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的选择与策略
无罪辩护的选择与策略
无罪辩护，是刑事辩护中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类型，也是刑事辩护最为理想的状态。但实务中无罪判决的案件比例很低。作为律师在接手一个刑事案件之后，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对案件作出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的选择与判断。如果作无罪辩护，还要根据案件情况，在策略上对无罪辩护形态做出选择。张印富律师认为，刑事案件中作无罪辩护一般可分为三种形态：
一、实体无罪辩护。
实体无罪辩护，是指律师以《刑法》为依据，从犯罪构成的角度作出的无罪辩护。也就是通过论证犯罪构成的某个或几个要件不成立来作无罪辩护。通常情况下，辩护律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从正面论述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所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即便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是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构成此罪的要件，辩护人认为不构成所指控的犯罪。比如说，控方指控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从证据上看，被告人对收受他人财物供认不讳，行贿人也承认给被告人财物的事实，供证一致。但是，辩护律师发现被告人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身份。显然，即使起诉指控的事实成立，但因被告人的身份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构成要件，亦不能认定其构成受贿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针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辩护往往都是实体无罪辩护。
实体无罪辩护，在刑事辩护早期曾经是律师的制胜法宝，几乎全部的无罪案件都是实体无罪辩护的成果。但随着法律的日臻完善和司法人员办案能力的提高，刑事辩护律师做实体无罪辩护的空间越来越小。张印富律师认为，这对于刑事辩护律师来说，一方面，实体无罪辩护空间越来越小，越需要刑事辩护律师更加熟练的专业知识和辩护技能。另一方面，具体到某一案件，控方指控被告人有罪，辩方辩护被告人无罪，双方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现实是多样且变化着的，即便法律日臻完善，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法律变化是人们日程表上变化的迟到的反映。”实体无罪辩护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辩护律师针对具体个案去发现和挖掘。作为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对实体无罪辩护不能轻易放弃。
二、证据无罪辩护。
证据无罪辩护，也就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控方证据尚未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为由，主张根据疑罪从无的原理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我们通常称之为“二级无罪辩护”。实务中，律师结合具体个案，发现或举证证明控方起诉事实在证据上有缺陷，根据现有的证据，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无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导致案件罪与非罪认定的两难性，因而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杜培武案件，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律师依次推翻了控方提取的关键物证泥土和鉴定结论，又证明勘验笔录存在重大瑕疵，测谎结论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口供因为存在刑讯逼供行为而应予以排除。两只警犬所作的嗅觉反应存在矛盾，而控方只记载了前者却没有记载后者，律师通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论证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终赢得了辩护的成功。张印富律师认为，伴随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将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在公诉机关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指控事实，且案件结果又存在他种可能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就应当从专业律师的角度，指出案件存在的疑点，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
三、程序违法辩护。
程序违法辩护，主要通过论证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从而请求法庭排除非法证据，使案件定案证据不足，最后达到无罪辩护的效果。从本质上说，这种无罪辩护其实是程序辩护和证据辩护二者的结合。因为程序辩护的归宿就是要通过宣告司法程序违法而得出证据无效。如刑讯逼供，办案机关刑讯逼供的行为会直接导致被告人的供述不具有真实性，被告人供述不真实不能被采信，案件就会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结果。两种辩护结果趋同，但证据不足辩护更多考虑的是证据的关联性及其证明力；而程序违法辩护关注的是证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实践中，程序违法辩护是一种反守为攻的辩护，认定程序违法需要勇气，也需要辩护律师树立坚定的程序理念。实务中不乏辩护成功的例子，如河北邯郸某故意杀人案，被告被指控包括故意杀人罪在内的三项罪名，律师针对故意杀人罪提出存在刑讯逼供行为，从而说服法庭排除了有罪供述，导致认定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从而推翻了控方的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