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我国宪法原文与修正案的组合问题
发布日期：2004-10-12 文章来源： 互联网
童之伟先生的《我国宪法原文与修正案的组合问题》（《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对各国宪法原文和修正案之间的组合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且对我国自从1988年修宪以来，一直没有确定宪法原文与修正案之间的组合方式，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认为应该以下次修宪为契机，确定正式的宪法文本，但对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以及理由，作出的说明还不足以让人信服。那么，到底何种组合方式，亦即什么样的宪法文本才是恰当的。笔者拟在童之伟先生一文的基础上谈些补充性的见解。
宪法原文与修正案的组合存在多种方式，而且，各种方式也都有利弊。但采取什么方式的关键问题在于该国的历史实践和法律的规定，考察我国修改法律的历史实践和《立法法》的规定，我国宪法原文和修正案的组合方式应该采取瑞士模式，这种模式笔者称为替代或者置换的方式：根据修正案的内容，公布新的宪法文本。理由如下：
第一，从我国法律修改的历史实践看，无论修改内容多或少，大多采取此种方式。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对《律师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修改为：“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适用前款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二、本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进行大规模修改的法律更是如此，这清楚的反映在《婚姻法》、《著作权法》、《工会法》、《商标法》等法律文本的修改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决议和决定成为修正法律的前置工作，而其最终的成果是重新公布的法律文本。在我国构成例外的是刑法的修改和宪法的修改。历次刑法（1997年之后）和宪法（1988年之后）的修正，都没有规定修正案与原文的组合方式。但修正案的形式与决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对于刑法和宪法来说，采取公布新的法律文本的方式不存在问题。
第二，从我国的修宪说明看，也应该采取替代方式。1988年第一次修改宪法并没有规定需要公布新的宪法文本，但在1993年的修宪说明中指出，宪法修改，继续采用修正案的形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照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1999年的修宪说明再次重申此点（上述内容分别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3年第2号和1999年第2号，第74页和第100页）。这就意味着需要公布新的宪法文本，由于公布法律的权威机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没有按照修宪说明的要求公布新的宪法文本，仅仅公布了修正案，因此，大多数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宪法文本，并没有将修改的内容替代进去，而是采取公布原文和修正案的方式，将修正案附着于原文之后。出版法律文本较为权威的机构，如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等等，都是如此。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标题题注（1982年通过，根据1988年和1993年《宪法修正案》修订-略写，笔者注），即是以替代的方式组合了宪法原文和修正案。这一做法具有一定的根据，按蔡定剑博士的介绍，在1993修改宪法时，为避免宪法文本的不统一问题，修宪小组讨论了宪法文本的问题，意见是将修正案附在宪法后面，同时将修改后的内容改到宪法正文里，大会秘书处据此印刷了一个标准文本，并授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据此公开出版标准文本（参见蔡定剑：《从宪法文本谈修宪方式》，《法学》1999年第12期）。因此，按照修宪说明，应该采取替代的方式，在宪法修正以后，公布新的宪法文本。
第三，从《立法法》的规定看，更应该采取替代的方式。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立法工作一直没有统一标准的技术和程序，2000年《立法法》虽然是迟来的，但对于规范今后立法的作用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虽然宪法的效力高于《立法法》，刑法与《立法法》也处于同一个位阶，但如果考虑到《立法法》中纯粹作为立法技术的规范而言，对刑法，甚至宪法都应当有其指导性和约束性的意义。2000年《立法法》第53条第2款规定：“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律文本。”所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其含义不可能指仅仅公布修正案，因为，修改法律的内容必须公布，否则无效，这属于基本常识。那么，其含义应该指公布修正后新的文本。宪法，作为《立法法》的上位法，虽然没有必要受其约束，但在符合立法技术规范的意义上，应考虑以再次修改宪法为契机，公布新的宪法文本也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