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1期
【摘要】碳排放权市场的功能不仅仅是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化手段，更是以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体系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制定排放权市场法律制度时，应当把时空因素对排放权市场的影响纳入考量范围，如排放权的存储、借贷和调控等。在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框架下，通过鼓励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和国际合作逐步推进我国排放权市场的一体化，排放权这一降低社会减排成本的制度设计才能得以有效实现。排放权市场的发展还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只有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的积极努力，协调立法行动确定科学的减排目标，进行持续性的立法评估，才能推动温室气体的有效控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立法基础。
【关键词】排放权；气候交易所；时空因素；代际公平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全球气候变暖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和地区相继制定气候政策和法律制度以适应和减缓气候的变化，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运而生，并为各国立法所确认。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英国《气候变化法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等对排放权交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此推进排放权市场的发展，激励排放主体积极做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它是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化手段，更在于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各国于经济危机对国家产业结构冲击和调整之际，纷纷发展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低碳经济，以碳金融为核心优化金融体系。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包括绿色资本市场、绿色信贷、碳基金、绿色保险、资产管理等内容的碳金融体系对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与其他商品市场不同的是，排放权的财产属性具有较强的人为控制特征，所以排放权市场具有鲜明的时空性质。因此，如何从时空维度优化排放权市场，并以此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重大的法律问题。

　　一、排放权市场的时间维度

　　排放权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但在经济属性上则属于金融衍生产品，尤其是在气候交易所进行的排放权交易标准化合约。美国法律已经赋予排放权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地位。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时，必须解决排放权的价格这一核心问题。排放权的价格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排放权的有效时间内，随着出售期限的缩短，排放权的价格会逐渐降低。在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计划（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的第一阶段（2005年至2007年），实际分配给各个国家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EUA）的总量远远大于在第一阶段里这些国家企业实际的排放额度。由于每年剩余的排放配额不能带入第二阶段进行交易，结果导致现货排放配额的价格从2006年3月最高的30欧元/吨跌到了2007年初最低时的3欧元/吨[1]，排放权市场的时间因素问题突显。因此，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对排放权价格的影响。

　　（一）排放权的存储

　　排放权法律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企业通过实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方式获得富裕的排放权，从而在市场上交易获利，以强化企业节能减排的经济激励。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财产的富裕排放权，企业能否像存款那样向特定机构存储（banking）以备未来使用？这就是排放权的存储问题，即排放权的跨期消费问题。欧盟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全支持排放权的存储，每年剩余的排放配额（EUA）可以用于下一年的交易，只是不得跨阶段交易。2007年9月新西兰政府公布的新西兰排放交易计划（the Framework for aNew Zealand Emission Scheme,NZ ETS）[2]也允许参与主体对排放单位的存储。排放权的存储对排放权市场具有以下重大的经济意义。

　　一是节约排放企业的交易成本。假如一家企业今年有富裕的排放权，可以通过排放权市场交易获利。明年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急需排放权，又必须从排放权市场购买排放权。如果明年排放权的支付价格高于当年排放权的出售价格的话，无疑增加了该企业的交易成本，还不如允许该企业保有富裕排放权留在明年使用的制度设计更富有效率。

　　二是有利于避免排放权价格的过度波动。作为市场机制之一，排放权的交易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在供给大于需求的市场条件下，如果禁止企业存储排放权，则会导致排放权价格的急剧下跌，出现排放权价格的过度波动，不利于排放权市场的发展。排放权的存储有效地增强了排放权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

　　三是激励企业尽早地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在排放权作为财富并可存储的条件下，企业会得到更大的经济激励而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3]

　　因此，我国排放权市场应当吸纳这一做法，在法律制度中确定排放权存储的合法性。

　　（二）排放权的借贷

　　如果允许排放权存储的话，那么排放权可否像银行的贷款那样可以由排放企业借贷（borrowing）？这就是排放权的信用消费问题。相比较排放权的存储，排放权的借贷具有诸多消极性影响：一是会导致有关部门不能很好地评价碳信用的价值；二是会加大排放企业的逆向选择，不良企业或者将要破产的企业比健康运营的企业更倾向于借贷排放权；三是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借贷排放权的企业极易游说政府部门降低减排的标准，从而使他们借贷排放权的债务减少或者取消；四是延缓了企业积极采取节能减排的冲动[4]。因此，对排放权的借贷应进行必要的规制。

　　新西兰排放交易计划是禁止排放权存储的。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在有限的条件下允许排放权的借贷。美国的立法案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允许排放企业借贷排放权。2007年美国国会审议的《气候管理与创新法案》（Climate Stewardship and Innovation Act）中规定，排放企业可以借贷排放指标，但不得超过25%，其利率为10%。同年审议的《美国气候安全法案》（America’s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7）对排放权的存储也加以限制，借贷额不得超过总信用额度的15%[5]。我国排放权市场还处于初创阶段，为了激励企业节能减排的行为，在法律制度中应当禁止排放权的借贷。

　　（三）排放权交易的调控

　　排放权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控。政府进行调控的第一种方式是设定排放权初始分配拍卖最低价（auction reserve price）。排放权分配方式主要有无偿分配和有偿拍卖两种方式。在排放权市场发展的初期主要是根据历史排放水平无偿分配排放配额（祖父条款），以后通过拍卖方式分配排放配额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为了确保从经济上激励排放主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政府必须提供排放权价格的支持机制。因此在排放权配额拍卖分配时应当确定拍卖的最低价。当低于最低价格时，竞拍人不能获得排放权配额。政府调控第二种方式是设定排放权交易的最低价（price floor）和最高价（price ceiling）。最低价和最高价的设定一方面有利于避免排放权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维护排放权价格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为排放权交易设置了障碍，在给排放权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应持谨慎态度。政府调控的第三种方式是政府部门进行排放权的储备。在排放权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排放企业有可能不能通过排放权交易市场获得发展所需排放权指标，企业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的项目不能得到有效支持。另外，排放企业在获得排放权指标后有可能破产倒闭或者退出市场，该企业已经获得排放权无法在排放权市场出售时，则需要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的储备机构进行调控。有关部门可以向符合产业发展要求而又无法获得排放权的企业提供排放权，同时向出售排放权困难的企业进行排放权收购，从而有效地进行排放权调控，也为排放企业存储排放权提供场所和服务。[6]

　　二、排放权市场的空间维度

　　排放权市场的地域性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国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排放权交易的收益和成本的评价是不完全相同的，由此造成排放权市场的分割和不统一。排放权市场区别于排污权市场之处在于：排放权市场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给他人带来收益的同时，极易形成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会延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致行动。因此，排放权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从空间维度加以解决。

　　（一）交易的区域

　　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区域越广，就越能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排放权指标的优化配置，减少排放成本。为了充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行动对其他地区和国家采取相关行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就国际市场而言，较有影响的市场主要是以强制性交易为特点的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ETS）。2006年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的交易量为1104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其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量的100余倍。而在同年的交易额中，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是24436百万美元，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交易额仅为38百万美元。当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在2007年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增至2061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和50097百万美元时，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数值才分别达到23百万吨当量和72百万美元[7]。基于此，美国立法部门提出建议在5年至6年内组建全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将高达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的2倍至3倍。而加拿大则表示放弃自己的碳交易计划加盟美国的碳排放交易系统。[8]

　　实际上，美国统一的排放权市场的创建除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因素外，还有来自国内地方性排放权市场发展的压力。尽管目前美国并没有全国一体化的排放权交易市场，但已经出现了七个州的联合行动。2005年12月，美国西北部的康涅狄格州、德拉华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佛蒙特州等七个州签订谅解备忘录，共同实施地区温室气体计划（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哥伦比亚特区、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和加拿大东部的几个省和新不伦瑞克成为温室气体计划的观察员。随着地区温室气体计划（RGGI）的有效实施，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于2007年1月正式加入该计划，而马里兰州也于2007年4月加入了西北地区温室气体计划。[9]美国州政府的集体行动为全美统一排放权市场的推动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和市场基础。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排放权市场。尽管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交易所的成立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但是，排放权市场和制度设计还必须注重解决人为的市场分割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显现。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的报告。其核心内容是通过设立一个国家碳基金，计算全国碳源和碳汇的平均水平，然后让碳源总量超过碳汇总量的部分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缴纳基金，补贴低于平均水平的省市。尽管该报告并未有设计具体的排放权交易制度，但其做法因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而受到很大的阻力。[10]更为重要的是，排放权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密切相连，这种情形在短期内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国目前的污染物排污权的交易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的，但也造成了市场的人为分割。基于路径依赖，我国排放权市场的发展遭遇市场分割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排放权交易所的竞争与统一

　　排放权的交易分为场外（OTC）交易和排放权交易所（exchange）交易。就交易量而言，目前70%-80%的交易量是在场外进行交易的。但是，场外交易也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影响。在场外交易中，排放主体寻求交易对手的交易成本较大。另外，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谈判力不对等，导致交易结果有失公允。我国排放权交易有沉痛的教训。我国企业出售给西方国家企业的排放权价格一般是8-10欧元/吨，而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价格一般则为17欧元/吨。排放权交易所相对于场外交易则更具有效率，具体表现为：一是排放权交易所扩大了交易范围，降低了排放主体寻求交易对手的成本；二是由于排放权交易主体均以交易所作为交易对象，增强了交易的便利性和流动性；三是排放权交易所通过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有效地对冲交易对手风险，增强排放权价格的可预见性。[11]

　　在全球排放权市场中，主要有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亚洲碳交易所、Eurex、Bluenext等，另外，纽约商品交易所也进行碳产品的交易活动。传统的证券交易所也纷纷寻求合作伙伴设立专门化的排放权交易所。排放权交易所的设立加剧了排放权市场的竞争，同时也推动了排放权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2.7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35%，远远超过了美国、德国和日本。另外，中国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出售的减排量已经超过全球交易总量的30%[12]。尤其是中国为全球CDM市场最大的供给方，2006年中国的额度在全球CDM额度的一级市场交易中占比达54%，到了2007年就迅速上升至73%[13]。但我国企业与国际买方企业谈判交易时，因为信息不对称和谈判力的不对等，在场外协商议价交易时，交易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准化合约的交易奠定了交易平台和市场基础。然而，我国统一化的排放权市场还没有形成，各种资源信息的优势有待提高，排放主体还是习惯于单兵作战。因此，如何整合各排放权交易所的资源优势，构建统一的交易平台，成为一体化排放权市场构建的突破口。

　　在现行的排放权交易所布局框架下，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建立统一的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排放权的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而各排放权交易所的建立和运行为一体化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奠定市场基础和实践经验。我国排放权市场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优化排放权交易所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各个排放权交易所的竞争与合作，并在各个交易所的基础上组建全国一体化的排放权交易所；或者在现有的多家排放权交易所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自动报价系统，将所有区域性交易所合并为国家级碳排放交易所，从而建立一个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以及金融期货交易所相似的碳排放交易所。[14]

　　（三）排放权交易所的国际参与

　　一体化的排放权市场不仅有利于降低排放主体的交易成本，而且也是一个更有利于排放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尤其对还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排放权市场而言，排放权交易所的国际合作和参与能够有效地保障我国碳排放的国际定价权。目前我国排放权交易所的国际化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北京环境交易所已经与全球最大的碳交易所BlueNext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作为我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所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则是由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共同投资组建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三、排放权市场的代际公平

　　全球气候变暖的形成并非短期内影响因素所致，而是长期温室气体排放积累的结果。相应地，全球气候变暖的解决也需要数代人共同努力去解决。这就涉及代际公平的问题。[15]就排放权市场的代际公平而言，当代人要积极采取行动发展排放权市场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仅要解决前代人遗留的问题，并且不能把问题留给后代人去解决。具体而言，应在立法行动、减排目标和法律实施的评估上积极采取行动。

　　（一）立法行动的激励

　　排放权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需要当代人把后代人的经济和环境收益纳入立法的考量范围。关键的问题是，当代人必须做出积极性的立法行动。美国目前并没有有关的联邦统一立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各州没有立法行动。美国各州中以加利福尼亚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最具影响力，正如该法案所言：加州针对温室气体减排所采取的行动对鼓励其他州、联邦政府和其他国家采取相关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其实，加州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一直走在美国的前列。2006年《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的通过是数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加州对气体排放的法律控制甚至可以追溯到1959年通过立法要求州公共健康局制定空气质量标准和控制机动车的行动。有关气候变化立法的行动始于1980年代后期，至今也有近20年的历程。1988年，加州众议院议员Byron Sher提出了第一部气候变化立法的提案（AB 4420）。By-ron Sher作为加州参议院议员于2001年又提出SB1771的立法案，建议加州设立气候行动登记部门（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CCAR）。如今，CCAR正被联邦政府评议成为全国性框架，该地方立法被置于全国范围内效仿。[16]经过数代人不断的努力，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于2006年9月27日签署《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使之生效。基于排放权立法中代际利益的考量，以及气候控制收益的不确定性，当代人往往推迟立法行动。澳大利亚立法部门于2009年12月对气候变化立法提案的两次否决就是例子。

　　国家或者地方立法的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排放主体采取减排措施，从而满足本地区范围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限额，使本地区经济和环境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与排污权市场机制不同的是，排放权立法中必须把对后代人的立法成本和收益纳入当代立法之中。基于此，尽管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区存在着排放权立法中利益的纷争，但是应当积极地采取行动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今后排放权立法控制提供市场基础和立法经验。

　　（二）减排目标的确定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确定是排放权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现行的各国立法中都对减排目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英国《气候变化法案》（2008）第一条规定国务大臣的义务是确保英国碳收支账户的目标在2050年降低到1990年水平的80%。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第三部分则规定立法的目标是确定加州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到1990年排放额的水平。减排目标是在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对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衡量的确定。在总体目标确定的基础上，阶段性目标得到不断的优化和调整。但是，由于各国对温室气体控制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对温室气体控制的态度犹豫不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有的国家甚至搁置温室气体的立法。减排目标的确定有利于各国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通过法律义务性约束强化政府部门和排放主体的减排努力。

　　（三）法律实施的评估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需要数代人共同的努力。当代人立法控制的努力也需要后代人的支持和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代际公平的问题。一旦排放权立法设定了减排目标，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后代人会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完善和优化。

　　首先，后代人会对排放权立法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当代人在制定排放权立法时基于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信息的局限不可能对立法效果做出精确的预测，需要后代人在排放权立法实施过程中持续性地对立法效果进行评估。英国《气候变化法案》确定了报告制度，要求政府在每个碳收支5年计划结束时向议会提交一份碳收支计划的实施以及气候变化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和非经济影响的报告。根据该法案成立的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评估英国温室气体减排进展（每个碳收支5年计划以及2020年和2050年减排目标）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策略，使《气候变化法案》实施的评估有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其次，后代人会促进实施计划的更新。排放权立法确定了长期的实施计划，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会遇到特殊情形需要更新实施计划。这些特殊的情形主要包括立法控制对低收入地区和小企业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第38560.5（h）款要求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至少5年一次更新全面实施计划，以实现技术上的最大可能性以及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成本效益。

　　再次，排放权立法的相关法律和监管措施需要后代人加以完善。排放权立法的建构和完善需要数代人共同的努力。尽管美国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走在美国和世界立法的前列，其文本也达到了13页，但还远远解决不了所有的相关问题，因此其将大量的权力赋予了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该法案第38562（c）款要求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在2011年1月1日之前制定法规，以在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建立一个市场化的温室气体减排限额。同时，第38562（g）款规定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在2011年之后可以按照规定修改该法规，并可以制定其他的法规来扩充这一部分的规定。由此可见，只有当代人和后代人在立法目标一致的基础上，既发挥当代人的能动性，又发挥后代人在科学技术、经济信息等优势，才能较好地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人类难题。




【作者简介】
郑少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孟飞，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1][7][10][13]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于2009年6月11日发布的专题策略报告《碳排放权交易全景研究》，第18页，第9页，第20页，第10-11页。
[2][6]韩良：《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6-71页，第324-325页。
[3]See Sam Frankhauser&Cameron Hepburn,Carbon Market in Space and Time,LSE Center For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 Working Paper No.4,July 2009,pp19-21.
[4][8]See Sam Frankhauser&Cameron Hepburn,Carbon Market in Space and Time,pp19-21,pp2.
[5][9] See Julia Reinaud,Emission Trading：Trends and Prospects,OECD and IEA,December 2007,pp40-42,pp13.
[11]See Janelle Knox-Hayes.Constructing Carbon Market Spacetime：Implication for Neo-modernity,Oxford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Working Papers in Employment,Work and Finance,pp12-14.
[12][14]孙国茂《利用资本市场发展低碳经济》，《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3日，第16版。
[15]有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详细论述参见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69页。
[16]See W.M.Haneman.How California Came to Pass AB 32,the Global Warming Solttions ACT of200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Department of Agrica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ndPolicy working paper No.1040 pp3-26.Also see Janelle Knox-Hayes.Path Dependence,Coliation andInterlinked Networks：Legislating Carbon Markets in the Face of Financial Crisis,Oxford School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Working Papers in Employment,Work and Finance,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