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我国目前的缓刑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表现在：缓刑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撤销缓刑的条件不具体；缓刑执行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缓刑犯的监督机制不严格。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可以从缓刑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执行制度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具体而言，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应当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在原则规定下，应当规定哪些应当适用缓刑的情节，但同时应当保留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适当修正对累犯一律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设置和完善缓刑听证程序，改革、完善缓刑执行制度。

【关键词】：弊端；执行制度；法官自由裁量权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自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法以来的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缓刑制度在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加强犯罪改造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的重要体现。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缓刑制度也存在一些法律上面的不足，因而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研究缓刑制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还有执行情况，并采取相应对策逐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加强我国司法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作用

（一）缓刑制度的积极作用

缓刑是我国刑法适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确立的重要刑罚制度之一，是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制度中运用的具体化，也是依靠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同犯罪作斗争的方针在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体现。适用缓刑，既表明了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犯罪行为否定的评价，同时又体现了对犯罪分子一定的宽大政策。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基础上给犯罪分子以悔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缓刑制度的积极作用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符合刑罚经济的思想。缓刑的具体适用，能够使犯罪分子在感受到刑罚的威慑力，畏惧暂缓执行的刑罚可能被实际执行的条件下，在不被关押、由特定机关予以考察的过程中，更自觉地检点自己的行为、改恶从善、争取光明。从而避免了被实际执行短期自由刑而带来的与社会隔绝、重返社会困难、罪犯间交叉感染等现象的弊端，并能较好地以最经济的方法实现刑罚的惩罚、威慑、教育、改造等功能。

2、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实现刑罚目的的途径，主要是对犯罪人判处并执行刑罚。但基于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判处缓刑，是判处刑罚并保持执行可能性的条件下，暂缓刑罚的执行。是否被撤销缓刑，取决于缓刑犯对自己的自律，即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有利于促使犯罪分子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获得刑罚特殊预防的效果。

3、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脱离家庭、社会，可以继续从事原有的工作，避免了因执行实刑给其本人和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即可以使其不致因犯罪而影响履行自身负有的家庭和社会义务；使其既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会到法律、国家和社会的宽容，从而较自觉地完成改造任务，收到比执行实刑更好的效果。

4、缓刑的适用能减少国家经济支出。从经济角度看，刑罚执行是一种经济投入，即国家通过人力、物力、财力投放，以实现预防犯罪目的实现。对缓刑者附条件不执行刑罚，无需国家增加监舍建设费用、监管人员费用，因此，缓刑具有减少国家经济支出的价值。

（二）缓刑制度的消极作用

1、缓刑适用的透明度不高。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一般都是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根据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的三个实质要件，认为符合缓刑条件的，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我国合议制度和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中国特色，其讨论案件的形式是不公开的，既便是当事人和辩护人也无法查阅合议笔录和审委会笔录，这样，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好像是在搞暗箱操作，除判决书中表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笼统的理由外，谁也不知道法官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掌握的。司法实践是将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具体的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比如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性质、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社会、家庭帮教等等，这些在判决书中都无法表述，也无从表述。对一个被告人适用缓刑，看不到为什么适用缓刑，社会难以理解。导致有的案件适用缓刑的社会效果不好，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被告人上诉，增加不必要的诉累。

2、现在的缓刑适用制度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缓刑适用的决定权在于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有些法官对本不该适用缓刑的被告人而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的不公开、不透明，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他们与法官勾结一起，徇私枉法，玷污着我们的法官队伍。当然，检察机关可以抗诉，但是，有很多案件并不是一目了然，是否适用缓刑可能只是认识上的差异，检察机关不会也不可能对那种可以适用也可以不适用缓刑的案件提出抗诉，检察机关的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没有有效监督。另外，缓刑适用的不公开、不透明，使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的缓刑适用缺少了社会监督，公众对一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缓刑缺少理解，对于如何适用更不理解。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尽管在作出缓刑宣告之前法官也要考虑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但这种意见与影响都是背靠背收集的，所收集的意见可能并不全面，再说群众与社会对这一过程看不见，他们无法对各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作出自己的评判，因而难以使缓刑的决定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缺少有效监督的缓刑适用制度滋生着司法腐败现象。从另一角度看，有些案件本应当适用缓刑，但是法官为了避嫌而不予适用，免生是非，这些现象都影响缓刑科学合理的适用。

3、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求刑权）、没有社会（或群众）的参与权。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主要限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起作用。例如，刑法上规定对缓刑适用的条件之一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主要就是法官依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作出判断。换言之，是否适用缓刑是基于法官的主观性判断。而在检察机关方面，当前，检察机关比较关注的是自己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是否对被告人判处了实刑，而几乎没有在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对被告人宣告缓刑，并且也极少就人民法院对某个案件的判缓刑发表不同意见。

4、缓刑考验期间的监管措施不力。缓刑不等于无罪释放，适用缓刑必须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如果监管得不到落实，适用缓刑就等于是一句空话，就不利于促进罪犯改造，不仅如此，还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

二、目前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情况

（一）一般情况下缓刑的适用

我国的刑法中的缓刑，是指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限内，如果不再犯新罪，未被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宣告缓刑必须以判处刑罚为前提，缓刑不能脱离原判刑罚的基础而独立存在。缓刑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判处刑罚，同时宣告暂缓执行，但在一定期限内又保持着执行原判刑罚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第72条至77条6个条款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缓刑制度作出规定的：

1、我国缓刑适用的条件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含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1）必须是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1]

（2）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是适用缓刑的最重要的条件。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这是因为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嫌，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因此，累犯不适用缓刑。[2]

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上述3个条件，缺一不可。

2、我国缓刑的考验期限

我国刑法第73条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期限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2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5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1年。”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缓刑的考验期可以长于或等于原判刑期，但是不能短于原判刑期，而且缓刑考验期的长短要有极限。同时，刑法第73条3款规定：“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所以缓刑考验期限的计算，是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开始计算。[3]

3、缓刑犯的行为规则

根据刑法第75条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3）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4）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这些规定，既是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间应当遵循的行为规则，又是缓刑考察机关对缓刑犯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依据。[3]

4、缓刑考验期间的考察

《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缓刑考察的内容，就是考察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是否具有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即是否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以及是否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如果没有上述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5、缓刑的撤销

我国刑法第77条规定了撤销缓刑的法定情形，即在缓刑考验期内，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缓刑[3]：

（1）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都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而在考验期满后才被发现，只要未超过追诉期限，仍应撤销缓刑，按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

（2）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被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漏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新发现的漏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3）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按照以上规定，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内无论是犯新罪或发现漏罪没有判决，还是有严重违法行为者可能成为撤销缓刑的条件。此外，刑法第72条2款还规定，缓刑的效力不及于附加刑，即不论缓刑是否撤销，被判处的附加刑均须执行。

以上五个方面的立法规定，构成了我国的缓刑制度。纵观我国的缓刑制度，笔者认为其框架基本全面，但有些规定略显笼统、抽象，操作性不强，且立法用语的使用、立法限定范围的界定上有待规范，对缓刑考察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特殊情况下的缓刑适用

1、行为人犯数罪时缓刑的适用。数罪并罚与缓刑并不排斥，只要行为人被数罪并罚后决定执刑的刑罚符合缓刑的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在行为人犯数罪场合下应当慎重适用缓刑，因为行为人犯数罪是不宜于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但是，慎重适用缓刑并非不适用缓刑，缓刑适用除考虑行为人犯数罪这一情节，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果犯罪分子所犯数罪时间差距比较长，其他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较突出，有立功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总之，不能认为一个人犯数罪就认为不能适用缓刑，缓刑能否适用关键是看犯罪人的综合情况是否全部具备法定的适用缓刑条件。在犯罪分子犯数罪场合下缓刑的适用，应是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据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而后针对执行刑宣告缓刑，并确定缓刑考验期。因此，对数罪适用缓刑应以数罪并罚原则决定的执行刑为基础，不能以每个罪分别判处的宣告刑为基础。

2、行为人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时缓刑的适用。行为人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时，可以适用缓刑，认为被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不能适用缓刑的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实际上，剥夺政治权利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于那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二是根据某些犯罪的特征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前一种情况下，固然不存在适用缓刑的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犯罪情节较轻，又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完全可以成为缓刑的适用对象。

3、行为人被处以罚金刑时缓刑的适用。行为人被判处罚金刑的时候是可以适用缓刑的。将规定对罚金刑所具有的弊端与合理之处相比，笔者认为利大于弊，对罚金刑适用缓刑只要正确运用，并不至于损害刑法的权威和和公众对刑法的信任。对罚金刑适用缓刑具有特殊的预防功能的作用则可以大大降低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比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犯罪本人不能实际缴纳罚金，其家属只好带其缴纳而导致的株连无辜。

三、现行缓刑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缓刑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

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应缓刑。从理论上将，这是适应缓刑的实质要件和核心内容，而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而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预测，法官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影响往往导致不同的预测结论。同时这也为某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更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不敢大胆适应缓刑和滥用缓刑的两种倾向。

（二）撤销缓刑的条件不具体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撤销缓刑有三种情况：（一）犯新罪（二）发现漏罪（三）违反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笔者认为，撤销缓刑的第三种情形需要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情节严重”没有具体解释，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既不利于具体操作，也易导致权力的滥用。[4]

（三）缓刑执行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

根据刑法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目前公安因警力紧张，很难抽出人力专门负责考察工作；犯罪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职责与地位不明，影响了对缓刑的判处；法院在考虑对犯罪人适应缓刑时，须先征得犯罪人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的意见，而其是否愿意接受履行考察职责，往往可以决定对犯罪人是否适应缓刑，这有悖法律的原意，也有悖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随着人口流动大大加快，随之而来的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由于对流动人员无法落实缓刑考察措施，法院在量刑时，即使对符合缓刑条件的一般也不予宣告缓刑，这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四）缓刑犯的监督机制不严格

根据《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现行缓刑的监管机关是公安机关，缓刑犯的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只是配合公安机关实施监管。目前尚没有对考察的具体操作程序、方法作出统一规定。

（五）缓刑适用中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新刑法对于1979刑法而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诸多方面已凸显了我国法制的进步。但是，新刑法并未在立法上对容易导致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缓刑不当适用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规制，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仍充满了法外变数，法官对犯罪人在法定情形以外宣告缓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在加强和完善刑事法治的今天，“缓刑适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弱化”这一命题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审判实践中，缓刑适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1、避重就轻，盲目判缓。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那些罪行较重，不能判处缓刑或不适宜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仅仅由于其自身存在有自首或其他一些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就过多地考虑到这些从轻或减轻的情节而忽视其罪行、犯罪情节等方面因素而盲目判处缓刑。有的对于本应依法判处实刑但有一定社会背景的犯罪分子，却以罪犯有自首情节或认罪态度好为理由，脱离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这两方面的客观情况，随便判缓；有的对那些罪行较重的罪犯特别是在附带民事诉讼的故意伤害案件和盗窃犯罪案件中，仅以其民事赔偿或交纳罚金的多少来决定是否判处缓刑。

2、保留公职，刻意判缓。那些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曾被委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和被赋予一定管理职权的公务人员是知法者，他们理应带头遵守国家法律。他们一旦实施犯罪，纯属是知法犯法，就其主观上讲对社会具有更深的恶性和更大的罪过，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更严重，这本应是对其依法定罪和适用刑罚的酌定条件，而且还要依法免去其原任的公职，即使是被宣告缓刑的也不例外。但在司法实践中，少数人员认为被宣告缓刑后罪犯不仅可以不予关押，还可以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错误地将宣告缓刑等同于无罪释放，有关机关甚至仍旧保留已犯罪公职人员的公职。以至于，触犯刑律的公职人员凭借原职位优势，千方百计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向法官施加影响，法官屈于上级机关（人员）的压力和一己私利滥用自由裁量权刻意判缓的情况比较普遍。

3、贪污贿赂，唯利判缓。受利益驱动个别人民法院在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处理上，执法不够严格，对犯罪分子该判实刑的却从轻判处了缓刑。有的法院因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赃款赃物的收缴为目的，主要被告人足额退赃即宣告缓刑；有的法院受检察机关（纪委）利益的影响，照顾执法部门间的关系而判缓；还有的法院以被告人单位的赞助作为判缓的条件。对贪污贿赂罪犯量刑失衡，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反应，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失去信赖，对举报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也失去热情。

四、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上应对是否适用缓刑设置量化标准，出台“明文规定”

总结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对判断实质要件的标准予以具体化，明确规定法官在判断行为人有无人身危险性从而裁量适用缓刑时，应考虑下列因素：（1）未成年犯。这些罪犯中大部分人可塑性大，易受环境影响，从司法实践来看，对这部分罪犯判处缓刑，借助学校、家庭、社会力量进行教育、感化、挽救，效果较好。（2）胁从犯。由于其系被胁迫、诱骗参加犯罪，主观恶性不深，放在社会上较容易改造。（3）过失犯、中止犯、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构成的犯罪。此类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很小，一般再犯可能性不大。（4）情节一般之初犯。这部分罪犯中很多人是由于一念之差走上犯罪道路，犯罪后又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希望政府给他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因此把他们放在社会上改造，能促使他们遵纪守法，不再重新犯罪。（5）因民事纠纷，特别是家庭、亲属、邻里之间的纠纷引起的犯罪中的罪犯，只要危害后果不大，均可考虑适用缓刑。这有利于邻里和睦、家庭稳定，减少损害结果和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6）一般犯罪具有自首、立功的情节。罪犯能够投案自首，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等其他的立功表现，表明其能够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二）明确撒消缓刑的具体条件

将撤销缓刑的第三种情形具体可规定为，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可撤消缓刑：（1）缓刑人持续一段时间或两次以上无正当理由违反法院为其规定的缓刑附加义务； （2）缓刑人持续或者两次无正当理由脱离缓刑考察机关的监督管理；（3）连续二次以上违反地方性法律法规或一次以上治安处罚的。

（三）建立专门的缓刑监督机制

对缓刑罪犯监管考察的机制建设，应当在设立专门考察管理机构（组成方式）的基础上，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工作制度，由具备一定素质的社工人员作为缓刑考察官，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管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作为缓刑罪犯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情况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决定对罪犯适用暂缓量刑后，由检察机关通知考察机构，并办理缓刑罪犯的交接手续，考察机构应指派具体缓刑考察官，并报检察机关备案。缓刑考察官应采取“一对一”的跟踪帮教管理，并以考察机构的名义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考察情况。检察机关根据考察机构提出的考察情况报告，及时对缓刑罪犯的处理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决。

（四）增设缓刑听证制度

在开庭审理中，诉讼各参与人对被告人提出适用缓刑的请求或建议的，合议庭在开庭审理之后，经评议认为对被告人拟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并且可以考虑对其适用缓刑的，应当举行缓刑听证。[5]设置缓刑听证程序有这样几个优点：首先，它将现在的人民法院决定宣告缓刑由暗箱操作变成了阳光下的操作，将缓刑的决定过程置于社会与群众的监督之下；其次，它将现在的缓刑决定由纯粹的法官裁量变成了公诉机关、考察机关参与决策，再加上有其他相关单位或者社区组织的参与，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再次，由于在缓刑决定作出之前充分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使得缓刑在宣告之后更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遵守与执行；最后，以缓刑听证程序的设置，可以使缓刑的宣告更加准确而恰当，从形式上体现了公正，为实质上的公正提供了形式要件。

（五）建立缓刑人格调查制度

在我国，适用缓刑，进行再犯预测，是以犯罪情节和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为根据的，无疑，犯罪情节、行为人的悔罪表现，是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也是进行再犯预测的重要根据，但是，仅依据犯罪情节和行为人的悔罪表现进行再犯预测是不够的，提高适用缓刑再犯预测的水平有很大的余地。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适用缓刑前对行为人进行调查，在适用缓刑前征求行为人住所地、工作单位的意见，判前建立人格调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预测的准确率，降低缓刑适用的风险。

所谓人格调查制度，又称判前的调查，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理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的素质和所在环境作出科学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人格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主要是调查犯罪分子的犯罪与违法经历。

2、社会调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了解罪犯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况，监护人的住址、职业、资产、健康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等；二是犯罪分子学历、学习成绩、嗜好，对学校老师的态度，退学理由及升学愿望等情况；三是居住地和近邻的环境，近邻对犯罪分子的信任，以及被告人过去和现在的交友的情况；四是就业历史、出勤状况、工作成绩，对工作抱有的希望与态度、与同事的关系等情况；五是被告人过去与现在的经济状况情况；六是被告人的道德品质、宗教信仰、娱乐、习惯、兴趣等情况；七是婚姻情况等。

3、调查确认。对罪犯适用缓刑时，在判决前，法院还应当征求罪犯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等方面的意见。调查人员经过的访问犯罪分子的家庭、单位、近邻等方法，确认调查的真实性。但法院征求单位的意见，是为了落实监改工作。但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只是征求单位的意见，不是必须听信单位的意见，对罪犯所在单位的意见，法院一要征求，二要分析，不可偏听偏信。因为对于单位要求对罪犯适用缓刑的，有的是真正出于挽救的目的，全面看待被告人，客观地提出建议；有的是出于人情人际关系，受被告人亲属、朋友之托，代为求情；有的是出于小团体利益，认为被告人是能人，能为单位生财；更有甚者，有的是领导出于本身不廉洁，怕把被告人推向绝境自己受牵扯。因此，法院既要征求单位的意见，又要综合地加以分析，不能唯单位意见是从，那种把单位是否愿意接收作为能否适能缓刑的做法，实际上把缓刑的裁决权交给了单位，这是不恰当的，也有失独立审判的原则。以上三方面的调查，形成被告人的人格调查表，作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的依据之一。

（六）弱化缓刑适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权

缓刑适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防止办法有：

1、推行阳光审判，构建旨在约束法官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机制。

阳光审判一方面是强调庭审的公开性，另一方面应特别强调判决书的说理性。通过判决书的详细说明和充分论证，将缓刑适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揭示出来。一份说理性很强的判决书会使当事人及关注本案结果的人们明确缓刑适用的运作过程和根据，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和减少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问题，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要求。阳光审判的外围应该是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尽管缓刑适用不当也是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理由，但在实践中，因缓刑适用不当而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微乎其微，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在缓刑适用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完善缓刑适用申诉（抗诉）制度的主要构想应该是，只要申诉人（抗诉人）有新的证据或充足的理由认为被告人适用缓刑确有错误时，都必须启动再审程序，相关法官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应该加强法官理论和法官的职业道德培养以及加强法官的保障。[6]

由于法官在的理论、认知上存在差距，不具备审判专业知识的干部仍肩负重要审判任务，审判始终围绕地方局部利益而开展，审判学术研究严重滞后或流于形式。在刑事审判领域，许多法官是部队转业干部，对缓刑适用之类的法律钻研不够，必然导致理解和适用上的不准确。所以应加强法官在法学理论方面的培训，特别是在缓刑适用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思想和德行素质做保障。法官如果没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不具备秉公执法的思想，在司法活动中不能做到依法办案，不能视公正如生命，不可能实施好法律、执行好法律。

法官要行使好自由裁量权，仅精通业务还不够，还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思想和德行素质做保障。法官如果没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不具备秉公执法的思想，在司法活动中不能做到依法办案，不能视公正如生命，不可能实施好法律、执行好法律。法官要行使好自由裁量权，必须要有公正办案的良好思想，养成不畏权势，不徇私枉法，不为利益所倾的优良品德。所以应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和政治业务学习。

切实为法官创造一种正确行使审判权力的社会环境，应尽快解决的是法院科学设置和法官管理监督问题。体制上的矛盾导致了法官生存环境的恶化，在法官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得“苍白而无助”。法官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却为自身权益被侵害而黯然神伤。因此，有的法官会在适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时贪污贿赂，唯利判缓，所以应改善法官的待遇。
 
【结 语】

缓刑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却是不能替代的。作为法官只有准确把握缓刑适用的条件，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才能达到刑法赋予缓刑的真正目的。总而言之，对现行缓刑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配备专职缓刑考察官，建立健全的缓刑考察规章制度，规范缓刑考察处理程序，将能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避免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参考文献:

[1]张文学、李艳明、吕广伦、蒋历，中国缓刑制度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2]参见左贤卫，缓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期,第221-249页。

[3]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0期，第300页。

[4]参见朱润发，缓刑犯考察监督有待完善,法制日报。

[5]参见刘琦，论我国缓刑制度的缺陷以及完善,中国期刊网,2007年9月第22卷第3期。

[6]参见王建军，我国缓刑制度的综合治理 ，见中国法院网。
 
作者：龙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