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公安部统计数据表明：去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517889起，造成107077人死亡。因驾驶员违法驾车导致交通事故的有465083起，造成93550人死亡，占全年死亡总数的87.4%。这一组组庞大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这一批批“前仆后继”的杀手令人毛骨悚然！据有关部门统计，从年初至今，全国交通肇事逃逸率比去年上升了四成以上，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面对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其中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成为制裁此类行为最严厉的惩罚。而针对肇事后逃逸人员，国家法律更是给予了重上加重的刑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对交通肇事及逃逸（未致人死亡）者的定罪量刑适当，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事故的发生、经济损失并挽救伤者生命。但对逃逸后致人死亡者的定罪却不恰当，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不能很好地遏制肇事者逃逸现象的发生。笔者想通过两个真实案例来说明。

    案例一：李甲与其雇佣的司机丁乙在驾车过程中将张丙严重撞伤，在犹豫和彷徨中将伤者抬上货车。待二人将废品运到收购站，最终决定将张丙送往医院时，才发现张丙已气绝身亡。为逃避罪责，二人将张丙弃尸路边后逃逸。公安机关侦破此案后，经法院审理，以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对李甲、丁乙分别定罪量刑。

    案例二：广州市一校车将学生甲撞伤后逃逸。因延误治疗时机致甲死亡。该司机最终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刑罚。

    两起案件有诸多相同点：1、起因均是交通肇事；2、均有逃逸情节；3、均致伤者死亡。唯一区别是：案一中肇事者将伤者抬上车，在伤者死亡后抛尸逃逸。然而法院对肇事者的定罪量刑却截然不同，这是否公平？根据现行刑法可知，法院对两起案件的审判并无不当，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对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者的定罪不当，法院对案例二的审判虽然合法却不合理。

    案例一中，李甲、丁乙二人在明知张丙伤势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将其及时送往医院致张丙死亡，对张丙的死亡，二人能够预见，却未积极采取措施救治，而是听之任之，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显然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案例二中，肇事司机将学生撞伤，主观上具有过失，但他没有积极救助而是弃之不顾，此时司机主观心理态度已由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因为他应该预见到学生死亡的可能性，却仍然逃之夭夭，对行为的危害结果听之任之，放任其发生，所以仍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但法律却对后者网开一面，这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吗？

    有人认为：案例一中，司机将伤者抬上车，使伤者失去了被他人救助的机会，而案例二中，司机虽未积极救治，却并未剥夺伤者被救助的机会。换言之，后者给了伤者一线生的希望，而前者却将伤者的一线生机也彻底剥夺。因此，案例一中，司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均更大，所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也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此观点看似有理，实则无理。持此观点之人仅仅站在肇事司机立场思考，却未考虑受害者的危险处境，体现了对伤者生命漠视的态度。我国《民法通则》中明确将司机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作为高度危险作业之一，并对交通肇事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其民事法律责任。足见高速行驶之汽车对于人的巨大杀伤力。人若被飞速行驶的汽车撞伤，往往凶多吉少，如果此时再得不到及时救治，则必死无疑。并且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国道、省道和城郊结合部易发交通事故，尤其是夜间，司机肇事比较普遍，目击证人少、发现晚，如果肇事司机撒手不管，那么受害者被他人救助的机会则微乎其微，这等于跟受害者判了死刑。所以，司机对其逃逸的严重后果应该能够预见，只是由于害怕担责或侥幸等心理，采取了逃避方式，在主观上对伤者可能死亡的结果显然持一种放任态度，一旦伤者死亡，则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要件，理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如果不施以更为严厉的刑罚，不足以震慑肇事逃逸者。因此，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对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者的定罪不当，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否则，花季学生的悲剧还将不断上演，车轮下的罪恶就不会止步。

 靳斯琴 杨传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