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呈逐步上升趋势。据统计：我院2007年至2009件受理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19件30人，犯罪数量及人数较多，社会危害严重，不利于打击和惩治侵财犯罪，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此，通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的调查分析研究，并结合法院的职能提出对策。
一、掩饰、隐瞒犯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要件

（一）、概念：掩饰、隐瞒犯罪是指明知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源于今年5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针对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这一犯罪行为，将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关于“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和补充，解决了实践中比较常见又容易引起争议的几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盗机动车行为的法律问题。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进行了修改。2007年5月11日，根据《刑法修正案（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明知是盗窃、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罪名。2007年11月6日，“两高”正式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正式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罪名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一、《刑法修正案（六）》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修改《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将犯罪对象由“犯罪所得的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二是对犯罪行为增加兜底性规定；三是提高了法定刑。修正案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宽度和力度，刑法对于赃物犯罪的立法呈一种严厉化的趋势。表现在：

（二）、对赃物犯罪客观手段的罪状描述越来越具体和扩大

我国1979年《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仅规定了窝赃和代为销赃两种犯罪行为， 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窝藏，既包括提供藏匿财物的场所，也包括为罪犯转移赃物、代为销售。”将刑法规定的窝藏和收购两种犯罪行为进行了扩大。1997年《刑法》修订后，在立法中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赃物犯罪行为分解成为“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四种，将转移赃物的行为从窝藏行为中分离出来，将代为销售的行为从收购中转移中出来，在立法上明确了赃物犯罪的四种客观行为。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赃物犯罪的客观行为又作了进一步扩大，增加了“以其他手段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兜底性条款，解决了实践中遇到了其他手段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难以定罪的问题。《关于办理盗窃、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了“典当、拍卖、抵押、拆解、拼装、组装、更改颜色，以及提供伪造的机动车来历证明、号牌的”等客观行为，一律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使这一罪名的客观行为具体化。

（三）、提高该罪名的法定刑

1979年《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犯罪窝藏、销售赃物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1997年《刑法》修改后，对于本罪的法定刑没有增加，但是1997年《刑法》对于几类特殊犯罪的赃物犯罪规定了新的罪名——洗钱罪，并且法定刑设定了两档，明显高于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进行扩大，由三种罪名扩大为七种。《刑法修正案（六）》也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法定刑增加了一档，使刑法体系中的财物犯罪各罪名的刑罚幅度相一致。

（四）、扩大了该罪的犯罪对象

1979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六）》以前，该罪的犯罪对象均为犯罪所得的赃物。但《刑法修正案（六）》将该罪的犯罪对象扩大为“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将犯罪追缴对象由犯罪的直接所得扩大到间接所得，进一步扩大了追缴的范围。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名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罪名到底如何适用尚不统一，有的认为应当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有的认为应当根据案情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笔者认为，如何正确适用本罪的罪名，应当结合刑法的立法技巧来进行分析。在我国刑法中，对于罪名的适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具体罪名，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另一种是选择性罪名，选择性罪名又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手段选择性罪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在这类罪名中，犯罪的对象是固定的，即毒品，但手段却可以选择。在适用罪名时，应根据犯罪嫌疑人所实施具体犯罪行为来定；二是对象选择性罪名。如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这类犯罪中，犯罪对象是会计或统计人员、古人类化古或古脊椎动物化石，但手段是固定的，适用罪名要根据犯罪嫌疑人所侵害的具体犯罪对象来选择。三是手段和对象选择罪名。最典型的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这一类选择性罪名手段和对象均有多种，要根据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手段和侵害的对象不同来选择罪名。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罪名的犯罪手段有掩饰和隐瞒两种，而犯罪对象则有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两种，符合选择性罪名的手段对象选择性罪名这一特征。因此在适用这一罪名时，应当根据案情分别适用不同的罪名，具体适用应为“掩饰犯罪所得罪”、“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饰犯罪所得收益罪”和“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这四种。

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二）本罪的主观方面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三）本罪的客观方面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1992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四）本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对于法人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由于《刑法》条文未作规定，因而未能成立，但是对于洗钱罪，却规定了法人能够成为赃物犯罪的主体，因此法人在理论上应该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原罪问题研究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个下游罪名，必须有上游犯罪的存在才能构成本罪，但是本罪名中所规定的上游犯罪，是一种犯罪行为还是必须要以触犯具体罪名为前提，司法界认识不一。刑法中，有这种类似表述的一共有两种，一处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另一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名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第一种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2002年7月24日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答复中已经明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的罪名。对于第二处转化型抢劫的规定，目前“两高”及全国人大均没有作出明确，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只要是有犯罪行为即可，有人则认为必须构成诈骗、盗窃或抢夺犯罪。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1日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这一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可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因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犯罪行为，但是由于该三类罪不是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八类犯罪之一，因此他们不能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所以也不能转化为抢劫罪，只能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定罪处罚。由此可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对于构成下游罪名的犯罪要求必须是触犯具体罪名，而不仅仅是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其司法解释的精神，那么本罪的犯罪嫌疑人要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则必须是他人构成犯罪行为的所得或收益。假如说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盗窃了3万元现金，其父亲明知并为其掩饰、隐瞒了该3万元，虽然其父亲主观上明知是其子盗窃所得，客观上也实施了掩饰、隐瞒的行为。但是由于其子由于未满十六周岁，不能构成盗窃罪，本罪的上游犯罪不成立，所以其父亲自然也不能构成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即数人单独盗窃均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未构成犯罪，但窝藏者总共窝藏的数额超过盗窃罪数额较大起点的，能否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笔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没有明确犯罪多次或数额作为构成本罪的情况下，应当不能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五、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频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一）、助长犯罪分子气焰，对侵财犯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谭某等人系列盗窃耕牛案为例，自2007年2月至8月期间，先后在水源、思恩、洛阳、上南等地连续作案20余起，盗窃耕牛达58头，盗窃 分别以1000元至2000元的价格卖予他人，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犯罪分子触犯刑律，除受利益驱动外，还因有专门销售渠道、有专人负责销售，且“价廉物美”，很“抢手”，常“供不应求”，“市场前景”大，所盗赃物不愁销路，让犯罪分子没有后顾之忧，敢于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二）、制造不稳定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还常诱发破坏电力设备、公用电信设施等犯罪。以张某某案为例，苏某某等8人先后在环江县川山、下南、洛阳等地采用破坏性手段，盗割正在使用的高压线，盗窃电信、移动、联通等公司基站的变压器及通信光缆10余次，尔后赃物由莫某某等人转移、销售给废旧收购店，直接经济损失12万余元。造成电信、移动等公司部分线路中断，部分乡村、工厂供电、供水中断的后果，怨声载道。

（三）、增大打击犯罪难度，妨碍司法机关职能的发挥。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得到的财物更是至关重要的物证，对其正确定罪量刑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增加了打击犯罪的难度。仍以许某等系列盗窃案为例，破案后被盗窃的90合辆赃车仅追回30余辆，其余车辆不知所踪，购赃人无从查找，增加了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难度，直接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损害“三农”切身利益，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本地来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犯罪对象，一般为五类：一是摩托车、助力车等机动车辆；二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三是通讯电缆、电线等设施组件；四是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五是农村的耕牛、生猪等家畜。本地作为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和香猪、香、菜牛生产基地，耕牛、生猪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产增收、维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如谭某某一案，韦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在环江县水源、思恩、洛阳、上南等地盗窃作案20余次，盗得耕牛58头，并由李某某等人窝藏、转移至成都等地销售，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活动，社会影响恶劣。

（五）、阻碍正常二手商品交易，扰乱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商品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商品流通和交换，而在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二手商品的交易，不但推动了产品流通和技术升级，也节约了资源，避免了浪费。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增多，给正常的二手商品交易制造了麻烦，冲击了民商事活动所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让有真实二手商品需求的人们因害怕买到“贼货”而不敢、不愿交易，一方面制约了二手商品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仅按市场价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价格倾销的“贼货”，也扰乱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最终将伤害到消费者自身利益。

五、对策及建议

（一）加重犯罪成本，以矫正“贪小便宜”念头为核心，从源头和思想上遏制犯罪。从实践看来，掩饰、隐瞒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主要是想阻碍司法机关追缴赃物和影响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秩序，而是想通过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谋取金钱利益。比如通过窝藏、转移赃物获得好处费；通过代为销售赚取差价；通过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贼货”变相获得利益。针对这一特点司法机关应“对症下药”，加重金钱利益、物质利益的惩罚力度。使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充分衡量犯罪成本，考虑“值不值得”触犯刑律。检察机关针对该类案件应提出较高数额罚金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分子认识到该行为构成犯罪，不但赃物被没收，还会处以比实物价值高的罚金，使其感到“不划算”，犯罪成本大，从而达到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加大打击力度，正确认识宽严相济政策精神，实现区别对待。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的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一般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害性小、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却没有全面认识到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如得不到有效控制会滋生新的犯罪和矛盾。应当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对有主动提出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赃物、多人多次、社会影响恶劣等情节的要坚决起诉并提出从严量刑建议，防止惩治力度不够，放任犯罪。对于有购赃自用、赃物价值不大、初犯、偶犯等情节的，应从宽处理。对作不起诉处理的要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矫正其错误思想，并通过社区的形式进行法制教育，达到个别预防和普遍教育的目的。

（三）加紧法制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犯罪、远离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据调查发现，大多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并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盗窃、抢劫等犯罪，赃物是不是他人通过违法犯罪所取得的与自己无关。针对这一情形，应广泛法制宣传活动，一是对此类犯罪尽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审理并有针对性的发表公诉意见，全面阐述其社会危害性，起到教育被告人和旁听群众的作用；二是结合实际深入案件多发地区的乡村、社区、学校进行普法宣传，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三是结合有新闻价值的相关案例，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新闻稿件。

（四）加强专项整治，以规范二手市场、典当行、废旧收购站经营为重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结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销赃的特点，司法机关应主动配合工商、税务等部门对此类犯罪多发场所进行专项整治，加强治安管理，严厉打击查处销售赃物活动，对销售、代为销售可疑物品、赃物的，及时处理，避免形成恶性循环。

作者：欧彦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