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被告闫某先后租赁某汽车租赁服务部轿车三部并履行汽车租赁合同，后以搞工程为由又与某汽车租赁服务部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一份，使用合法身份证件将该汽车租赁服务部价值100000元的轿车租走。后将该车以60000元抵押给刘某。所获抵押款12000元归还所欠刘某债务；30000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18000元被挥霍。
　　类似案件近年来大量出现，由于此类案件作案手段新，又涉及租赁合同和质押合同两个民事法律关系，租赁车辆的手续都是真实的，质押关系亦存在，从理论上讲，租车公司未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在对该类案件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犯罪的认识上存在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闫某使用合法身份证件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主观上无长期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且无逃逸行为，只是想临时借用，待将来有收益后再行归还，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只能认定为一般的合同纠纷。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闫某谎称搞工程，与汽车租赁服务部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后将车抵押，并将部分抵押款偿还旧债，其余部分肆意挥霍。其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客观上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且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
　分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典型的合同诈骗罪要求“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诈骗分子主观上必须“不愿还、不肯还”，而此案中“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不易判断。被告闫某虽然谎称搞工程，但其主观目的只是想临时借用，待将来有收益后再行归还。其行为更接近于民法上的欺诈行为和不诚信行为，如最近发生的音乐人苏越合同诈骗案，其行为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直到最后窟窿越来越大，其并没有传统理论上的“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但是，仍然以合同诈骗罪来认定。因此，必须反思对“非法占有主观目的”的认定方式。对“非法占有主观目的”的认定不能仅从主观方面考量。此案闫某主观上肯定有偿还意愿，因此如果单从主观上考量就明显不符合传统理论对诈骗罪的定义。针对类似的非典型性诈骗，我们还必须从客观上加以考量，具体考量的因素应当有：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时是否有欺诈行为；行为人是否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行为人取得财物后如何处理财物；行为人是否打算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无条件地归还所得财产，并且是否有这种能力。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个因素也不是必备的，如果在取财时没有欺诈行为，后三个因素具备的话，也可以认定为诈骗。如在2005年年初，一些不法分子趁重庆汽车租赁行业起步晚，行业管理法规不健全之机，让一些急需毒资的吸毒人员出面，用真实身份大肆租赁车辆，质押获取现金后予以挥霍。虽然行为人没有使用欺诈手段获得租赁汽车，但是从其他三方面的客观因素考量，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
　　根据前面建立的客观因素标准来考量被告闫某的行为：其在与汽车租赁服务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编造做工程的理由，存在欺诈的故意；其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已拖欠多人债务，实际是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其在取得租赁公司轿车后又将该车抵押，获得钱财后部分用于弥补旧债，部分用于自己挥霍，对钱物的处理极不审慎；其在获得钱财后肆意挥霍，且将轿车抵押后没有经济来源，主观上并没有打算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无条件地归还所得财产，且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应当认定被告闫某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定性为合同诈骗更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