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一般说来，正义和非正义是人们评价法律制度正当与否的两个对立的价值标准。但是，相对于过于理性、抽象、含混的正义标准而言，非正义具有较为明显的确定性和可感受性。一项法律制度设计得再合乎正义的要求，人们往往也会熟视无睹，或者认为“本来就应当这样”。但是，某一制度或者司法实践一旦明显背离了正义的基本标准，形成一种为人们所公认的非正义，那么直接遭受这种非正义的人就会产生深深的被忽视、被贬低、被看轻甚至被侮辱的感觉。这种感觉经常会促使受伤害者奋起抗争，去“讨个说法”，甚至直接造成冲突的升级。因此，如果说人们对正义并不十分关注的话，那么非正义却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不公对待的人
什么是非正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非正义主要是指实体裁判上的不公正。例如，法院对无罪者判决有罪，或者对罪轻者判处了过于苛厉的刑罚。当然，近一段时间以来，程序的正义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一项法律决定的制作过程如果使人受到无视或者轻视，那么一种程序或过程上的非正义也就随之发生了。程序上的不公正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如裁判结论在制作中不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控辩双方受到明显的不平等对待，裁判者对控辩双方中的某一方有所偏袒，裁判者随意地作出裁决，而不明确告知裁判的理由，等等。但笔者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特殊的程序非正义，也就是由于正义来得过于迟缓或者不及时而造成的非正义。为了便于说明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
１９８４年７月，河南某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幼童王某被他人杀死在离家不远的玉米地里，凶器是他割草用的镰刀。县公安局经过摸底排查，村民吴留索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同年９月，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县检察院批准逮捕。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８日，某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认定的依据有三个：一是吴在公安机关预审中对其犯罪事实所作的供认；二是河南省公安厅对杀人现场的脚印所作的司法鉴定书，结论是脚印是吴留索所留；三是吴有犯罪的前科，曾因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随后，中级法院展开公审大会，对吴进行公开宣判，判处死刑。在公判大会上，吴留索当场喊冤并提出上诉。
１８８５年４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不开庭审理认为，作案工具上并无吴留索的指纹，现场的勘验材料与吴的口供存有出入，因此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中级法院则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１９８６年，市检察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对吴留索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再次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由于一直无法补充新的证据，此案久拖不决，吴留索则长期被羁押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案件久押不决的情况经新闻媒介披露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各界压力下，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发所在地的县法院审判庭重新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吴留索否决了所有的证据，并声称自己无罪，当时所作的口供系刑讯逼供的结果。一个多月以后，一审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注：此案曾由《南方周末》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作过报道。）
在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吴留索在法院未曾作出生效法律裁判的情况下，一直连续被羁押了长达１４年多的时间。如此长的未决羁押时间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属十分罕见。对于这一案件，当地的“公检法”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解释。例如，犯罪人作案手段极其凶残，案件在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公检法三机关”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破案压力；吴留索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和嫌疑，只是定罪的证据还不充足；在当地群众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将吴留索改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会带来十分消极的社会影响……吴留索一直被关押在公安局的看守所，一来可以对他实施“保护性拘禁”，二来有助于获取准确的口供，以便查明真相，不枉不纵。
但是，谁来关心吴留索的命运呢？“公检法三机关”仅凭着一些显然既不充分也不十分可靠的证据，就将他关押在看守所，并且一直把他从青年关押到人近中年。他还要不要置地造房，娶妻生子，要不要为父母养老送终呢？假如“公检法三机关”因为过于自信而把案件搞错了，那么１４多年的羁押期间岂不就将吴留索的一生都给毁掉了吗？作出这一假设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我们的“公检法”经常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又不时地“有错必纠”。而河南当地的法院在定罪问题上之所以再三犹豫不决，也不过是因为案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又假定这一案件“确实”像法院屡次判决认定的那样，吴留索在１９８４年杀害了王某，那么在长达１４年的时间里，法院一直不作出生效裁判，吴留索一直作为嫌疑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其前途、命运甚至生命一直处于不确定和待判定的状态。换句话说，吴留索等待“政府”处理一直等了１４年，这对他公平吗？
很明显，这一案件令人想起了那句源自英国的法律格言：“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ｎｉｅｄ）！
有人可能对此辩驳：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只不过这种正义晚到一步而已。
实际上，迟来的正义之所以为非正义，倒不是因为实体结论发生了错误或者造成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是由于实体结论的过迟产生而造成了程序过程上的不公正。这种正义的迟到现象所损害的是司法裁判的及时性（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这种司法裁判的及时性一般有两个看似矛盾的要求：一是裁判的形成不得过于迟缓，二是司法程序的运作不得过于急速。换言之，及时性讲求的一种典型的“中庸之道”，是在过于迟缓和过于急速之间确定的一种中间状态。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过慢和过快构成了与程序正义直接违背的两种极端。
首先看过慢所带来的后果。一般来说，裁判结论形成得过于迟缓会导致结案周期的任意延长，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可能大量地流失，了解案情的证人可能出现记忆的模糊或者丧失，甚至死亡。即使是那些“当年”直接负责办理案件的“公检法”人员，也会因事过境迁而无力提供有关案件的一些必要线索。这些都会导致案件的事实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难以查明，判决结果出现错误的机率在增加。可见裁判过程的迟缓和低效率，所带来的很可能不是公正的裁判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迟来的裁判仍然是正义的结论，但有关各方却因为这种结论的迟到而受到直接的伤害。对于被告人而言，案件的久押不决会使他长时间处于未决羁押状态，人身自由受到长时间的限制，其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实体性权利也因此一直处于待判定的状态，其法律身份和地位也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局面。而对于被害人而言，案件一直不能形成生效的裁判，结论“真正”的凶手无法被及时地绳之以法，其随犯罪的发生而来的报复的欲望得不到及时的实现，其权益也得不到及时的恢复和补偿。
这种迟来的裁判所造成的非正义对于不同的被告人、被害人所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但事实上，被告人、被害人往往对此都较为敏感。这种非正义感经常使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产生一种受岐视甚至被抛弃的感觉。他们会据此认为，司法裁判机构并没有将他们“当回事”，他们只不过是国家来维护治安的手段或者工具，其人格尊严和应得的权益受到了深深的忽略和无视。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不满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终被判处什么罪，科处多少刑罚，而是在裁判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待方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在西方犯罪学界广为流行的被害人“第二次伤害”（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ｒｍ）理论，说的就是被害人因为在司法程序中受到忽略和慢待而产生了被伤害、不公正的感觉，这里的“加害者”可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警察、检察官，也可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官。
过于迟缓的裁判是形成非正义的一种源泉。但是，司法裁判是不是形成得越快越好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如果说裁判过迟、久拖不决会使被裁判者产生被慢待的感觉的话，那么，过于急速的裁判则容易使被裁判者无法充分而有效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其权益也同样会受到忽视。在以前强调“从重从快”地惩治犯罪的时期，很多地方经常发生在短时间内使犯罪嫌疑人受侦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死刑复核直至执行死刑的情况，民间甚至有案发７天后被告人被定罪并被剥夺生命的传言。这就是典型的裁判过于快速的例证。
裁判过快会大大限制被裁判者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的机会。毕竟，程序正义的维护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加以保证的。没有必要的时间投入，被告人、被害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调查证据、准备防御和有效影响裁判结论方面，就很难有所作为。没有必要的时间保证，诉讼各方在法庭上也难以展开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使得法庭审判往旆因此而流于形式。
裁判的急速进行对裁判者的公正形象也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裁判者在极短的时间里无法从容不迫地审查证据、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辩论，也难以冷静地对案件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细致的评议。根据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过于快速的裁判往往是在外部压力下造成的，因此快速裁判经常与裁判不独立如影相随。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么法庭审理过程就将彻底失去决定裁判结论的能力，这种裁判往往与各方的参与甚至法庭审理过程毫无关系，而成为外部权威强加而来的非理性结论。到了这种地步，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也就随之丧失殆尽了。
归根结底，司法裁判活动不应过于迟缓，否则，“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裁判也不应过于急速，否则，“急速而来的正义”会走向正义的反面。裁判制作过程无论是过于迟缓还是过于急速，所造成的都是程序上的非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