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调节对于缓解当前贫富差距远远不够。因为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财富上的差异只会越来越大。简单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根本无法扭转财富上的不平等。

财富鸿沟与消费差异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化机制，它们势必强力冲击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极大地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这些社会分化机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重新塑造着中国的社会结构。

第一，拉大生活机会上的差异。如果国家不再担当提供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角色，财富的累积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财富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在健康、教育、老年保障等基本生活机会上的更大差异。

第二，拉大发展机会上的差异。财富累积与消费行为通常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不同阶层的家庭背景会直接影响孩子理想抱负的形成、受教育机会的优劣以及发展前途中所需要的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

第三，制造社会隔离。消费行为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也显示出不同阶层间不同的生活方式。当前中国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的消费差异相当显著，消费市场的“筛选”功能正塑造着一个界限分明的社会结构。伴随着消费隔离的，往往是经济隔离、社会隔离、空间隔离甚至是文化上的隔离，而社会排斥与社会对立也就应运而生。

第四，出现食利阶层。财富的累积使得人力资本的传递变得不再举足轻重。? 资产的增值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累积速度。以交换劳动力得到的工资收入对于资产财富阶层变得可有可无，这必将导致食利阶层的出现。

第五，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正是由于不同阶层的家庭提供了不同的生活与发展机会，必然形成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累积优势或劣势，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分层过程，形成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循环圈。

第六，持续长久的社会不平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父辈收入上的差距止步于父辈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家庭财富则可以世代传递，生活与发展机会上的累积优势也通过再生产过程得以强化。这将导致可以跨越世代、持久延续、几乎无从打破的社会不平等。

这些新趋势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政策启示又有哪些呢？

第一，财富累积与消费差异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而鲜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与手段。这些崭新的社会分化机制构成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二，以财富与消费为基础的阶层界限明显，并更能加深社会群体间的隔离。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分层机制深深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显示与提醒阶层间的差异。所以，在谈论社会上的“仇富”与“排贫”现象时，需要更多地探讨其背后的分化机制。

第三，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差异大于收入差异。缩小消费差异对于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至少有三个推论值得我们深思：一是与富裕家庭相比，贫穷家庭在改革开放中的受益相对小得多；二是当前的政策与整个信用市场更多的是鼓励富人消费，对于穷人则关心不够；三是在当前拉动内需的措施当中，应当注重培育富裕人群以外其他阶层的消费能力。因为富人消费水平已经很高，其增长的边际有限。

第四， 资产的过快增值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投机倾向。这一趋势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普通大众也投入到了这一投机高潮中。由此所滋生的社会浮躁心理进一步加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

第五，资产增值与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异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价格的差距，这进一步导致了畸形的投资取向，即地方政府与普通群众对回报不明的教育投资意愿较低。因而，除加快提高劳动力价格以外，政府在转型时期应当承担教育投资的责任。

第六，收入分配调节对于缓解当前贫富差距远远不够。因为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财富上的差异只会越来越大。简单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根本无法扭转财富上的不平等。如今，或许我们应在接受不同社会阶层间财富鸿沟的事实基础上，从财产税的角度来调整收入与财富的分布，如财产持有税、遗产税、资本收入税、资产增值税等。

第七，资产财富可以在代际间直接传递，而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更为间接、复杂。富裕家庭的孩子在财产资本与人力资本上都处于相对优势，而这种优势的代际传递使得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得到再生产，并传递下去，形成所谓的长期延续的社会不平等。

第八，由于资产的门槛效应以及资产的快速增值，使得城市社会各阶层间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大。而资产增值的过程是富人变得更富，穷人还是穷人。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路径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流动机会也变得越来越稀少。

王天夫