的后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目前，承担受害人赔偿责任的第三方，已经扩展到政府官员。如某假释局提前释放一个有犯罪可能的犯人，他实施的新罪对受害人造成了损害，受害人向该假释局的官员起诉索赔，法院也予审理。
3.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额大，被告人确实无力赔偿，又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方时，通常由州政府组成的“受害人损失补偿局”等组织，向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提供补偿。
上述各种解决受害人赔偿的途径，目的都是为了使受害人得到实际利盆，但是它们的理论依据是不同的。第一种赔偿责任确立的依据，是由于加害人构成犯罪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了物质上、精神上或者人格、人身方面的损害，使受害人产生了索赔的权利；而加害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后果，使自己产生了对受害人承受赔偿的义务。此其一。其二，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延续到刑事判决执行完毕以后。所以，如果被告人在宣告判决时无力偿付，以后的合法收入可以用于赔偿。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在加害人全部履行赔偿责任后，才告解除的。
第二种解决赔偿的途径，受害人不是向加害人索赔，而是向有关的第三方索赔。因此，赔偿的责任不在加害人而在有关的第三方。上述列举的由有关的第三方负责赔偿的两种情况，依据也不相同。案例（1）中女歌唱家住进旅馆后，就与旅馆产生了一种合同关系，她有偿付旅馆租金等义务，但是有获得必要的相应条件的设施等权利，其中包括住房门锁安全的设施。旅馆享有获得这位女歌唱家租赁人交付的租金等权利，但是负有供应一切必要的相应条件设施等义务，其中包括保证安全的门锁设施等。本案中，受害人所住的房间的门锁不坚实，加害人轻轻晃动，门就被打开。侵入后，在违反受害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了强奸，造成了人身上的损害。门锁之所以不坚实，是由于合同一方的旅馆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应尽的义务，因此，旅馆理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例（2）中医院主管人员对受害人赔偿责任的依据与案例（1）的旅馆不同。众所周知，精乖申病患者在犯病期间，对共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既不负刑事责任，也不负民事责任。本案中的加害人是法院送往精神病院的，医院对这个患者兼有治疗和看管的义务。在治疗过程中，对精神病患者严加看管，防止患者外出进行危害社会的活动，是医院为维护社会治安应尽的职责。可是，事实证明，本案的加害人的精神病并未痊癒，医院的主管人员未经法定程序（必经法院同意），出于疏忽，使患者出离医院，杀害了这个女孩，因此，医院的主管人员对未成年受害人的家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第三种解决受害人损失的办法，在性质上与第一、二种截然不同。州政府下设的“受害人损失补偿局”等机构，不论其提供资助的来源如何，对受害人的补偿属于社会救济性质，另当别论。
三、建立协助受害人组织
除上述保护受害人的措施外，美国联邦和州政府还设置了一些机构，为受害人提供社会服务。
十年前，美国首都华盛顿设置了“全国协助受害人组织”，它的任务是在争取犯罪行为受害人的运动中交流、研究情况，向立法机关提供建议。现在，全国各社区也纷纷成立了协助受害人组织（有些称为“协助受害人和证人组织”）。达些组织有些是当地警察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归属地区检察官事务所，有些则是州政府提供资助的民间组织。它们的任务是为受害人提供具体指导和帮助。
1.在受害人遭到犯罪行为的侵犯后，帮助受害人及其家属解决困难，安排好生活。
2.对受害人进行权利指导，使受害人懂得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享受什么权利、怎样行使这些权利。如受害人有权随时了解案件诉讼的进程，但是警官和检察官往往忽视受害人的这项权利，这些组织的成员可以向受害人提供这起案件诉讼的进程情况，保障受害人这项权利的行使。又如，受害人往往耽心保释在外的被告人或共家属由于他（或她）提起控诉而进行报复。这些组织的成员可以向受害人提供精神上的援助，消除恐惧心理，并且可以建议受害人要求警察采取保护措施，防止遭到报复。
3.提供有关诉讼具体问题的帮助。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受害人如果对法院和诉讼的情况毫无所知，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如法庭在哪里、候审室在哪里、卷入诉讼的时间可能要多久、要出几次庭、怎样避免与被告人对质等等，“协助受害人组织”的成员一一耐心回答。有些地方的这类组织，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如加利福尼亚州奥兰基县的“协助受害人处”派人陪同受害人出庭，解除受害人出庭时的恐惧、紧张心理，很受欢迎。
4.为受害人争取更多的权利。目前，在实践中，受害人可以享受下列权利：①消除由于控诉而受到报复顾虑；②消除不了解法院程序的顾虑；③在被告人被捕后，有得知是否在押的权利；④得知案件进程并且提供情况的权利；⑤只是在必要时才被传唤到法庭作证；⑥有得到全部金钱损失赔偿的权利；⑦对实施了错误行为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⑧向对被告人的不正当行为起了作用的第三方起诉的权利。
但是，受害人因参加诉讼而付出的停车费、孩子托管费以及未上班扣工资的损失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有些“协助受害人组织”正试图把这些损失的赔偿争取成为受害人的权利。
上述谈及的某些措施，由于存在的历史不长，又没有足够的资料，所以在本文难以进一步评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像美国犯罪率如此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仅仅由检察官代表政府行使控诉权，而没有其他切实有效的措施的话，犯罪行为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可能得到充分保障的。
王以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